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國

渤海國初名為“震”（振），系大祚榮襲其父乞乞仲象所受武則天授予的爵位“震國公”。而關於“震”的含義說法不一，比較通行的看法是認為取自《周易》震卦卦名，有人分析粟末靺鞨自隋朝就受漢文化影響很深，大祚榮更是熟知漢文經史，因此以地處東方而以“震”為國號。朝鮮學者朴時亨則認為“震”是“威力震撼四方的大國的意思”，但武則天封乞乞仲象為“震國公”用威震四方之意幾乎不可能。也有學者指出應該與乞四比羽被武則天封為許國公一起考慮，並認為從音韻學上來說，“許”“震”可能為“靺鞨“的別稱“肅慎”的諧音。

但也有學者認為以上說法非常牽強，大祚榮在當時是否具有如此高的漢文化修養也值得懷疑，特別是他一建國就聯合突厥對抗武周，說明他不太可能接受武則天的“震”字封號。雖然《新唐書》記錄為“震”，但《舊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等重要史料及新羅崔致遠的《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中均寫為“振”，故大祚榮不是承襲父親“震國公”的封爵，而是定國號為“振”。“振國”這一名稱可能源於古代朝鮮半島的“辰國”，目的是吸引高句麗遺民。

也有學者認為渤海最初的國號既非“震國”也非“振國”，而是“靺鞨國”，但此說接受較少。

“渤海國”名來自於唐朝所賜的“渤海郡王”封號。有人認為“渤海”是“靺鞨”的音近變音。有人認為渤海並非特指某一海域，而是對東方大海的泛稱，唐朝以其東瀕大海而命名為“渤海”。也有學者認為“渤海郡王”的封號與中原望族渤海高氏有關，而高句麗的國姓也是高氏，由於唐朝對降伏高句麗的艱難過程記憶猶新，而大祚榮是“高麗別種”加上有大量高句麗遺民追隨他，所以唐王朝絕對不希望這個新蕃國與高句麗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從人們的意識中消除它與高氏高句麗之間任何可能的關聯。於是，唐王朝想到並選中了另一個高氏、漢代以來的名門高氏及其郡望——渤海。通過將大祚榮政權與渤海高氏一體化，從而將實為唐之蕃國的渤海視作其內屬地並廣告天下。

朝鮮方面則認為“渤海”一名不是源於唐朝封號，而是朝鮮民族的祖先——渤海人自己所定，唐朝冊封只是承認既成事實而已。並且指出“渤”（bal）是古朝鮮語中的“光明”、“光亮”之意，而“海”（hae）則在朝鮮語中則是“太陽”的意思，因此借用漢字標記為“渤海”，意為“陽光鮮明的地方”，與“朝鮮”等稱謂的含義一脈相承。

另外，當時的日本在與渤海交往過程中稱其為“高麗國”，這也是部分主張渤海國為高句麗繼承國者的依據之一。但有學者指出所謂“高麗國”只是日本單方面強加的稱呼，並不為渤海國所接受。

渤海國的締造者大祚榮，史書記載是出自依附高句麗的粟末靺鞨部，此說也是在中國一般採用的說法。粟末靺鞨部本是公元7世紀東北地區古代民族靺鞨族（肅慎後裔，滿族祖先）最南方的一個強大部落集團，因生活於粟末水流域，因之得名“粟末靺鞨”。“靺鞨”二字是古代通假用法本字應作靺羯，實自漢魏史書中“勿吉”音轉而來，“勿吉”則是古代通古斯語“waijoi”的音譯，本意為“山林部落”，今天赫哲語與滿語中仍在使用這個詞讀作（weji）。粟末二字至遼金時期轉寫為“宋瓦”，到明清時期又轉寫為“松花”，粟末水就是今天的松花江。粟末靺鞨實際意思就是“松花江流域的山林部落”。

大祚榮所屬的部族與當時的東北亞強國高句麗關係很深。據史料記載，靺鞨族分為七部，而這七部中與高句麗有關係的只有兩個，即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5世紀後期，粟末靺鞨剛從北方遷移至粟末水流域，與高句麗政權因爭奪土地而逐漸產生衝突，史書謂其“每寇高麗”。至隋朝前期，粟末靺鞨在與高句麗的戰爭中逐漸處於劣勢，8個粟末部落在首領突地稽的率領下逃往遼河以西，隋朝為安置他們，特地設置了遼西郡。而白山靺鞨則是“素附於高麗”。

