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春早
傅春早
傅春早(1911—1996)安徽省六安市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六安獨立團、獨立師、紅二十五軍手槍隊隊長,紅二十五軍兵站站長。參加了長征。
傅春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六安獨立團手槍隊隊長,紅二十五軍手槍隊隊長,紅四方面軍手槍隊隊長,紅二十五軍供給部管理科科長,紅十五軍團供給部糧秣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住陝辦事處副官,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副旅館,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營長,三四四旅六八八團副團長,冀魯豫軍區第二旅四團團長,教導第七旅第十九團團長,(魯西南)五分區十九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冀魯豫軍區獨立第一旅副旅長,晉冀魯豫軍區第八縱隊十九旅副旅長,鄂豫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湖北軍區獨立第三師師長兼黃岡軍分區司令員、中共黃岡地委副書記、鄂豫皖邊區南線指揮部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二一一師師長,湖北軍區大治軍分區司令員、中共大治地委常委,黃石軍管會主任,第五十一軍二一二師師長,廣東軍區奧粵軍分區副司令員、中共粵西地委委員,廣西軍區副司令員、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第四、五屆人大常委,河南省第四屆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章榮譽。
廣西軍區原副司令員。
傅春早同志是安徽省六安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手槍隊隊長、管理科科長,參加了一至五次反圍剿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副官、旅副官、營長、團長,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百團大戰。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副旅長、鄂豫軍區第三軍區副司令員、師長兼軍分區司令員,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戰略行動、淮海戰役等。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師長、軍分區司令員、粵西軍區副司令員等職。
傅春早同志因病於1996年3月14日在河南信陽逝世,享年85歲。
吉鴻昌原為西北軍馮玉祥部的一員戰將,1930年9月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二十二路軍總指揮,同時兼任陸軍第三十師師長。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義未成,被迫交出兵權離開部隊,隨即以出國遊歷考察之名,被強行挾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吉鴻昌衝破重重阻力,匆 匆回國。1932年10月20日前後,吉鴻昌從上海抵達漢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尋找和看望他的舊部官兵為名,試圖拉出一部分隊伍舉起紅旗,就近奔向鄂東北蘇區,投入到中國工農紅軍的戰鬥序列中。
當吉鴻昌隻身來到第三十軍軍部駐地宋埠時,猶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舊袍澤的驚恐不安。時任第三十軍軍長兼三十一師師長的張印相聽說吉鴻昌到了宋埠,假裝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漢口辦事處避嫌去了。第三十師師長彭振山,只是匆匆見了一面,也轉身躲到漢口去了。
吉鴻昌看出勢頭不對,便給八十九旅旅長彭國楨去了個電話。彭國楨急忙由尹家河趕到宋埠,一見面就說:“總指揮,時機不成熟,你來有危險。你還是速離宋埠!”吉鴻昌
掩護吉鴻昌脫險
