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記

《死屋手記》是一部描寫沙俄時代監獄生活的小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農奴制改革時期發表的一部重要的作品，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用客觀、冷靜的筆調記述了他在苦役期間的見聞，勾畫出各種人物的獨特個性。

《死屋手記》中所記述的是作者在長達幾年中的經歷，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一位同時代人回憶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服苦役時，有人告發獄醫對政治犯過分姑息、縱容，因而彼得堡派了專人到西伯利亞來調查。當欽差訊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監獄或醫院裡寫過什麼時，他回答說:“我什麼也沒有寫過，現在也不寫，不過我在準備將來寫作的材料，”他並且說這些材料“在我頭腦里”。

獄醫特洛茨基向人說過，《死屋手記》是在醫院裡開始的，是得到他的許可才寫的，而且它的前幾章曾在醫院的一位老醫生那裡保存了很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給哥哥的家信中也承認，他在獄中所寫的“家信”，也是《死屋手記》的材料。更能證明這一點的是《西伯利亞手記》。這是一本編號的筆記，其中有485條記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獄中的情況，它們兒乎都收進了《死屋手記》，不少條則有連續性，構成了完整的情節。因而，儘管《死屋手記》發表於19世紀60年代初期，但是主要內容，或者說它的粗略的草稿和素材卻是早在50年代前半期在監獄中寫成的。

奧爾洛夫

奧爾洛夫是強盜，一個“非同尋常的人”。作者感興趣的當然不是他的生涯和惡行，而是他的個性。在描繪這個人物時，陀氏突出強調了他的基本特徵：他具有鋼鐵般的意志，無限的精力和自制力，無所畏懼，渴望行動和達到預定的目標；他傲慢異常，無視任何權威，蔑視一切；他對自己的行為從不追悔。這是一個完全超然於社會準則和道德規範之外的人。作者懷著某種敬畏的心情描繪了奧爾洛夫身上所具有的強大的精神力量，但未加詳細評論。

彼得羅夫

彼得羅夫。作者對他從外形到性格都作了生動的描述。彼得羅夫士兵出身，年近四十，體格強壯，敏捷好動，目光大膽，臉色蒼白……他在獄中無所事事，來去匆匆，若有所思而又心不在焉，彷彿他在獄中只是過客，另有所圖……可是內心卻蘊藏著強大而熾烈的熱情。他不以思考力見長，也沒有多少合理的看法，他行動的出發點只是個人意志。他隨心所欲，可以為了幾個戈比殺人，也可以放走腰纏萬貫的富翁。當他沒有找到合適的事業時，他到處流浪、漂泊不定，一旦有了明確的目標，便赴湯蹈火，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和奧爾洛夫一樣，從不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在內心深處有一種優越感，似乎認為別人是尚未成熟的孩子，流露出本能的強者對弱者的憐憫。作者通過彼得羅夫與安東諾夫爭吵的生動場面，以高度的藝術技巧，形象地表現了他的冷靜、無畏、兇狠。作者總的一個印象是：“彼得羅夫可能是最果敢、最無畏、最不願意受任何約束的人。”

蘇希洛夫

蘇希洛夫是被作者稱之為“天生就是乞丐”一類的人物。蘇希洛夫是主動“找上門來”，聽候“作者”差遣的囚犯，他原是地主的家僕，刑期不過是流放，在押解途中因受騙頂替重罪犯而進了“特別部”。他在獄中總是侍候人，唯命是從，幾乎完全喪失了獨立的個性，甚至連外表都不能給人一種確定的印象。陀氏把蘇希洛夫一類人的特點概括為：安於本分，仰人鼻息，逆來順受，受苦受窮，缺乏任何首創精神，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只能隨著別人的笛聲跳舞”，在生活中永遠扮演二三流的角色，總是糟蹋自己的人格。“作者”認為，這類人不僅普通老百姓中間有，各個社會階層中問都有，而且“他們的特性都是天生的”。在作品中，陀氏客觀地描述了蘇希洛夫的性格，把他看做一種社會類型，指出它的普遍性；同時，對他們的人格遭受凌辱表現出深沉的同情，強調的仍然是為“被眾人唾棄的人辯護的思想”——就是像蘇希洛夫那樣的人身上還殘留著人的自尊。當“作者”說他只知道領錢不辦事的時候，他對這種不公正的責備感到傷心，而且內心永遠也不會寬恕這句話。