到了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與新羅聯合滅高句麗，此後為了防止高句麗政權復辟並有效控制高句麗遺民與臨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數民族，唐朝又強行將“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徙居遼西營州（今遼寧朝陽），而大祚榮的父親乞乞仲象（當時即為部落酋長）就在這部分粟末靺鞨人當中。乞乞仲象一家自668年被遷到營州到698年大祚榮率部眾重新遷回“粟末故地”期間，在營州生活了近30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生並長大成人。

但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中國學者李健才等認為大祚榮實為白山靺鞨出身。大祚榮出身於依附高句麗的靺鞨部落，這一點沒有問題，但並未有任何史料顯示粟末靺鞨有過依附高句麗的史實，而大祚榮所屬的部族只可能是“素附於高麗”的白山靺鞨。不管怎樣，大祚榮及其父乞乞仲象是依附於高句麗的靺鞨人，高句麗滅亡后被唐朝遷入營州，而武周時期的“營州之亂”則使渤海國登上了歷史舞台。

營州是當時唐朝（武周）東北的中樞重鎮，除了大祚榮所屬的靺鞨人以外，還生活著高句麗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問題突出，極易發生動亂。696年（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叛周，殺營州都督趙文翙，是為“營州之亂”。事發后，武周女皇武則天派曹仁師統率大軍前去鎮壓，被擊敗，其後周軍聯合后突厥汗國的默啜可汗，南北夾攻營州叛軍，李盡忠戰死。697年，周軍又聯合奚人剿滅李盡忠殘餘勢力孫萬榮部，李楷固等投降，營州之亂平定，武則天改元“神功”，以示慶賀。

當時，居住在營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榮的父親乞乞仲象還被李盡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職。李盡忠失敗后，靺鞨人首領乞四比羽與乞乞仲象率營州靺鞨部眾東奔遼東。武則天對他們採取招撫政策，分別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為“許國公”和“震國公”，赦免他們參與叛亂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確表示拒絕接受，於是武則天命令契丹降將李楷固等追擊，斬了乞四比羽。此時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榮代父而立，率所部繼續東奔。武則天派李楷固前往討伐，窮追不捨。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軍追大祚榮至天門嶺，善於用兵的大祚榮藉助天門嶺的複雜地形，“合高麗、靺鞨之眾”，大敗周軍，李楷固僅以身還。天門嶺之戰為大祚榮率領的東奔隊伍贏得喘息時間。

698年（聖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與武周反目，攻入媯州、檀州、定州、趙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與奚又依附於突厥，於是中原通往東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榮審時度勢，在東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說在今吉林延吉東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龍西古城）建立政權，並以尊稱“da（古通古斯語，即酋長）”，自創其姓大氏，自稱“震國王”（一作振），是為渤海立國之始。

從大祚榮建國的過程來看，自營州東奔是最重要的環節，而其東奔隊伍的構成則是以靺鞨人為主，高句麗人次之，並夾雜有少量的漢人、契丹人等。這些人就是渤海立國的基礎。

大祚榮為了鞏固震國政權，不但在建國之後便立即遣使與突厥結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羅，巧妙地在強權林立的四鄰之間斡旋，故在數年之間，勢力得到了迅速發展。其疆域南接新羅，北鄰黑水靺鞨，西連契丹、突厥，所屬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麗、漢、契丹、奚、突厥、室韋等民族，有戶10餘萬，勝兵數萬，地方5000（一說2000）里，成為當時東北地區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705年，唐中宗複位，派侍御史張行岌招撫大祚榮。大祚榮接受招撫，向唐朝稱臣，並遣次子大門藝隨張行岌入侍，留為宿衛。唐朝準備進一步冊封大祚榮，但“會契丹與突厥連歲寇邊，使命不達”，故冊封一事暫時擱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於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將崔忻攝鴻臚寺卿，前往震國，拜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並且以其所統之地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後“渤海”遂成為其新國號。崔忻將其冊封大祚榮的事迹刻在都里鎮（今遼寧旅順）的一塊石碑上，即“唐鴻臚井碑”，成為見證唐渤關係的重要物證。

