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東盛國
海東盛國
渤海國是我國唐朝時期以粟末靺鞨族為主體建立,統治東北地區的地方民族政權。
即渤海國,20世紀,渤海考古發現和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人們對渤海的認識從書本文字的了解進而看到渤海留下的遺跡,這無疑是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因為研究渤海歷史僅僅依靠文獻史料顯然是不夠的,尤其在文獻記載極其簡略又零碎不全情況,渤海考古發現和研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熱心學者在重視研究文獻記載的同時,對渤海遺存也產生濃厚興趣。渤海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學者最早記錄渤海遺跡可以追溯到宋金時期,最先實地踏查游訪和研究的是清初流放東北的寓賢。17世紀渤海歷史考古成果主要是渤海上京城址的發現著錄,19世紀的成果是考定17世紀發現的古大城即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20世紀,渤海歷史考古研究則從有限的宏觀逐步深入多領域的“微觀”。
一、
20世紀頭30年間是以對渤海遺址調查為主的時期,由日本、俄羅斯學者(確切地說是旅哈俄籍學者)壟斷,主要目標是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和三靈墳等。日本學者在軍國主義支持和庇護下,積極配合向“滿蒙”地區滲透。1883年,日軍間諜潛入中國吉林集安盜拓《好太王碑》。1894年御用文人九
鬼隆一向日本當局獻策掠奪中國文化財富。嗣後,日本一些學者相繼潛入中國(首先是東北地區)進行考古和人類學的調查研究,如鳥居龍藏、鳥山喜一、關野貞、白鳥庫吉、黑板勝美和內藤湖南等等。鳥居龍藏的《東北亞洲搜訪記》、《滿蒙古迹考》和鳥山喜一《渤海上京龍泉府考察記》都記述渤海遺址。在掠
奪中國歷史文化財產的過程中,20世紀20年代中成立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裡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中國一些學者對渤海上京城址調查記錄做出的貢獻。成書於1921年的《寧安縣誌》(王世選修,梅文昭總纂)對上京城的記錄超過同期的任何人的任何著作,所附上京龍泉府遺址圖是已知最早的實測圖。俄羅斯學者注意和研究渤海歷史及其國內渤海遺跡始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但直到十月革命前後,他們對渤海遺跡雖作過調查和個別挖掘,認識和理解上還有差距,甚至難以分辨某些遺跡性質。
30年代前後,對渤海歷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如1919年率賓唐晏撰《渤海國志》,后黃維翰撰《渤海國記》,金毓黻先生撰《渤海國志長編》。日本則有鳥山喜一於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內宏等人都有渤海論著發表。蘇聯的Э·H·馬特維耶夫於19
29年出版《渤海》。朝鮮學者也有相關論著問世。
二、
30年代初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可劃為渤海考古研究的第二期。特點是發掘範圍擴大,進入以發掘為主和調查發掘交替進行時期。
東北地區淪陷后,日本學者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基本是步侵略軍後塵而至。不過,據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宮城殿址的不是日本學者。1931年,在日軍佔領哈爾濱之前,這裡組建東省特區文化發展研究所,當年即組織大型綜合考察隊赴東部地區考察,中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尹贊勛先生參加地質分隊,還曾參加古人類分隊的考古工作。古人類分隊由B·包諾索夫領導,調查渤海上京城址、三靈墳等,包氏的調查試掘材料(《關於東京城遺址調查的初步報告》)於1932年首先用俄文發表。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內宏為首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隊在日軍刺刀保護下發掘渤海上京城宮殿遺址——這在國際考古發掘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一例。因為日軍曾在上京城宮城南門前(五鳳樓前)同抗日軍民激戰,傷亡慘重,今五鳳樓前的高大水泥標誌就是由為超度這些罪孽深重的亡靈所建“忠魂碑”改制的。參加發掘的日本學者有駒井和愛、鳥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國學者金毓黻等參加部分發掘工作。1934年7月發掘結束。1939年,出版了專題研究報告《東京城——渤海上京龍泉府址的調查發掘》,產生很大影響。發掘文物裝了23箱運回日本。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后,對東北地區渤海遺跡的掠奪性調查和發掘範圍也隨之擴大了。在日偽統治東北的14年中,凡是日本學者已經掌握或了解的渤海遺跡,基本都被發掘了。
如何評價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主持的考古發掘呢?據有關資料和知情者透露,他們的發掘有時基本上是有什麼挖什麼,科學性不敢過多恭維。謂其挖寶式盜掘可能不服氣,說掠奪也會有應詞。但他們是在別國土地上掠奪,受佔有心態支配和挖寶慾望的驅動,考古調查發掘必然是主動掠奪式的,因而發掘必有很
大隨意性,造成學術上的混亂,也嚴重地破壞了遺跡。
三、
抗戰勝利迄今為第三期。
20世紀後半期中國、俄羅斯、朝鮮和韓國學者已經成長起來,中國由於得天獨厚等條件而佔據主導地位,每一重要發現和研究進展,都對國內外渤海歷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從半個世紀的渤海考古發現和研究情況,可以看出一些脈絡,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階段性。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抗戰勝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是新中國渤海考古研究起步階段。重要標誌是1949年8月吉林敦化六頂山渤海墓葬的發掘和貞惠公主墓誌的發現。
