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耀華

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三聯合中學（位於衡陽的湖南省立三中）。

1916年起赴日本留學。

1926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大經濟學院。

1933年至1934年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工商管理學院進修。

回國后先入北京中華匯業銀行。

1928年加盟上海銀行，歷任調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

1930年協力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徵信所——上海中國徵信所。

194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和考察。曾任北平法學院、中國大學、民國大學教授，《銀行月刊》總編輯。

1948年回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天津，重掌上海銀行天津分行兼華北管轄行經理之職。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次日，受邀去參加一個如何恢復天津市金融市場的座談會。

1959年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主任，直至去世。歷任調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

1994年10月雖已94歲高齡，仍每日按時到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上班。人們稱呼他為“世界上年齡最大的公務員”。

1952年被人民銀行總行南漢宸行長指派，與王志莘、米暫沉三人成立一個領導小組，組織公私合營銀行的人員從事搜集、研究、整理中國近代金融、貨幣史資料的工作。不料王志莘因病逝世，米暫沉也離行調職，3人小組中只剩下了資耀華一人單槍匹馬，獨自挑擔。

1958年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主任，全面接手已經搞了幾年的中國近代貨幣金融史料工作。

三個女兒資中筠、資華筠、資民筠均在各自領域卓有建樹，成名成家。長女資中筠，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次女資華筠，中國舞蹈研究所所長，著名舞蹈家；小女資民筠，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副教授。

1996年1月23日去世。

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議委員會副主任等，為中國金融學會創始人之一，並長期擔任副會長，顧問。

曾任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第二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委員。

著作有《貨幣論》《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英美銀行制度論》《信託及信託公司論》（專著），《清代外債史資料》（主編）等。

主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清政府統治時期)》《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2005年4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其自述《世紀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

勇諫救行

大不幸中之小幸，勇諫救行

資耀華在匯業銀行工作時就感受到，匯業銀行管理不善，已經病入膏肓，決定離開這個表面光鮮實則漏洞百出的地方。恰巧遇到當時在金融界呼風喚雨的新派銀行家陳光甫，此後他追隨陳光甫，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安家。在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周旋於各方各派，在金融潮漲潮落中實現自己的價值。資耀華同時擁有固執堅韌、長袖善舞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但他從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在無數次選擇的十字路口，都很有遠見地選擇了光明大道。

全面抗日戰爭還沒有開始的時候，他就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主任，他的幾次建議都在局勢模糊的時候使銀行免於危難。1930年，陳光甫派他去東北三省跟四川調查研究，考察是否能在這兩個地方開設分行。東北之行讓他失望透頂。“東北三省已經成了一個大膿包，遲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膿包穿了再看”。四川卻是天府之國，有做不完的生意，在那裡開設分行大有可為。經過考察，資耀華建議在川開設分行，對於東北三省以後再考慮。抗戰爆發后，重慶成了陪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為有在川的分行，很容易就把上海總管理處遷入四川，形成堅強後方。而東北三省在“九一八”事變后徹底淪陷，變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總部。真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金融事迹

1935年，剛從美國學習回來的資耀華，就急匆匆的趕赴天津。當時的華北，局勢混亂，日本侵略者虎視眈眈，天津駐屯軍常惹事生非，國民黨政府卻總是委曲求全。資耀華被任命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分行總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及中國旅行華北區經理。他到任時天津分行已經千瘡百孔，三百多萬的存款，兩百多萬的呆賬，頭寸吃緊，入不敷出。資耀華立即採取積極措施，動員一切關係，為銀行開源，想盡所有方法盤活呆賬。他一方面參加各種社會團體如聯青社、青年會等舉辦的活動，廣交朋友，尋找客戶。因為參加這些社團的都是青年才俊，各大工廠、公司、企業的經理、廠長，這些都是非拉不可的源頭活水。他還利用老關係如在天津組織仁社分社(留美歸國人員的團體)，助自己一臂之力；另一方面，他從抓兩家大的呆賬戶開始，千方百計的搞活呆賬。其中一家是紗廠，由於棉花價高，紗與棉比價反低，大量貨物滯銷。他就請求上海銀行各分行代為推銷，還全面整頓了紗廠內部。紗廠活了，貸款自然還清。由於這些活動，天津分行大有起色，存款多了，貸款也能如期收回。可就當時經營銀行全局來講，面臨的困難很嚴峻，全體銀根趨緊，源頭活水甚少，國際收支虧損多。尤其是法幣改革以後，曾享有發行權的銀行不能繼續發行鈔票，更使私營行庄步履維艱。