隨著大祚榮受到冊封、成為唐朝轄下的羈縻政權，新生的渤海國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緩解了東北的壓力。大祚榮在位期間，先後6次派兒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開始源源不斷地輸入渤海，促進了渤海經濟社會的發展。719年，大祚榮去世，“其國私謚曰高王”。唐玄宗追贈其為特進，並遣使弔祭。

大祚榮死後，其長子大武藝繼位，是為渤海武王。大武藝雖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冊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號而“私改年曰仁安”，並且“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大武藝即位后發動一系列對外戰爭，征服了鐵利、拂捏、越喜、虞婁等“東北諸夷”，特別是他對黑水靺鞨的戰爭，更是觸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開始歸順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設立黑水都督府，並派遣長史監領。大武藝聞之大怒，認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與唐夾攻自己，於是派弟弟大門藝與舅父任雅發兵征討黑水靺鞨。大門藝害怕得罪唐朝，反對出兵，但大武藝一意孤行，演變成一場衝突，最後大門藝出走唐朝避難。

此後圍繞大門藝事件，唐渤矛盾逐漸加深。727年，大武藝派人東渡日本，試圖結援日本以對抗唐朝、確保安全，此外亦與契丹結盟。完成準備后，大武藝於732年水陸並進，侵犯唐朝。水路由張文休率海盜直取登州，殺死刺史韋俊；陸路由大武藝親率大軍至馬都山（今河北東部）一帶，屠戮百姓。唐朝將領烏承玼、蓋福順等奮力抗擊渤海入侵，新羅、黑水靺鞨、室韋亦發兵助唐，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在此期間，大武藝為打開局面，曾派人至洛陽行刺大門藝，但未能得逞。大武藝也意識到不能繼續對抗唐朝，於是派大誠慶赴唐謝罪，唐玄宗下敕書予以赦免。其後大武藝撤兵，並送還唐朝俘虜，唐朝亦對其進行賞賜，唐渤關係終於恢復。

737年，大武藝去世，謚號“武王”，其子大欽茂繼位，是為渤海文王。大欽茂在位56年之久，期間渤海國勢蒸蒸日上，對中原文化的吸收也進入了高峰階段。大欽茂大興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設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設五京及府、州、縣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大欽茂在位時，渤海農耕經濟發展，並加強了與唐朝和日本的商業貿易，其間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訪問使團不僅次數多，規模也大。在文化上，大欽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等典籍，其後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學習。

對外方面，大欽茂繼續保持與唐朝的宗藩關係，在安史之亂期間未貿然捲入，而是採取遷都上京以防叛軍侵入、加強與日本聯繫等措施。762年，剛平定安史之亂的唐代宗便下詔升格渤海為國，冊封大欽茂為渤海國王，加授正一品檢校太尉，作為對渤海的褒獎，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時，大欽茂與日本亦往來頻繁，不僅12次派使訪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欽茂雖對唐稱臣，但對內使用自己的年號（大興、寶曆），甚至使用“皇上”、“聖人”等稱呼。大武藝以來的自主政策得以繼續維持下去。

793年，渤海文王大欽茂去世。其後20多年間，渤海一度進入中衰時期，先後更換了廢王大元藝、成王大華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義、簡王大明忠等六代國王，其間政局動蕩，屢有宮廷政變發生，廢王大元藝即為國人廢黜並殺死，大華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變而即位或死亡。818年，大祚榮之弟大野勃的玄孫大仁秀即位，是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後，渤海國勢中興，並步入全盛時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羅，迫使新羅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築長城三百里；同時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婁、越喜等部，並打敗了素稱強悍的黑水靺鞨，將興凱湖、烏蘇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於渤海國的控制之下，於其地設懷遠府、安遠府，故史書記載“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

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孫大彝震繼位。大彝震時期進一步營建上京宮闕，並發展與唐朝和日本的經濟文化關係，尤其與唐朝往來最為頻繁，大彝震不僅14次派使入唐朝貢，並派遣許多留學生學習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張建章訪問渤海，張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國后著有《渤海記》，詳細記錄了渤海諸王謚號、年號、官制、地理、交通、物產、風俗等情況，成為研究渤海國的珍貴史料。雖然當今該書已亡佚，但宋朝歐陽修編的《新唐書》內容多參照該書，使渤海的狀況能較詳細地被記載下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渤海諸王的謚號、年號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後則失傳了。大彝震於857年去世，以後又經歷了大虔晃、大玄錫兩代王，渤海國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評價為“海東盛國”。

