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

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美國中央情報局長，陸軍上將。生於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15歲時即入國民警衛隊，後為陸軍軍官，1918年在法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在美國和菲律賓服役，1932年畢業於本寧堡步校。1935年和1937年先後畢業於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陸軍軍事學院。1939 年起任陸軍部少校參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 年調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秘書，獲准將銜。同年9 月出任美軍歐洲戰場司令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參加北非戰役，並任北非盟軍參謀長。1944年艾森豪威爾升任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后，隨之擔任中將銜參謀長。曾參與制定和實施在北非、西西里和西北歐等地作戰的軍事計劃和行動。史密斯性格冷酷，強硬粗暴，樹敵很多，而且害怕上戰場。一次，小喬治·史密斯·巴頓發現史密斯瑟縮在一條壕溝里，感到奇怪，近前一問，才知是躲避炮火。巴頓非常生氣，因為剛才開炮的是美軍炮兵，而不是德國人。一名高級將領畏敵炮火到如此地步，怎麼能指揮官兵英勇作戰。他把此事報告給艾森豪威爾，可是，艾森豪威爾卻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看來，史密斯上前線不行，但是卻是一個稱職的 管家和 打手，他可以毫不講情面地把一個不勝任工作的老朋友解職，而這正是艾森豪威爾所需要的。1943 年和1945 年曾代表文森豪威爾分別接受義大利和德國的投降。戰後任駐蘇大使。1949年任第一集團軍司令。1950年任中央情報局長。1951年獲上將銜。1953 年退役，出任副國務卿。翌年辭職經商。著有《我在莫斯科的三年》和《艾森豪威爾的六項重大決策》。

艾森豪威爾赴歐洲出任盟軍總司令前後花了不少時間組建了參謀班子。他的副手是經過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邱吉爾、喬治·馬歇爾和阿蘭布魯克子爵等人多次協商后配備的。但艾森豪威爾最關心的是誰出任他的參謀長。

艾森豪威爾看準了史密斯，他當時正在陸軍部工作，是陸軍部參謀長馬歇爾的秘書。艾森豪威爾無數次向馬歇爾請求要史密斯，但是，馬歇爾不讓史密斯走。這樣的“拉鋸戰”一直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馬歇爾最後終於鬆了口，讓史密斯去倫敦盟軍司令部。

史密斯在艾森豪威爾身邊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是艾森豪威爾不可缺少的助手。史密斯精力充沛，工作富有效率，既善於同上司和平相處，又善於與下屬打交道。史密斯有條不紊地控制著艾森豪威爾的總

部。他決定誰可以見上司，誰不能見。他處理大部分行政事務，是辦公室里的“擋駕人”，這也許是他當過馬歇爾秘書的緣故，把秘書的職責也主動擔負起來了。他經常代表艾森豪威爾出席會議，總是自信地代表他的上司講話。艾森豪威爾完全信任史密斯。二戰結束數年以後，艾森豪威爾還回憶說，史密斯是“完美無缺的參謀長”，也是“個性很強，天生有點魯莽的”人。

史密斯最重要的職責是溝通盟軍總部各個助理參謀長和艾森豪威爾之間的聯繫。在史密斯抵達倫敦總部后不久，艾森豪威爾對他的一位朋友說：“史密斯辦事非常徹底，我希望我有十來個像他這樣的人。”史密斯有兩名副手。一個是艾爾弗雷德·馬克西米蘭·格倫瑟將軍（日後也做到了歐洲盟軍總司令的位子），他是艾森豪威爾的一位老朋友和橋牌搭擋；另一位是 J·M·斯泰格上校，他是英國氣象專家。整個戰爭時期，他們都始終與艾森豪威爾在一起。

艾森豪威爾在每一個具體決策之前，總喜歡首先聽聽史密斯的意見。在“霸王行動”開始之前，氣象情報使同盟軍的將帥們大傷腦筋。雨鋪天蓋地下著，大風把海浪推得一浪高過一浪。飛機無法起飛，軍艦難以啟航。預定作戰的前夕，風雨交加，盟軍將帥們都焦急不安地圍坐在艾森豪威爾四周。久拖下去，就可能使“霸王行動”夭折，前段時間裡的一系列欺騙偽裝措施也很可能被法西斯德軍識破。正在此時，艾森豪威爾的氣象情報參謀斯泰格上校報告說，過幾個小時以後有一個間隙，接著的 36 個小時雨將停止，風力中等，轟炸機和戰鬥機可以在晚間出動。氣象情報準確嗎?“霸王行動”能否開始？艾森豪威爾背著手，低著頭在房間里踱步，他在思索。突然間，他抬起頭來，眼睛一亮，盯住史密斯。史密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知道艾森豪威爾想聽聽他的主意，於是說道：“這是一場賭博，但這是一場最好的賭博。”艾森豪威爾欣慰地點了點頭，接著他下達了出發的命令。

