劉香成

劉香成是著名美籍華人攝影家與媒體管理人，1951出生於香港，劉香成童年時代在母親的老家福州度過，中 國血緣和中國情結成了他認識和理解中國的起點。20世紀60年代劉香成 去了香港，在那裡讀完中學。16歲他開始遠渡重洋，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之後就開始他充滿傳奇的傳媒生涯。在《生活》雜誌擔任實習記者期間，他採訪過法國的政界要人，親歷了西班牙、葡萄牙動蕩的政局。作為《時代》周刊和美聯社的駐外記者，他走遍了中國、蘇聯、印度、韓國、阿富汗等20世紀後半期幾乎所有的熱點地區。他的攝影集《毛澤東之後的中國》、 《蘇聯的解體》引起了巨大反響，並因此獲得美聯社最佳記者獎、密蘇里大學年度“最佳圖片獎”以及全球新聞界的“奧斯卡”——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進入21世紀，劉香成完成了從記者到職業經理人的轉型，1997年10月至2000年8月，劉香成就任時代華納集團駐中國首席代表。2000年9月至2005年9月加入新聞集團歷任常務副總栽，高級顧問。

對劉香成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另一個激動人心的“大”故事。

作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攝影記者之一，劉香成用他手裡的相機，記錄過眾多的“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種族紛爭頻仍；在斯里蘭卡，宗教戰爭火焰熊熊；在阿富 汗，到處都是蘇制坦克、大炮，“我差點被火箭筒轟掉。”而在蘇聯，劉香成又親眼見證了這個龐大國家機器的土崩瓦解。

1990年，劉香成被美聯社派駐莫斯科。時間迅速滾動到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室，劉香成跟著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董事長湯姆·約翰遜，一路混了進來，他成為全球媒體唯一入場的攝影記者。通過關卡時，克格勃警告劉香成，絕對不許拍照。

此時此刻，戈爾巴喬夫正在發表震驚世界的講話。一個超級大國，即將不復存在。

劉香成在等待機會。他目測距離，悄悄調好相機的光圈、焦距。

演講稿一共4頁，戈爾巴喬夫讀到了最後一頁。“我將要終止我擔任蘇聯總統這一職位所履行的一切行為……”說完，不知是出於憤怒還是惋惜，戈爾巴喬夫並沒有把講稿平穩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電光石火間，劉香成手中的快門“喀嚓”作響。

幾乎同時，“砰”，克格勃的一記重拳也砸在劉香成後背。

劉香成忙不迭地向盛怒的特工解釋，甚至懇求，自己沒有惡意，只想趕快發稿。

克格勃終於把劉香成推了出去。克里姆林宮鮮艷的紅地毯上，這個抱著相機的記者一路狂奔。

大門外，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正在焦急等待。看到劉香成衝出來，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Fuck you！”他們大罵，“這傢伙拿到了獨家新聞！”

第二天，全世界大報的頭版頭條，用的都是劉香成拍攝的這張照片———“戈爾巴喬夫扔稿子”，一個時代結束了。1992年，劉香成榮獲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他成為獲得該獎項的唯一華人。

劉香成這個名字與普利策獎聯在了一起，他在1992年摘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而在攝影圈中，知道劉香成更多的是從《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開始的，儘管他們中很多人僅聞其名沒見其書。在那本攝影集中，當年還很年輕的劉香成，作為當年（1978-1983年）美國主流媒體《時 代》周刊和美聯社常駐中國的攝影記者，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初時期，記錄了我們在生活中經歷卻沒有發現、走過卻沒有留意的事態與變化；也許因為我們身處其中，一切對我們來說太過尋常。但是，這樣的尋常成為劉香成鏡頭下的主題，而這本攝影集後來成為中國不少媒體攝影記者的必讀書。

《中國日報》著名攝影家王文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這樣說過：在他從事攝影的事業中，劉香成對他的影響最大。“1978年我們認識時，他還在美聯社任職。那時他的作品就已經按照國際化攝影標準拍攝了。寫實的手法，很深的寓意。比如他拍在天安門廣場，穿軍大衣的小夥子，喝著可口可樂，揭示了美國文化進入了中國。“他的《毛以後的中國》，從中國經濟、政治、文化改革，反映出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馬上就要張開胸懷，沉積的岩漿就要爆發了，具有強烈的震撼力。