895年，大玄錫去世，渤海國又經歷了大瑋瑎、大諲撰兩代國王，直至926年被契丹滅亡。其間關於渤海的史事及社會狀況的記載語焉不詳，主要事件有897年渤海與新羅在對唐朝貢時的“爭長”事件（崔致遠的《謝不許北國居上表》即作於此時）及906年渤海國相烏炤度與其子光贊與新羅人爭奪賓貢名次等事。而在920年，發生了渤海赴日裴頲使團中4名成員“遁留”日本不歸的事件，925年後又頻繁發生渤海貴族南投高麗（新羅末期朝鮮后三國之一）的事件，可知渤海已陷入分崩離析的危機之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亦到了十分尖銳的地步。這也給窺伺已久的強鄰——契丹國以可乘之機。10世紀初，契丹人即攻陷了渤海控制的遼東；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機率大軍親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龍泉府，大諲撰投降，渤海滅亡。

阿保機滅渤海以後，改渤海國為東丹國，以長子耶律倍為東丹國王，作為由渤海國到契丹直接統治的過渡階段。982年，遼朝（契丹）撤銷東丹國，改隸東京道（一說東丹國還繼續維持了一段時間）。渤海滅亡后，遺民不願接受契丹統治，一方面進行激烈抗爭，建立了定安國、興遼國、大元國等反抗政權，但都被鎮壓，並且渤海故地也在戰亂中遭到極大破壞，使渤海文明遭遇毀滅性的的浩劫；另一方面他們大批外逃或被強制遷移，渤海遺民的遷移大致有四個方面，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人留居故地和亡入女真地區，金朝時期對他們的同化政策使其融入女真族之中；被遼朝強遷到契丹內地和遼東地區的遺民，人數在100萬以內，後來一部分融入蒙古族，大部分融入漢民族；投奔高麗的遺民，人數在30萬以上，都融入現在的朝鮮民族中，朝鮮半島的陝溪太氏據說就是渤海王室大氏的後裔；投奔中原內地的遺民數量很少，很快都融入到漢民族中。

關於渤海國的疆域，《新唐書》有一個大致的概括：“南比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而渤海國的領土範圍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一般來說分為大祚榮時期、大武藝至大欽茂時期、大仁秀以後這三個階段，其疆域不斷擴大。大祚榮開國時，其疆域僅限於以今吉林東南一隅的東牟山為中心的小範圍地域。隨著大武藝“斥大土宇”，到大欽茂時代，渤海國的疆域已擴大為東至今琿春，西至今吉林海龍，西南至今遼寧寬甸，東南至今朝鮮咸鏡道，東北至今牡丹江下游，西北至今吉林農安等地。大仁秀時期“開大境宇”，又進行新一輪的擴張，奠定了渤海國全盛時代的疆域。此後渤海國的疆域，南以浿江（今大同江）和泥河（今龍興江）與新羅為界，北抵今三江平原一帶，與北黑水靺鞨相接，東臨日本海，西至今吉林與內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接壤契丹，是當時東北地區幅員遼闊的封建強國。

關於渤海疆域爭議最大的一點是其是否佔據遼東及其時間。遼東在唐朝時期長期為甌脫之地，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後，安東都護府撤銷，唐朝勢力已難及遼東，這給渤海國入據遼東提供了可能。有學者認為渤海西界一直是自丹東（泊灼口）至新賓、開原一線，並未佔據遼東。而更多的學者如魏國忠、方學鳳、孫進己、鄭永振等則支持渤海佔領遼東的說法。從史料來看，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渤海佔領遼東的過程，但都提示了渤海據有遼東的事實。如《契丹國志》卷一：“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為東京。”《遼史·天祚紀》：“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唐高宗平高麗，於此置安東都護府，後為渤海大氏所有。”《資治通鑒》卷二七三載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續日本紀》卷十一引《渤海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云：“日域東遙，遼陽西阻，兩邦相去萬里有餘”。由此可見渤海後期疆域包括遼東當屬事實，並且契丹也是從渤海手中奪取遼東的。而渤海佔領遼東的時間，宣王大仁秀時期的可能性比較高。但渤海據有遼東后如何管理，則因缺乏史料而無從得知了。