1946-1949年任駐蘇聯大使，並建立了搜集情報的間諜網，成為蘇聯問題專家，中情局首任局長羅斯科·亨利·希倫科特海軍少將乾的太差被撤職后，他成為這個局的第二任局長，史密斯精明幹練、說一不二，是駕馭“官僚”的官僚。他挑選了艾倫·杜勒斯和曾在戰略情報局工作過的哈佛大學教授哈格等人充實中情局的領導班子，大規模增加隱蔽行動的特工人員並把中情局的活動範圍擴大，延伸到遠東，還設立情報諮詢委員會，協調各情報機構的工作，史密斯還創造了一種24小時情報通報，使哈里·杜魯門總統感到滿意。中情局的這一做法一直延續至今。他對中情局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在他的領導下，中情局開始走上真正的“中央情報機構”之路。

艾森豪威爾當選之後，史密斯將軍原指望自己會獲提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接替即將退休的奧馬爾·納爾遜·布萊德雷，怎料艾森豪威爾提名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阿瑟·威廉·雷德福，而決定要他當副國務卿，令他錯愕不已。在史密斯眼中，福斯特·杜勒斯是個愛說大話的人，因此說什麼也不願當他副手。但艾森豪威爾希望他，也需要他在自己和杜勒斯兄弟之間當個公正的中間人。史密斯把氣出在老鄰居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副總統頭上。尼克松還記得，將軍不時來訪，“兩杯黃湯下肚后就變了個人似的，說起話來也比較隨便……記得有一晚我們喝了點威士忌，史密斯情緒一來便說道：‘我向你說件事……我只是艾森豪威爾的小打手……艾森豪威爾得有個人幫他做自己不想做的骯髒事，讓他可以擺出好人的樣子。’史密斯幫艾森豪威爾監督秘密行動，擔任白宮和中央情報局機密業務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他是新成立的“行動協調會”的主力，負責執行總統和國安會的秘密命令，監督中情局依令執行，並親自挑選駐外大使在執行這些任務上扮演核心角色。在史密斯擔任總統的秘密行動監督的19 個月里，中情局只做了兩項在中情局史上列為大成功的政變。解密的政變記錄顯示，成功是靠賄賂、脅迫和暴力，而不是依賴隱秘、竊密和詭計。儘管如此，他們卻創造出中情局是民主軍火庫里的一顆銀彈的傳奇，使該局獲得了杜勒斯夢寐已久的光環。

日內瓦會議時，美國代表團團長、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個頑固派，推行敵視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雖然兩國代表團的成員幾乎每天都要在會議廳里碰面，杜勒斯卻不允許他的代表團成員同中國人接觸。他囑咐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在會議廳或走廊上遇見中國人時不予理睬。他本人發誓不同中國代表團打交道，說什麼除非他的汽車不湊巧同周恩來乘坐的車子相撞。

日內瓦會議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之後不久，杜勒斯離開了日內瓦。美國代表團改由艾森豪威爾的戰時參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任團長。在全體會議的某一天，一位記者問史密斯將軍，他同周恩來是否有什麼接觸。他開玩笑說，他同周恩來的唯一接觸是共同使用衛生間里那條長長的捲筒毛巾。在日內瓦會議的最後幾個星期里，比德爾·史密斯有所鬆動，他在酒吧間里主動找周總理的翻譯攀談。雖然他們不過是隨隨便便地交談，這個姿態卻有著重大的意義。周總理覺得美國代表團中並不是每個人對中國的態度都與杜勒斯一模一樣，他決定直接同比德爾·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來走進酒吧間，看見比德爾·史密斯在櫃檯前正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徑直向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比德爾·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應。他左手夾著一根雪茄煙，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顯示他的雙手忙不過來。無論如何，中國總理已把堅冰打破，他們進行了短暫的友好交談。史密斯讚揚中國的古老文化和美麗河山，還說他非常喜歡中國瓷器。

不久以後，比德爾·史密斯發現了一個機會把剛剛開始的聯繫繼續下去。那是在舉行最後一次全體會議的時候，周恩來正在會議休息室里與人談話。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國總理問好。他評論這次會議說，會議是富有成果的，他藉此機會向中國人民表示熱忱的祝願。他還說，總理的外交才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為能結識總理而感到高興。周恩來回答說，“上次我們見面時，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嗎？”這句話使史密斯想起他那“兩手忙不過來”的滑稽動作，不覺有些發窘。他笑一笑來掩飾自己的窘態，臨走的時候，用肘碰了碰總理的胳臂。

為什麼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始終沒有鼓足勇氣同中國總理握手呢？對這個問題，中國代表團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後這個謎才被解開。事實是，當杜勒斯還在日內瓦的時候，下了一道禁令——不許同中國人握手。難怪比德爾·史密斯和總理初次會面時莫名其妙地一手夾著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會面時用肘碰一下總理的手臂，而不握手。儘管杜勒斯是赫赫有名的華爾街律師，精明狡詐，他卻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條——不得用肘碰對方的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