阿列依

韃靼青年阿列依，他漂亮、聰明、謙虛、淳樸，他熱愛故土家園，像少女一樣純潔，對宗教信仰十分虔誠，在險惡的環境下仍然保持著一顆金子般的心。他稟性堅強、嫉惡如仇、與人無爭，但又善於維護自己的尊嚴。“作者”認為與阿列依的會見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刻，減輕了他“心頭的痛苦和憂愁”。他感嘆說：“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麼美好，彷彿上帝恩賜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設想他們有朝一日會變壞。”正是像阿列依這樣美好的性格堅定了陀氏對人的信念。

囚犯A

囚犯A是青年貴族，為了弄到錢滿足淫慾而告密，陷害無辜，事發后入獄。在獄中非但不知悔改，反而更放手干出種種醜行。他道德敗壞，腐化透頂，卑鄙下流，可以為了自己的肉慾而進行兇殺、暗害等等罪惡活動。“作者”形容他“不過是一具有牙齒、有胃髒的行屍走肉”，是一個“怪物”，“精神方面的卡西摩多”。

卡津

卡津是逃兵，傳說他以虐殺兒童為樂：先將小孩誘至僻靜處，嚇唬他，以他的恐懼為樂，然後“懷著喜悅的心情悄悄地、慢慢地用刀把小孩殺死”。他的兇殘在他無故尋釁，揮舞盛麵包的大木盤要砸到正在喝茶的“作者”頭上這一場景中充分表現了出來。“作者”強調，卡津使人厭惡，“彷彿是一個像人一樣大的蜘蛛”。

在對“死屋”及屋中同伴的觀察描述之外，包含了很多作者對社會制度、對人性、犯罪心理、個人和社會的終極救贖等問題進行的深刻反省和思考，同時寄子了對監獄中一些善良而不幸的下層民眾的同情，對以上校為代表的上層人士的憎惡，可以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高度上對整個社會、人類的懺悔，是一種“歷史反省”，主人公流放犯戈梁奇科夫一進監獄就產生了對國家暴力機關“監獄”和強制性勞動的執行效力的疑問，並根據自己在監獄的觀察得出了此結論：“監獄和強制性勞動制度是感化不了犯人的，這一切只能懲罰他，只能保障社會的安寧，使社會不再遭受這些兇犯的進一步破壞。監獄和最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長仇恨，增強他們對被禁止的安逸享樂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輕率……它吮吸著人的生命之液，摧殘、驚嚇著人的心靈，使人的心靈衰弱枯竭，然後把這個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瘋的人，捧出來當做感化和懺悔的典範。”

這種對人類歷史上伴隨國家和階級而產生的一大“文明成果”—監禁制度和強制性勞動的質疑和批判不僅在當時具有深刻的意義，在現在也同樣引人深思：為什麼很多刑滿出獄的人會繼續犯罪？難道勞動真的可以改造一個人的靈魂嗎？監獄的職責到底是什麼？僅僅是隔離社會的危險分子嗎？到底什麼東西才能真正感化和挽救失足之人，從而實現人的真正救贖？作者的答案是：“宗教”，這一基於基督教信仰而產生的結論是否正確暫且不論，單單是這個問題的提出便看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社會、對人的靈魂的終極關懷。