渤海國的行政區劃模仿唐朝，實行五京制，下設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餘縣。渤海國的五京是：

•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

•中京顯德府：今吉林省和龍市西古城

•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省琿春市八連城

•西京鴨淥府：今吉林省臨江市

•南京南海府：今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

渤海國曾經歷四次遷都，大祚榮開國時都城為東牟山舊國，其位置在今吉林東南一帶。742年遷至中京顯德府，755年遷至上京龍泉府，785年遷至東京龍原府，794年復遷上京龍泉府，直至滅亡。除京府之外，還有鄚頡、率賓、東平、鐵利、懷遠、安遠等府，府下轄州，其中郢、銅、涑三州為直轄於中央的“獨奏州”。除了15府與62州以外，金毓黻還考證出渤海有130多個縣。但這只是能考知的數字，渤海全盛時期的縣推測有200個以上。

渤海國的政治體制採取的是以國王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渤海國“大抵憲象中國制度”，渤海滅亡后，契丹“治渤海人一依漢法”，可知渤海國的典章法律皆依中原唐制。渤海國王處於渤海社會的最頂端，雖然接受唐朝的冊封，但對內不奉大唐正朔，而擁有自己的謚號、年號，甚至被尊稱為“皇上”、“聖人”，君主的配偶亦被尊稱為“皇后”，內政外交均由國王自主處理，可見渤海國雖為唐朝藩屬國，卻在事實上具有相當強的獨立性，頗有“外王內帝”的色彩。關於渤海的王室制度，《新唐書》記載“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其命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渤海國嚴格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王位原則上由嫡長子繼承，並效仿唐制設“宗屬寺”，對王室進行管理。

王室大氏以下的貴族主要有幾個“右姓”，即高、王、李、張、烏、楊、賀等，這些貴族連同王室一併壟斷了渤海國的政權，從而使宗法制度和高門政治成為維繫渤海國的政治基礎。在此基礎上，渤海國全面依照唐制組織政權，以輔佐國王統治。其三省六部分別是：

•宣詔省：相當於唐的門下省，審議由中台省提出的政令，長官為正二品的左相，其下設左平章政事，屬官有侍中、左常侍、諫議；

•中台省：相當於唐的中書省，負責起草、修訂政令，長官為正二品的右相，其下設右平章政事，屬官有內史、詔誥舍人；

•政堂省：相當於唐的尚書省，作為政府的首腦部門，負責執行政令，長官為大內相，品級在正二品之上，另外配置作為助手的左右司政，地位在左右平章事之下，屬官有左右二允。下設六部：

•——忠部：相當於唐的吏部，負責文官的採用、考核、封賞等；

•——仁部：相當於唐的戶部，負責土地、稅收等；

•——義部：相當於唐的禮部，負責儀禮、祭祀、科舉等；

•——智部：相當於唐的兵部，負責武官人事、地圖繪製、車馬武器的管理等；

•——禮部：相當於唐的刑部，負責司法、刑獄、審復等；

•——信部：相當於唐的工部，負責交通、水利、建築以及建築師的人事。

此外渤海國在中央還設有十二司、一台（中正台，相當於唐的御史台，負責糾劾官員，長官稱大中正，相當於唐朝的御史大夫）、七寺（殿中寺——相當於唐的殿中省，負責王室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管理，長官稱大令，相當於唐朝的殿中監，品級為從三品；宗屬寺——相當於唐的宗正寺；太常寺；司賓寺——相當於唐的鴻臚寺；大農寺——相當於唐的司農寺；司藏寺——相當於唐的太府寺；司膳寺——相當於唐的光祿寺）、一院（文籍院，相當於唐的翰林院）、一監（胄子監，相當於唐的國子監）、一局（巷伯局——相當於唐的內侍省，掌管宦官）等機構。

渤海國的官階勛爵制度也效仿唐制，官分九秩，並有開國公、開國男、上柱國等勛爵。渤海國的官服同樣模仿唐朝，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

渤海國在地方上設五京，下轄府、州、縣，有都督、刺史、節度使等官職。但除了這種中央集權制以外，邊遠地區還保留著由土人自治的部落制。

有學者根據唐文宗賜給渤海的敕書中有“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等各有賜物”一句出現了“長史”的稱謂，進而認為唐朝中央政府在渤海國派駐“長史”一職，進行監領。但因為是孤證，故難下斷語，暫且存疑。