“翻看他的《蘇聯的解體》，你會由衷地認可，劉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物和歷史劇烈的變革過程緊緊地膠結凝固在一起，靜默地躺在這本畫冊之中。然而，信手翻閱，所有的歷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彷彿從來未曾離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張張經典的照片會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他給了我很深的影響，讓我從單純的攝影中跳了出來，學會觀察和思考。”關於那本《毛以後的中國》，《中國青年報》社攝影部的張左先生對書中一張北京人冬儲大白菜的片子印象深刻。他說，其實畫面很簡單，就是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還有北京人的幾分錢一斤的大白菜，但老北京看了特親切，因為那就是那時候他們的生活。

劉香成用鏡頭記錄了歷史，對於過來人來說，是一種回憶，一段生活；對於現代人來說，那意味著一個時代，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過去。劉香成的“第三隻眼”。

劉香成說：看了《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你就會感到我的拍攝始終是圍繞著“了解中國”展開的。毛主席的去世對中國是一個轉折點，1978年我來中國工作，這年就召開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進行改革。我覺得一個國家，在觀念上稍微動一動，國家就可能發生大的變化。以前我們是一律公有制，後來稍微動了一動，公有制可以和私有制並存，這20年發生的變化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巨變，世界是公認的。作為攝影師，要告訴後人這個變化是怎麼一回事，給後人留下一些視覺的東西。與劉香成聊了很多，他並沒有提到他的工作室，只是在他留給記者關於他那張獲普利策獎照片的信封上，記者注意到了這樣的字樣：人文的中國（1949-2008）劉香成工作室。

儘管如今劉香成已經放下了手中的相機，但他的腦子裡還有根深的攝影家的思維，他在觀察中國，關注著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度，這一次他選擇的跨度更大，從解放后的中國一直到北京2008——將被全球矚目的中國。2003年《巴黎攝影》雜誌將劉香成列入當今世界上99個有重要影響的攝影人之一，並認為劉香成擅長報道政治新聞，照片“將深刻的中國人的靈魂和西方重視客觀、講究報道的方式方法結合在一起。”

曾經的經歷更深的理解，在劉香成的作品里提到最多的是人文，是一種思考，而他的思考在畫面上輕易地傳達。說到《毛以後的中國》，必須提到一個細節，那是1976年，當時劉香成被《生活》雜誌派到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採訪，那天劉香成採訪完法國總理雷蒙·巴爾，劉香成從地鐵站出來，在報攤上看到一家報紙整版地登著毛澤東的照片，知道中國出事了。劉香成當即打電話給他的 代理人，說想去北京採訪。幸運的是，他得到了機會，代理人表示，《時代》周刊願意派劉香成去中國採訪毛澤東去世的新聞。“我從巴黎飛到香港，當時不用說外國人，連海外華人去北京都很不容易，後來知道北京的情況比較複雜。去不成北京，我就在廣州採訪，到處去拍照片，街上的人胳膊上都戴著黑紗，飯店也在毛主席像上掛上黑紗來悼念毛主席，整個氣氛很沉重，但很平靜。我是用很沉靜的畫面報道了毛澤東去世這個非常不一般的新聞。”劉香成強調說，如果沒有小時候在中國的生活經歷，我也許沒有這樣的判斷。

劉香成的小時候在福建的福州度過，劉香成的父親也是一位報人，是《星島日報》創史人之一。“在福州念小學時，我是班裡唯一一個因為家庭成分戴不上紅領巾的學生。1960年，村裡的人沒有東西吃，都餓得水腫了，我們也挨餓，但情況好一點，我父親會寄點外匯，我們能到專門的涉外商店買上一點麵粉。如果沒有這些親身經歷，我就不會關心中國下一步該怎麼走。”在廣州，劉香成從中國人的臉上讀到了一種境界，他說這是一種無以言狀的表情，你感覺到人們意識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後，中國肯定會發生變化，但怎麼變他們說不出來。他說：“很多人知道一些也不大知道一些，如果沒有早期在中國經歷過大躍進等事情，以後我在關於中國的報道中會缺少很多感受。”。“在廣州，我覺得人們的面孔跟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樣了，人們終於把包袱放下來了。人放鬆不放鬆，一部分是身體語言，一部分是臉孔。毛去逝以後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開始。我後來花了四年的時間，用一種普遍的東西來說明這個時代。”劉香成決定把這樣的“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表情用照片記錄。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中有一張照片，一個貼滿大字報的牆的前面，一對青年人坐在那兒談戀愛，兩個人的腳碰在一起，這就是當時很中國的東西。他們是兩隻腳交叉，這張照片把當時背景下那代人的情感方式表現出來了。劉香成說：“在政治運動的間隙，只要有一點點可能的空間，人們就希望坐下來享受一點生活的親密。看起來這是很細節的東西，但能說明大問題。我覺得我拍的東西並沒有什麼異常，我是用攝影把生活與那個時代的大環境、大背景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行走改變理解，作為一個攝影師，劉香成的足跡走遍了全世界，他親歷了很多歷史性的時刻，並自然地成為其中一分子。在他最終選擇“暫居”北京前，他的生活和工作一直是在世界行走，而且很多時候他選擇長駐。“我經常在一個國家一呆就是三四年，四五年，春夏秋冬與別人一起過，你會用不同的心態去觀察。那時候，你的家搬過去了，傢具也過去了。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文化環境，你都會找到不同的空間去吸收和欣賞不同的文化。”。“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呆 上10天半個月，你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沉澱下來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行走給我最寶貴的就是讓我能更容易地理解不同的文化。”。“當年我在美國南加州的美聯社工作，記得我要離開洛杉磯，去駐新德里前，我的美國同事都不理解。當時印度正值甘地夫人被刺，時局很亂。因為是我主動要求離開外派。在暗房裡，我的同事說，劉香成，你瘋了，全美國人都願意來南加州，這裡有陽光沙灘，我們開著敞篷跑車工作，我們還有手機（當時手機並不普及），每天工作拍一兩個任務就完了。一切都那麼美好，你為什麼要去那個鬼地方？”