宋埠軍部忽然給彭振山發來了電報,說吉總指揮將三十師九十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這才慌了,急了,要彭國楨旅長和他一起往回趕,去追趕被拉走的部隊。
原來,尹家河駐有八十九旅旅部,該旅部隊並不在此駐紮。這裡的駐防部隊是九十旅。因此,吉鴻昌就將九十旅拉走了。當部隊抵達羊角山時,吉鴻昌又派聯絡副官燕鴻甲前去聯絡八十八旅、八十九旅,途中卻被彭振山帶領的手槍營攔路截住,后將燕鴻甲大卸八塊,殘酷殺害。與此同時,擔任黃安(今紅安)城防任務的萬耀煌部第十三師三十八旅七十七團,也在10月25日開至桃花、尹家河,“協助彭師部隊前往招撫”。彭振山率手槍營緊急追趕,遂將吉鴻昌所住山村團團包圍起來,被倉皇拉走的部隊又紛紛“倒戈”歸隊。激戰中,吉鴻昌見大勢已去,僅帶隨從數人突出包圍,向鄂東北蘇區境內奔去……
有關這次兵變的日期和結局,國民黨陸軍第十三師萬耀煌部的《鄂東剿匪戰鬥詳報》中有這樣的記載:“10月25日,接彭師長電告:九十旅業經招撫歸隊,吉鴻昌僅帶少數人逃去。”
(二)吉鴻昌所策動的宋埠兵變,就天時、地利、人和而言,的確是很不適宜之舉。兵變之事,由於他事先沒有與蘇區黨和紅軍取得必要的聯繫,中共鄂豫皖省委領導成員均不了解此事,當時也沒有組織紅軍配合策應。兵變失敗后,吉鴻昌一行數人潛入蘇區,也是幾經周折之後,才跟鄂東北道委書記鄭位三、游擊總司令吳煥先等人接上了頭。鄭、吳二人遂將吉鴻昌單獨引見給省委書記沈澤民。沈澤民首先在長沖附近秘密會見了吉鴻昌。
對於吉鴻昌一行,省委的接待是熱情的,安排會見也及時妥當。省委常委鄭位三、吳煥先、成仿吾等人,先後在長沖、檀樹崗、箭場河等地,與吉鴻昌進行過多次交談。在鄂東北蘇區逗留期間,吉鴻昌一行還參觀過列寧小學、紅軍醫院及某些簡陋的工廠和作坊。然而,對於吉鴻昌一行的去留問題,省委成員經過反覆商量,意見基本上傾向一致:熱情接待,但不可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這樣三條:
一是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去,蘇區境內的紅軍隊伍不多,紅二十五軍當時還沒有重新組建起來。如果將吉鴻昌收留下來,不僅軍事職務沒法安排,同時也擔心他吃不了紅軍的苦;二是由於吉鴻昌一再聲稱他是共產黨員,但又沒有黨的組織介紹信和證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將其接收下來,萬一發現或審查出什麼問題,如何是好?三是對這位名聲顯赫的西北軍名將還信不過。省委個別成員甚至抱有敵視態度。
吉鴻昌也真沉得住氣兒,每日里不急不忙的,遲遲不肯離開蘇區。這一次,不同於他昔日里化裝成商人進入蘇區“視察觀光”,或率領所部作一次“武裝遊行”,因此,他有這個耐心。他曾發誓要做一名紅軍中的“馬前卒”!
不久,紅二十七軍軍長劉士奇、政委郭述申和七十九師師長徐海東,經過五十多天的轉戰,率部於11月24日抵達黃安七里坪附近。就在這時,省委特意安排徐海東與吉鴻昌舉行過一次秘密會談,主要目的還是說服和動員他們一行儘早離開蘇區。會見時,吉鴻昌說:“我現在和你們一樣,是共產黨人了,可紅軍為什麼不肯收留我?”徐海東直截了當地說:“吉總指揮,你就是帶一個旅或一個師起義成功,打起紅旗參加紅軍,也只能起到一個旅或一個師的作用。在這個時候,依我看你不如另拉隊伍,獨當一面,鬧它個天翻地覆。我以為這個做法,比你留下干紅軍的作用更大,政治影響也大。”吉鴻昌也認為言之有理,沉思許久才說:“徐師長,如此說來,我必須儘早離開這裡,另起爐灶才是!”兩人握別時,吉鴻昌把他的一副“水晶養目鏡”,特意送給了徐海東。這樣一來,如何護送吉鴻昌一行離開蘇區,就擺在了省委領導人面前。
(三)大約是11月底或12月初,即重新組建紅二十五軍之時,一天傍晚,新任手槍團團長傅春早奉命趕到省委駐地郭家河。省委書記沈澤民見到他時,說:“傅大個子,現在有個新的緊急任務,要你去完成。”
“什麼緊急任務,我一定保證完成!”傅春早20歲出頭,像座鐵塔似地挺立著。
鄭位三在一旁呵呵笑道:“叫你護送一隻‘雞’,平平安安離開蘇區,半路上絕不能叫敵人搶走!”
傅春早聽了直愣神兒,心想:一隻“雞”有啥了不得的,還值得派手槍團護送?!
沈澤民當著身邊的成仿吾說:“仿吾同志,你給傅大個子具體交待一下,我得抓緊時間起草文件。”
成仿吾時為省委宣傳部長兼紅安中心縣委書記。他將傅春早領到另外一間屋子,悄聲地問:“叫你護送一隻‘雞’,你知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傅春早以為是護送轉移蘇區的“列寧號”飛機,便脫口而出:“是護送‘列寧號’飛機吧!”成仿吾忍不住笑了起來。他說:“那架飛機早已經拆了、埋了起來。我們所說的一隻‘雞’,就是國民黨二十二路軍總指揮吉鴻昌,你聽說過此人沒有?”
