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隊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由趙世炎提議建立工人秘密武裝“紅隊”，以對付叛徒特務。在他犧牲不久后這一組織由周恩來組織起來，成為令叛徒敵特喪膽的“伍豪之劍”。趙世炎犧牲後由周恩來領導的政治保衛組織，被老百姓稱作““紅隊””或“打狗隊”，其宗旨是懲奸除惡，保衛上海黨中央。“紅隊”隸屬於中央特科，是四個科裡面的第三科。其餘分別是一科總務科、二科情報科、四科交通科。

在特科內部，“紅隊”又稱為“打狗隊”。顧名思義，這個科的一個主要職能就是鎮壓叛徒，震攝敵人。當時，對中國共產黨秘密組織威脅最大的莫過於黨內的叛徒。面臨大革命失敗后嚴酷的白色恐怖，黨內不少的意志不堅定者和投機分子紛紛退黨，一時之間退黨聲明或反共啟事充斥各大報紙的版面。這類人如果只是脫黨，對黨組織並無多大危害，那不過是大浪淘沙，反而使黨組織更加純沽。但嚴重的是，其中一些人還進而叛變投敵，出賣組織，不惜用昔日同志的頭顱作為自己在國民黨那裡的進身之階。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早期著名的領導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的。

通常，由情報科提供關於叛徒的情報，處決叛徒則由“紅隊”執行。

“紅隊”是一支精銳的小型武裝部隊。“紅隊”的成員主要來自過去工人糾察隊的骨幹，參加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還有些來自北伐軍，都有過戰鬥的經歷，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槍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懲治叛徒，“紅隊”還要與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會議。

一旦被選拔為“紅隊”成員，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種槍支的使用方法。為了練就百發百中的槍法，“紅隊”的成員們常常坐船出海，到吳凇口外的海面練習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紅隊”的力量發展到頂點，擁有的四十多名行動隊員，每人都是神槍手，都會駕駛汽車。他們的裝備除了各種型號的手槍，還有化學手榴彈。這種手榴彈可以使人流淚睜不開眼，使用時帶一種特製的眼鏡則不受影響。每次行動之後，如遇追擊，扔出這種手榴彈可以阻滯敵人。此外，“紅隊”還可以從外面調動武器，甚至調來機槍。因為當時特科的情報科在國民黨軍隊駐浦東的炮兵營中建立有聯繫。必要時，特科的總務科也可以隨時直接從外國洋行購買槍支。

到1934年底，“紅隊”遭到““中統””破壞，大批人員被捕。

此時“紅隊”的隊長是鄺惠安，廣東人，1925年五卅大罷工時到了上海，並於這年 加入中共。顧順章從中共營壘叛變后，周恩來決定鄺惠安參加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並指名由他接任“紅隊”隊長一職。

1933年年底，“中統”特工頭目徐恩曾從特工總部北方工作局將韓達調任上海區區長。次年6月，韓達一舉破獲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蘇省委以及剛從中共蘇區遷回上海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等重要機關，逮捕了16名中共高級領導人。

“紅隊”懷疑是內部某人出賣情報所致，故對此人採取了嚴厲的鎮壓行動，居然在韓達的保護下，槍殺了此人。此事激怒了韓達，他發誓一定要破獲“紅隊”。徐恩曾請示過陳立夫，回電韓達，限令10天內偵破此案，捉拿“紅隊”隊員一體歸案。此時已是1934年11月底。

正當韓達一籌莫展、無計可施之時，這天，“中統”滬西分區主任蘇成德向他報告了一個重大情況。說他在街上邂逅了張阿四，此人已失蹤了近一個月時間，目前正在“紅隊”接受訓練。原來，張阿四是一名早已秘密自首的中共叛徒，隸屬滬西分區，由蘇成德直接掌握。但這年10月份以後，他卻神秘地失蹤了。

這天，蘇成德無意中在西藏路北泥城橋附近與他相遇。張阿四一見是蘇主任，忙心慌意亂地解釋道：10月份，我被中共調入了滬西區委，接著又被區委選拔到“紅隊”，進入秘密的射擊訓練班，絕對禁止外出，所以，我一直無法跟你們取得聯繫。這幾天，訓練班已結束，我因成績合格，被收編進了“紅隊”作預備隊員，故而自由了許多。

蘇成德忙打聽“紅隊”的詳情。張阿四雙手一攤，無奈地說：這次訓練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況下進行的，“紅隊”僅派出趙軒一人與我聯絡，並指導我訓練。房東只管我的食宿。故對“紅隊”的情況，我也是兩眼摸黑，不明底細。蘇成德當即決定張阿四繼續潛回“紅隊”，他則派出得力幹將蹲點守候。當天，張阿四住處的附近，突然間多出了一家水果攤，水果攤的對面又增加了一家鞋匠鋪。水果攤主叫李典，鞋匠鋪主叫仇一九，均是“中統”行動組的老牌特工。

11月29日，趙軒騎了一輛自行車來找張阿四聯絡。張阿四借外出到李典的水果攤買水果的機會，用暗語把情況告訴了李典。不久，趙軒騎自行車離開，他絕未想到身後已一前一後跟了兩個騎自行車的人。很快，“中統”上海區總部就掌握了趙軒的秘密住所；又經由趙軒發現了“紅隊”另一負責人孟華庭的秘密住處；再經由孟華庭又發現了鄺惠安的秘密住處。他們還得悉新閘路的鴻祥旅館和北京路的老鳳祥銀樓是“紅隊”的秘密聯絡點。

12月5日，韓達下達了緝捕“紅隊”的命令。6日早晨，下著細雨，“中統”上海區行動股股長陳叔平親自趕往西藏路大世界娛樂城附近，指揮逮捕行動。上午9時，鄺惠安打一把雨傘出了家門，即被幾個特工扭住。幾乎就在同時，孟華庭、趙軒、陳玉明、陳傑明等幾位“紅隊”骨幹亦均遭到逮捕。到下午，其餘30名“紅隊”隊員也全部被捕。

在審訊中，鄺惠安等人僅承認歷次槍殺事件均系他們所為，但對其他事情隻字不提。1935年2月，春節前夕，鄺惠安、孟華庭、趙軒、陳傑明四人被執行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