第二階段是1950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止。這是中國的渤海考古調查發掘進一步擴大、研究整理並取得很大收穫階段,訓練和培養了相關的專門人才。
1953年至1957年,吉林省文管會和省博物館兩次調查敦化六頂山渤海墓葬。1956年,研究貞惠公主墓誌的有創見性的文章發表。其他地區與渤海有關的重要文物也有發現,如1956年北京德勝門外發現的《張建章墓誌》。1958年吉林省文管會和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再次調查六頂山渤海墓葬
和其他渤海遺跡。1959年,吉林省文管會和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對六頂山渤海墓葬進行第二次發掘。1963年吉林省對六頂山部分墓葬進行清理,1964年中朝聯合考古隊對六頂山渤海墓葬進行發掘。 50年代中後期迄1966年,黑龍江省考古工作者對牡丹江流域進行系統調查。1957—1958年對渤海上京城等作調查。1958年牡丹江下游地區考古調查中發現渤海墓葬近140座,渤海城址4座,建築址1處。牡丹江中游地區的調查和複查渤海城址2座,橋樑址3處、墓葬2處,堡壘和倉窖各1處。1960年發現大朱屯渤海墓群;在松乙溝調查了“二十四塊石”和建築址各1處。1961年調查發現沙蘭洋草溝渤海墓群和杏山的渤海磚瓦窯址等。1963—1964年,對東京城進行大規模考古調查和複查。1966年,調查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1963—1964年,中朝聯合考古隊對上京宮城西區、外城區街坊址、三靈墳和大朱屯渤海墓葬進行發掘。60年代中朝聯合考古隊發掘的收穫主要反映在70年代朝鮮出版的《渤海文化》和90年代中國出版的《六頂山與渤海鎮》。
二戰後,日本學者失去了盜掘渤海遺跡的特權,但仍具有一定優勢,這種狀況大體維持到60年代。隨著老一代學者相繼老退或離世,日本研究渤海考古的壟斷地位和優勢風光不再。新的一代學者如鈴木靖民、酒寄雅志、西川宏、小島芳孝等已經成長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成長起來的日本第二代、第三代學者,研究渤海歷史和考古的某些觀點與其前輩並不完全相同。
蘇聯(俄羅斯)的渤海研究是逐步深入的,20年代末出版有關渤海史專著,30年代中期加強了對遠東地區的歷史和考古研究工作。50年代初創建遠東考古學考察團,后組建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有計劃地開展濱海地區中世紀遺跡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前後代表人物有奧克拉德尼科
夫、B、·沙夫庫諾夫、A·伊夫里耶夫、B·博爾金、E·格爾曼、O·季亞科娃等。50年代末發掘了夾皮溝河中游谷地的馬蹄山寺遺址,60年代初發掘同一谷地的杏山寺遺址。附近山坡上發現了渤海墓葬。俄羅斯學者認為墓葬之中有渤海顯貴人物。他們還調查發掘早年發現的哈桑地區的克拉斯基諾古城址
——是已知濱海地區最大的渤海城址之一,認為它是渤海東京龍原府的鹽州。此外,他們還發掘了4座渤海城址(或城堡址)。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和遠東大學等有一些潛心研究渤海歷史和考古的學者,他們發掘的渤海遺址就數量而言是最多的。俄羅斯的渤海史觀有過變化,60年代以後除強調其獨立性以外,加強了同突厥、中亞地區聯繫和掛鉤,明顯表現出並不注重史實或誤解某些記載的人為傾向。
1966年至1977年渤海考古研究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中國的渤海考古調查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不過也有意外的重要發現,如1975年渤海上京城遺址舍利函首次出土;另外一項重大收穫是撥正扶直渤海石燈幢,搞清結構。1971年,吉林和龍縣河南屯發現渤海貴族合葬墓,出土一批珍貴精美的金製品。1973年,和龍縣北大地渤海清理髮掘50多座渤海墓葬等。朝鮮和韓國研究渤海歷史和考古可追溯到19世紀。朝鮮分為南北方后,北南方的學者各自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進行研究工作。就渤海考古遺存研究而言,北方先於南方,大致開始於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進入60年代前後,朝鮮更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到中國東北地區,特別是黑龍江和吉林兩省。中國已有的發掘研究成果和中朝聯合考古隊的一些重大發掘收穫成為其研究基礎。70年代又有朝鮮文物考察團訪問中國東北地區。此前,朝鮮在咸鏡南、北道發現一些渤海遺存。80年代以來,朝鮮加強了對渤海研究,擴充機構增加研究力量,積極尋找渤海遺存。朝鮮研究渤海考古有一定成就的代表性人物是朱榮憲等。韓國境內雖沒有渤海遺存,但其研究卻有後來居上之勢,中青年學者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如宋基豪、韓圭哲等,還培養出研究渤海史的博士和碩士。
第四階段是1978年至今,渤海考古研究進入深入發展和取得重大收穫時期。80年代以來,黑龍江、吉林等省已發掘的渤海墓葬,據不完全統計有450座左右,清理髮掘的建築址和居住址13處以上。黑龍江寧安市虹鱒魚場渤海墓之發掘收穫甚大,發掘墓葬數量之多、發現文物之豐富是空前的;寧安市三靈鄉渤海三陵2號墓的發掘也有重大收穫;對渤海三陵墳附近地區的地上地下首次物探也有非常重要的發現和收穫。此外,蓮花水庫渤海遺址和墓葬的發掘也有很大收穫。1980年和1981年間,吉林和龍縣龍水公社龍海大隊龍頭山發現了貞孝公主墓,發現一方墓誌和保存比較好的壁畫。這是80年代以來渤海考古的最重大發現之一。上京城附近渤海磚瓦窯址的發掘也有很大收穫,得到較為完好的渤海磚瓦窯址資料。1981—1984年和1990年以來,黑龍江省文物部門對上京城宮殿址、門址、廊廡址以及內城一些遺址進行發掘,基本沒有間斷。已有突破性的發現和進展,可以糾正《東京城》和《渤海文化》的一些疏誤。就渤海上京城發現的宮殿址、門址等而言已超過《東京城》和《渤海文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以外的國家的渤海考古,如朝鮮、俄羅斯等也有一些新的重要發現和新的研究進展,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