“聽是聽說過……”傅春早這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吉鴻昌及其所統率的“雞軍”,鄂豫皖蘇區軍民都有所聞。1931年春,駐紮在潢川、光山等地的吉鴻昌軍隊,每在進入蘇區“剿共”時,總是浩浩蕩蕩數千人馬,如同“武裝遊行”似的。碰不著紅軍即一穿而過,碰上了紅軍即朝天開槍,沿途丟下不少武器彈藥。蘇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吉軍到,紅軍笑,先丟機關槍,后扔盒子炮,都叫紅軍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軍稱之為“雞軍”,說他們駐在白區吃在白區,卻把“雞蛋”下在了蘇區,讓紅軍揀了不少便宜。
成仿吾在向傅春早交待任務后,再三強調說:“你要記住,這是個十分秘密的任務,千萬不可泄露出去。你們一定要提高警惕,把吉鴻昌安全護送出蘇區。”
於是,傅春早帶領一個便衣武裝班,總共七八名紅軍戰士,連夜從郭家河附近出發,執行這個特別護送任務。
吉鴻昌身著灰布大褂,頭戴禮帽,腳穿布鞋,騎著一匹灰白色的大馬。馬背上,還馱有一個小包,裡面裝著新收穫的花生、毛栗子。另有一匹馬馱著不少行李包裹。其他幾個隨行人員,全都身著便服,徒步行走。時值初冬,天氣寒冷,他們每人身上都加了件小棉襖。傅春早雖然不了解內情,但從吉鴻昌的神色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情緒不怎麼好,板著一副很不高興的面孔,心裡似乎很生氣。臨出發時,吉鴻昌還在說:“我九死一生來到蘇區,你們紅軍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喲!”
當時選擇的護送路線是:從郭家河附近出發北上,經由周黨畈等地,送到竹竿河邊為止。當天晚上,在路過葉家大灣休息時,吉鴻昌小聲問道:“大個子,你今夜晚負責護送我們,你們可知道我是誰?”傅春早一笑,念了幾句順口溜:“吉軍來打仗,槍口朝天放;丟下槍和炮,送給共產黨。”隨後才挨著將軍的耳朵說:“你就是吉軍的總指揮!”吉鴻昌聽了喃喃自語道:“丟下槍和炮,送給共產黨……共產黨……”說著,他忽然從馬背上掏出一百枚銀元,順手交給傅春早說:“我是新黨員,你們紅軍不肯收留我,我就交納一百塊大洋,算作我的黨費吧!”並讓接收人傅春早給他開上個收條。傅說他不會寫收條,吉鴻昌就打亮手電筒,讓那位隨從副官代寫了收條,然後叫傅春早在上面按了個手印。
天將蒙蒙亮時,他們到達竹竿河邊。前面不遠就是敵人駐紮區域,天一亮就不便行動。一旦發生什麼意外,這一個班的武裝也不好應付。於是,傅春早就向吉鴻昌報告說:“吉鴻昌同志,我們不能往前護送你了,請你一路上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吉鴻昌急忙跳下馬背,緊緊握住傅春早的雙手,連聲說:“謝謝,謝謝,謝謝你了!”沉思片刻又說:“我這次來到蘇區,黨和紅軍的各位領導,不是叫我總指揮,就是稱呼我吉先生,省委書記還用俄語稱我將軍閣下,大個子,你能叫我一聲同志,我謝謝你!我們過去雖然不曾相識,今夜一見如故,大個子同志!”傅春早情不自禁地又喊了一聲:“吉鴻昌同志!”
臨別時,吉鴻昌急忙又脫下他的灰布大褂,換上傅春早穿的一件粗布衣服,打扮成普通老百姓,這才一步一回頭地向北走去。
完成任務后,傅春早把吉鴻昌交納的一百塊銀元黨費,如數轉交給了成仿吾,並口頭報告了有關情況。傅春早與吉鴻昌的一面之緣,久而久之,也成為記憶中的一頁秘史。
1985年10月,這位當年的紅軍手槍團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老將軍道出了這一鮮為人知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