劉香成說，“這是我的一種選擇，但是在印度讓我增加了對中國的理解。”。“對中國的文化我總是既明白又不明白，其實當你了解一個文化到一定程度時，你就會覺得這裡文化很深，都會有同樣的困惑。我現在對中國還有這樣的困惑。”。“我在印度的時候，感覺到中國比印度窮多了。”記者臉上詫異的表情並沒有逃過劉香成先生的眼睛，他說，每當我說這句話時，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像你這樣的反應。“我指的是自然條件，印度可耕地那麼大，而中國雖然地廣，但只有17%的可耕地，我指的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田不多，這樣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國人很強的生存能力。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務實，中國人很早的問候語就是“你吃了嗎？”因為吃飯並不是一個很自然的事兒，當然現代的年輕人不會理解。”

“中國人要平穩，要安定，西方人一直生活在富裕的環境下，他們對‘中國人求穩’從字面上可以認識，心情上不能理解。中國人的改革在外國人看來顯得‘保守’，中國人在一項改革推進之前總要在一個地方進行試驗，比如先是在深圳建立特區，接著在沿海地區推開。因為外國人沒有經歷過中國的動蕩，沒有那麼多的天災人禍。“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們會很難理解領導人說的‘今天的局面來之不易’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什麼叫‘來之不易’”。“我知道如果我一輩子住在中國，我對中國的理解也不會是這個結論。很多的攝影師問我，為什麼你會看到這樣的東西，而我們都看不到，我想行走使我對於不同的文化有更多的視角和理解。而無論是圖片或者文字如果對文化理解不深入的話，它們也就不會很有力量。”

王文瀾說，在劉香成的照片里看到了思考，所以可看而更可讀。關於“讀”照片，劉香成有這樣的理解。“如果一張照片只值得你看不值得你讀的話，我就覺得有很大的差別。後者讓你去想問題，我很幸運，從大師們的作品里學會了怎樣去讀照片。”在《生活》雜誌做實習生的時候，劉香成有幸師從攝影大師米利，“我發現，這個東西是要和生活緊密地扯在一起。生活，就是文 化啊、歷史啊、宗教啊、傳統啊、國與國的關係啊等等。這些東西都不是學校里教的。”與米利實習9個月的時間裡，大師與劉香成無所不談，就是沒談過照相要用8的光圈還是用1/125秒的速度。但米利教會了劉香成更寶貴的，劉香成說，“米利有一個習慣，就是把自己喜歡的照片剪下來貼在牆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就會發現問題。這個過程讓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就是你要去創作，常常需要去想問題，需要休閑。”

劉香成堅定地認為，休閑讓人有時間思考，創新需要休閑，需要人們坐下來胡思亂想。在如今人們的心目中，休閑是個很奢侈的詞兒，它意味著有錢有閑，劉香成說，21世紀的中國發展得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好，在這個情況下，其實中國人還沒有真正的富起來。但休閑並不意味著開跑車，住別墅，度假，擁有各種各樣的奢侈品。沒有錢也可以找到悠閑。中國人求學問、做工作，每一樣事都很用心，但這與坐下來亂想是兩回事兒，中國社會提倡創新，其實創新需要一個很休閑的環境。我經常說到巴黎，在巴黎一個學生如果身上只有5個歐元，他可能也會拿出兩三個歐元，坐在路邊的咖啡館里喝杯咖啡，坐上一天同別人亂侃；而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比我忙。也許是職業的習慣，劉香成補充說，這當然只基於我個人經驗做的一個主觀的判斷。當然劉香成先生也不否認，自己也很忙，“我也忙，但我有時間跟你聊天。”劉香成開玩笑說。一個發達的社會常常會有一個休閑的階級，休閑不一定非要有錢。這就是為什麼窮畫家凡·高要到巴黎，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很窮地休閑，很窮地思考，並有一群與他一樣的人。