1936年，資耀華被電招回行，中止在日本考察。這次的日本之行，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日本的社會情況變化很大，大街上常能看到全副武裝、高視闊步的軍人，人民顯得很緊張。以前一個大學同學很謹慎地對他說：“您怎麼這個時候還來日本，日本軍閥已準備大舉侵略中國，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明天的事。”從上海回到天津，資耀華就拜訪了南開大學兩位經濟學家何廉及方顯廷博士，他們都認為“金融業將來可能被日寇拉攏利用作為其侵略中國的工具。”這句話資耀華一直記在心中，隨後他開始在天津分行內掩人耳目地收縮放款，多做租界內的業務，重點轉做打包放款及出口押匯。分行既收縮了放款業務，利息收益減少，現金庫存增加常有頭寸。所以他又提出對銀號、錢莊拆借，除特別殷實者外，必須要有可靠的抵押品。這種拆息的收入，除了可抵消銀行因壓縮放款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可以增加存款，庫存沒有縮水反而大大豐盈了。

“七七事變”點燃了抗日戰爭的烽火，日軍很快侵佔我國華北並在華中、華南地區瘋狂掠奪，日本對中國實行“以戰養戰”的侵華策略。1938年2月，華北成立了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聯銀券，兩位博士的話不幸被言中。中國的命運好似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隨時會被風暴吞噬。日本利用偽聯銀券到處吸收法幣套取外匯，一方面打擊上海、天津兩個外匯市場，故意抬高偽聯銀券的幣價，貶低法幣與聯銀券的兌換價格。圖謀取得大量低值法幣，打擊法幣的信譽促進偽聯銀券在市場上的流通。另一方面利用法幣深入內地搶購軍用物資。留守天津的資耀華信守對總行的承諾“堅守崗位，保存資產，利用租界抵抗敵人”，在淪陷區展開了貨幣反擊戰。

他暗中聯絡天津市全體同行，在銀行公會內巧設中午聚餐會，讓大家交換情況互通消息共同商討對策，也方便其傳達已經南下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兩位行長輾轉傳來的秘密指示(因為他二人與國民政府財政部有聯繫)。由於情勢日見險惡，天津金融業決議立刻將收集到的華北區域現大洋從中、交兩行撤走，轉存到天津英商滙豐銀行，並集中存進英租界英國總領事館地下金庫。當時抗戰氣溫高漲，但也有少數銀錢業乘機大發橫財，利用金融市場的變化選擇收付存款方式。法幣價格高就支付聯銀券，聯銀券價格高就支付法幣，這無疑是給岌岌可危的法幣雪上加霜。看到天津金融市場內外交迫，資耀華心急如焚。他繼續組織座談會，商量應對的辦法，準備與偽聯銀券做殊死搏鬥。在座談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將存放款種類嚴格分開，存戶存法幣開立法幣戶，今後收支皆用法幣；存戶存聯銀券開立聯銀券戶，今後收支皆用聯銀券。選擇方式自由，銀行決不干涉。同時暗中與英、美、法等外國銀行一致維持法幣信用。法幣可以兌取外匯，而偽聯銀券因為價值是人為的根本不能兌換外匯。天津租界內金融市場上的中、交鈔票每千元比偽聯銀券還高十八元，群眾怕偽聯銀券貶值，紛紛存法幣。各行大多用偽聯銀券放款，致使工商業在市場上搶購商品，囤積貨物。法幣逐漸隱藏，偽聯銀券泛濫成災，敵人被反將一軍，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次“換物運動”在敵人的心口上狠狠地插了一刀，租界內人民和愛國團體競相捐款捐物，暗中送往戰鬥前線，為抗戰提供了大量的物資。

1941年，喪心病狂的日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天津租界不再是避風港。日軍侵入租界，人人自危，人性中最醜陋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資耀華不得不與平日素所鄙視的人虛與委蛇。從日寇侵入租界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四年光陰，是他一生中最艱苦的歲月。

1944年，日本帝國主義氣數將盡，勝利的果實日漸成熟，資耀華卻經歷了一件危及生命的事。偽華北政府經濟總署突然給天津金融界的頭面人物發出聘書，要成立偽華北經濟委員會，用來控制華北物力、財力，接濟軍用。資耀華也受到了委任書，他知道這是一個屈辱的職位，寧可犧牲生命也不能接受。他沒有與同行商量，自行把委任書退回去，“心想這下可要大禍臨頭了，於是囑咐家中準備棉衣棉褲，等待憲兵隊捕捉入獄”。可不知是日本人無暇顧及，還是唐卜年代為說辭，總之沒了結果，就這樣躲過一劫。