除此之外，作者還有對犯罪量刑的思考，由於不同原因而犯同一種罪過的人量刑是否應該一樣，刑罰的實施對於不同人的心靈產生不同的效力，也許有的人覺得沒什麼，也許有的人還未等對他施加任何刑罰，他就在自身的痛楚中一命嗚呼了，他本人對自己的罪行的宣判，要比最嚴酷的法律的宣判更為無情，更為殘酷。也許有的人為了有麵包吃而故意犯罪……我們應該如何應付不同的情況？作者的這種對於社會邊緣人一一罪犯的縝密而細緻的思考正是他悲憫情懷的體現，在他看來，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是寶貴的，不同的量刑對施刑者來說沒什麼，但是對於受刑者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者在敘述中穿插了許多罪犯的特殊心理：對別人害怕自己的自負心理、對信任自己的長官的喜愛、把辛苦幾個月賺來的錢拿去痛飲、把走私當做實現自己價值的手段、為了延緩死刑而殺人、對於告密者不以為意……洞察到人心底那種分裂的、微妙的、也許當事人也不一定意識到的心理，從而探尋微妙而複雜的人性。

戈梁奇科夫對自己的獄友和獄中長官都進行了栩栩如生的精彩刻畫，讓人感到驚奇的是，獄中的罪犯並非都是凶神惡煞的惡魔，裡面也有一些非常純真、善良、虔誠的不幸的底層人，彼得羅夫、巴克盧申、庫利科夫、阿列伊等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他們渴望生活，嚮往自由，和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的悲觀、仿徨、怨天尤人的精神狀態迥然不同。他們大都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受盡了欺壓和凌辱。艱苦的生活環境迫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們在內心裡都認為自己是無罪的，他們從未受到過良心的譴責，也從未感到過懊悔，他們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神聖權利充滿堅定的信念。

《死屋手記》發表於1860年到1862年之間。當時俄國輿論關注的問題，除了農奴制以外，便是司法制度的改革。《死屋手記》雖未直接提出這個問題，但涉及了它的一個重要方面——監獄。該書出版后，相當一部分評論也是從這個角度去評價它的作用的。該作是俄國文學中第一部真實、完整地描繪監獄生活和囚徒的作品。

陀氏對監獄的批判充分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他沒有單純地揭露監獄的殘暴和黑暗，而是強調囚犯也是人，具體地挖掘了這些被社會遺棄的人身上的人性流露以及隱匿在“醜行”背後的人的合理要求，從維護人的基本權利出發反對監獄制度，對囚犯（原來的農民和士兵）表現了深厚的同情。這樣的人道主義無疑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性和民主性。

屠格涅夫：我特別喜歡《死屋手記》，關於澡堂情景的描寫，在文風上很象但丁；對於筆下的各種人物（例如彼得羅夫），都有很細膩而真實的心理描寫。

赫爾岑：“《死屋手記》是一部了不起的書，一部驚心動魄的偉大作品，這部作品將永遠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國的出口處，就象但丁題在地獄入口處的著名詩句一樣惹人注目，就連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預料到他講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驚；作者用他那戴著鐐銬的手描繪了自己獄友們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亞監獄生活為背景，為我們繪製出一幅幅令人膽戰心驚的鮮明圖畫。”

列夫·托爾斯泰：“我不知道在全部新文學中還有比《死屋手記》更好的書了，包括普希金在內。”

列寧：《死屋手記》為“不可逾越的作品”。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國作家。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他的處女作——書信體小說《窮人》。1846年1月《窮人》連載於期刊《彼得堡文集》上。1849年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並宣佈於1849年11月16日執行死刑，但是在行刑之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他的身體每況愈下，癲癇症時常發，作。1854 年他終於得到釋放，但是要求必須在西伯利亞服役，直到1858年升為少尉后他才有自己的時間來思考與寫作。這十年的經歷讓他開始反省自己，篤信宗教。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聖彼得堡，次年發表了長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4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兄長相繼逝世，他瀕臨破產，整個人陷入消沉之中。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與罰》出版，為作者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兩年後，他完成了小說《白痴》。1872年完成了《群魔》，1880年他發表了《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他最後一部作品。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同年2月9日，他在寫作時筆筒掉到地上，滾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過程中用力過大，結果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去世，葬於聖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