劉香成和他的四合院，僅憑路名和門牌號，想要順利地找到新聞集團（中國）常務副總裁劉香成的四合院太難了，雖然這個院子的大致方位描述起來很是簡單——在北京的中軸線上，景山和北海中間。顯然劉香成對此早有準備，在約定採訪時間后，他的秘書主動傳來了一張“聯絡圖”。在尋找的過程中，你會發現這張圖絕非多餘，沒有它，尋四合院者很可能迷失在幽深曲折、宛如迷宮的老北京的衚衕中。尋找這座四合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樂趣：走在衚衕中，頭頂合攏的綠樹、下棋的街坊老頭、滿耳純正的京腔、路邊雜亂的家什——訪幽探秘的感覺不期而至。這時你看見的才是最迷人最真實的北京。身居高位、工作在風口浪尖上的劉香成，住在這裡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按圖索驥，穿過一條嘈雜的衚衕后，終於看到了一扇緊閉的朱紅大門——這就是那座因劉香成而聞名的四合院。從外觀看，這個院子古色古香：青磚、青瓦、飛檐斗拱、朱紅大門、黃銅獅子門環、石鼓門墩，沿著院牆還種了一排竹子。整個院落整潔、高大，院門口清清凈凈，沒有閑人雜物，與周圍的老四合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頗有點鶴立雞群的味道。一個散步路過的衚衕居民對我們說：這住著一個美籍華人，有錢著呢！

進了頭道門，迎面竟是三尊真人大小的塑像。這三尊塑像非仙非佛，乃是穿著蹩腳的西裝的民工。“民工是中國這一階段的特殊現象，過一段時間就沒有了，我看這一組塑像比較有意思就買下放在院子里。”劉香成說。頭道門與二道門(垂花門)之間距離很窄，兩道門之間是傭人居住的倒座房。在右手的小間里，赫然掛著一幅周總理紡線的油畫，非常顯眼。進了二道門之後，門一關，外面旅遊者的喧嘩一下子就被屏蔽了，院子里只有若隱若現的音樂和幾聲蟬鳴。四合院圍起來的四面牆就有這個功 能：隔音效果極好。面前是一個整潔的小院子，粗磨花崗岩鋪就的地面，兩棵鬱鬱蔥蔥的石榴樹據說已經生長90年了，樹上掛滿了石榴，朝著陽光的石榴已經紅了。四四方方的院子里，陰影中有一把休閑椅，上面睡著一隻貓，我們來了，貓只是動了一下耳朵，就繼續酣睡。院子左手的角落裡還有一個籠子，裡面睡著一隻兔子。天空中不時有鴿子掠過，影子在地面一晃而過。隱約的現代音樂從正房裡傳出來，正房前面也有五個民工雕塑，或蹲或站。劉香成的這座四合院屬於四合院中最簡單的，整個院落大概有450多平方米，房間佔了350平方米左右，其餘的100平方米就是眼前的這個小院兒。

兩側廂房的門窗都敞開著，站在院子里往屋裡看，最醒目的就是每個房子里的大幅照片或者油畫，粗粗看去就會發覺，照片、油畫的主題和風格都非常獨特。右手的廂房是一體的餐廳、廚房，牆壁左邊的黑白照片應該是大躍進時的人民公社景象，右邊的照片則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全都出自劉先生之手。也許你還不知道，在大學畢業后，作為美國《時代周刊》和美聯社駐外通訊員攝影記者，劉香成曾走遍全球幾乎所有出現新聞熱點的國家，1982年，他出版了攝影集《毛以後的中國》，這本攝影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極大反響；10年後，也就是1992年，他再次出版攝影集——《蘇聯的解體》。1989年，劉香成獲得美聯社最佳記者獎及密蘇里大學年度“美國最佳圖片獎”；1992年，因報道前蘇聯的解體，劉香成與同事們分享普利策新聞獎“現場新聞攝影獎”，這是全球新聞界奧斯卡。