擁黨信念

抗戰後的選擇，對共產黨的信念

抗戰剛結束，資耀華就作為華北金融界代表被邀請去重慶訪問。當時，國民黨大小官員都沉浸在一片勝利喜悅中，各個頭腦不清，夜夜笙歌。走後門，拉關係，每個官員都想早點出川去北京、上海、天津等敵占區，發接受財，發洋財。看到這片狼藉，資耀華心灰意冷，一刻也不想在陪都多停留，繞道輾轉回津。擁有敏銳金融嗅覺的他意識到戰後法幣將奇缺，如果運用得當，十萬可以當幾十萬，遂冒著風險，從重慶帶回一箱十萬元法幣現鈔。果然，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顧客滿堂，大家都爭相在這裡開戶往來，行里法幣頭寸更加豐裕了。

從蔣介石撕毀“雙十協議”開始，資耀華立場堅定，一直站在反戰的位置上。資中筠說，她的父親自1940年代末就下定決心追隨共產黨，不為別的，就因為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認定共產黨能夠使中國擺脫貧困跟屈辱。他以經濟座談會的名義，召集各方進步人士，還邀請一些進步新聞記者參加，座談會旨在反對國民黨的各種反動政策。他還暗中資助學生運動，幫助被迫害學生秘密逃跑。種種一切讓國民黨咬牙切齒，準備對其採取報復行動。迫於形勢，資耀華以赴美考察為名，暫避風頭。

1948年冬，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隊伍節節敗退，歸心似箭的他選擇回到祖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當時，很多美國金融研究機構重金禮聘他，他說：“我可不配擔此重任，我是中國人，我有做中國人的權利也更應盡中國人的義務。”這一信念始終支持著他。解放初期，他投身於天津經濟恢復，積極建言，保護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兩塊牌子，為天津金融市場戰後重建，做了不少努力。1949年他參加了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他說這是他一生一世中獲得的最大榮譽和最大幸福。1959年，國務院任命資耀華為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他在此任上直到去世。

盛世修志

“盛世修志”，對知識的熱愛

他除了實踐外，一直不放棄學術理論的著述。早期著有《貨幣學》、《英美銀行制度論》、《信託及信託公司論》等著作。1950年，在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支持下籌建成立中國金融學會。從1953年開始，他到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查訪，大量閱讀各種刊物、舊報紙，還親身走訪曾參加過政府的經濟財政貨幣工作當時尚在的老人，收集了大量金融方面的一手資料，尤其是清代貨幣史的資料。以後幾十年孜孜不倦主持編著《清政府統治時期貨幣史料》、《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一輯》、《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二輯》、《清代外債史》。十年動亂期間，資耀華被扣上了資本主義“大老虎”的帽子，下放到河南信陽農村。他沒有帶任何家用品，甚至是一床被褥，可卻帶了幾十箱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幾十年的心血啊，等於我們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後來他又把資料隨身帶回北京，終於得以在他生前完成出版，為後人留下寶貴的金融史料。

人物評價

前半生致力於硝煙瀰漫的中國銀行業，後半生治學，做文章。九十多歲高齡的他，寫下自傳《凡人小事八十年》，簡潔流利的筆鋒，淡淡的敘述著不平凡的一生。資耀華謹守“規規矩矩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為他愛了一生的金融事業燃盡生命。八十年的“凡人小事”舉不勝舉，平凡中更顯偉大，很值得我們細細體味。例如，資先生剛進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時，親手做了一個“上海市黃頁薄”。他以上海電話簿為基礎，分區、分街道、分弄堂，繪製了一個草圖，為以後銀行發展業務用。他還以顧客的身份，去上海各大銀行包括外國銀行“偷師”，學習他們的服務態度和業務情況。所有這些做法貫穿的精神是把上海銀行的服務對象定位為普通百姓，從一元起就可開戶。最為有趣的是，他曾被兩個大人物接見過，蔣介石誇他“抗戰有功，很好、很好”，毛主席誇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資耀華在內憂外患時的傲骨、在十年動亂時的淡定、在和平發展時的孜孜不倦，留給他自己的是樸實無華，留給我們的卻是心靈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