劉香成1951年出生於香港，隨後在母親的老家——福州度過了一段短暫的童年，1960年回到香港；他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大學畢業后，劉香成開始了他充滿傳奇色彩的記者生涯。也許是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緣故，劉香成使四合院的每個細節都布滿了中西合壁的痕迹——廚房屋頂改造成美國加州式的透明頂棚；餐廳里有一個樓梯直通地下室，地下室裡面放著儲存美酒的格子；卧室的右手有一個全木的桑拿浴房。混合風格不僅局限於院落建築，在廚房你會看到帶著厚重笨拙的銅合葉的中國古典傢具，也能看到現代的鋼架椅子；在書房你會看到最新式的電腦放在古舊的桌子上。雖則混合，但每個房間里都簡潔到極至，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見到煩瑣豪華就煩。”劉香成說。這顯然是新聞職業習慣帶來的影響。這時一位金髮碧眼的女士進來，請我們喝冰水，這位女士的神情、話語完全是四合院感覺：平和，恬淡，從容。她是劉香成的夫人。正房正對著垂花門，客廳就在正房裡，從窗口向外望去，綠樹掩映，那幾個民工塑像在陽光下顯得分外生動。客廳里最醒目的是靠牆壁擺放著的一張床，那張床雕龍畫鳳，非常闊大。床的上方掛著一張文革風格的油畫，通紅的底色，工農兵三位一體，神情堅毅，但是在畫的左上方卻有WTO三個醒目的字母，那是一張現代畫。

尋找生活的平衡點，劉香成對四合院的喜愛由來已久，但買這個四合院卻純屬巧合。這個院子的原主人是前國民黨的一個將軍，他的奶媽就一直住在這裡。一位朋友聽說他喜歡四合院，就告訴他有這麼個所在。他過來看后一見鍾情，毫不猶 豫地就買了下來。1996年院子到手，劉香成馬上就著手進行了改造。因為四合院建成的年代久遠，有很多不適合現代生活的地方，比如水壓、電壓、衛生等等改造，劉香成就任時代華納集團駐中國首席代表，完成了從記者到職業經理人的轉型；2000年9月，劉香成加入新聞集團，出任新聞集團（中國）常務副總裁，負責企業傳播，全面協調公司在華的政府關係和媒體關係。同時出任新聞集團全資子公司——星空傳媒集團資深副總裁。這座院落價值不菲，用這筆錢在北京買一座豪華別墅綽綽有餘，但劉香成說：別墅太多了，哪裡比得上四合院呢？這是傳統文化，是歷史文物。再說，這座四合院剛好坐落在北京的中軸線上，前門、天安門、故宮、景山、北海都在這條線上，古代稱為龍脈。劉香成還告訴我們，這附近的建築都已經列入了文物保護名單，四周幾乎就沒有高過三層的樓。經過改造，別墅能擔當的功能這個四合院已經完全能夠實現，沒有任何不方便之處。

51歲的劉香成如今神情平和、笑容滿面，幾乎可以用安詳來形容，滿頭的白髮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些。經過幾十年在世界各地的奔走之後，他坐在這座四合院的樹蔭下，疼愛地抱起那隻貓喃喃自語時，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功成身退”這個詞，聯想到四合院所體現的人生態度：內斂，閑適，與世無爭。其實這樣的時刻對劉香成來說仍然是一種奢侈的享受。雖然他不必再像從前那樣做刀尖之舞——他曾親身見證了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印度錫克教與印度教的衝突、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戰爭等，但他的身份註定了他仍然將拼搏在名利場中，商場之驚心動魄並不亞於戰場。劉 香成說，自己住在四合院可以說是隱居，但絕非避世，他是要在四合院里尋找“接觸點”——工作與生活之間的“接觸點”，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點”，這個接觸點就是平衡點，槓桿的兩頭要平衡，否則人生就不豐滿。每到周末閑暇，劉香成就去北海或者景山散步，走在昔日皇家的園林中，跟黃城根下的鄰里相互招呼，相處融洽。混同在人群中，大家很快就不再以功利來衡量對方，而是以一個自然人的心態進行交往，這個時候微笑和真誠才是最重要的。從本質上來講，劉香成更像一個藝術家，他始終沒有忽視心靈的充盈。也許正因為擁有這樣的心態，才造就了劉香成躋身本世紀全球頂級新聞人行列的成就。

劉香成說自己很有可能在這個四合院里頤養天年，不過對於劉香成來說，頤養天年並不等於蝸居不動，在法國海邊他還有一套別墅，想來退休后劉香成的生活仍將是飛來飛去，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請來民族樂隊演奏中國古典音樂，請來野孩子等樂隊演奏現代音樂。院子夠大，可以坐60多人。在這樣的院落里看著樹的影子漸漸地生長，一天的消失幾乎是難以察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