大祚榮與武周打了場天門嶺之戰，繼而誕生了渤海國，所以渤海可以說是以武開國。建國后雖文化逐漸發達，但武功也保持顯赫，先後經歷了大武藝“斥大土宇”和大仁秀“開大境宇”兩輪大規模的對外用兵與擴張，與唐朝、新羅、黑水靺鞨等周邊國家與民族進行戰爭，確立了渤海“地方五千里”的遼闊版圖。關於渤海國的軍事機構，據《新唐書·渤海傳》載，“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雖過於簡單，但大體上可知是仿效唐朝的府兵十六衛之建制而加以簡化，因此推測渤海還效仿唐朝實行府兵制。除了十衛以外，渤海國還設置了自己的禁軍，即左右神策軍和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而據記載，渤海國在西部邊境重鎮扶余府“常屯勁兵，扞契丹”，可知渤海也有地方兵或邊防兵。這說明渤海的軍隊由府兵和禁軍組成的中央軍和地方軍構成。渤海政府機構中的政堂省下設“智部”，負責軍事上的管理。

渤海軍隊數量頗大，建國之初有“勝兵數萬人”，到渤海後期則是“兵數十萬”。史稱渤海“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足見其軍隊戰鬥素質很強，成為“海東盛國”的重要支柱。

渤海國內各民族來源於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從事不同類型生產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區內經濟發展水平一開始就存在不平衡。這一狀況在渤海國存在的200多年裡，未得到根本改變。大體說來，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區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區為夫余、高句麗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農業為主的地區，經濟、文化發達；以東和東北部地區，是被渤海國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婁、越喜、拂涅、鐵利諸部所在，尚處在漁獵經濟發展階段。存在這一差異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地形、氣候、資源等自然條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產領域是社會生產的多樣化，《新唐書·渤海傳》記載：“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丸）都之李，樂游之梨。”可見，渤海區域內社會生產門類十分齊全，除了漁獵業外，當時中原地區具有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渤海莫不有之。以下通過對各門類生產的簡略介紹，來說明其社會生產發展的大致狀況。

渤海國的農業生產已普遍採用鐵制工具。他們使用的鐵鐮、鐵鏵、鐵鍤和鐵鏟等，在今吉林敦化、黑龍江寧安及綏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遺址中皆有發現。上京龍泉府遺址出土的鐵鏵為生鐵鑄造，長36厘米、重近4.5公斤，說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時代“田耦以耕”，發展為由畜力牽引。農作物品種也增多了，不僅有粟、麥、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類、蕎麥、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時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盧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種到北緯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區，僅此可知其農業生產比高句麗時代有了長足發展。

渤海人普遍養豬，也飼養馬、牛等大牲畜。豬以今黑龍江阿城一帶（鄚頡），馬以今綏芬河流域（率賓）的最為名貴。馬是渤海與中原地區貿易的重要商品，當時李正己所統今山東半島“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

渤海國的手工業有紡織、銅鐵冶鍊、金銀品製作、陶瓷和造船等行業。紡織品有布、綿、紬，原料是麻和蠶絲，產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和龍縣附近地區（顯州）、朝鮮咸鏡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龍州）。契丹滅渤海后，東丹國每年要向契丹進貢粗布15萬匹這一事實，可知渤海地區的紡織業是相當發達的。銅的冶鍊和製作也有一定規模。煉出的銅除用於製作生活用的各種器皿和裝飾品外，還把大批熟銅運到今山東半島（淄青）出賣。今黑龍江寧安以南的哈爾巴嶺一帶和東寧縣大城子地區，是銅冶的主要地。鐵的產地主要在中京顯德府，顯州位城縣的鐵最著名。已經發現的渤海時代的鐵製品已近50種。渤海人也能製作金銀製品。和龍北大地、寧安上京、敦化六頂山等處渤海遺址，出土的金銀製品有金帶、金飾件、金釧、金耳璫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銀釵等。814年，渤海國曾向唐朝獻金、銀佛像各一。陶瓷製品近十幾年在渤海遺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缽、罐、碟、盤、瓶、缸、杯等，並發現了許多釉陶和質地優良的三彩陶。瓷器殘片在寧安、敦化及今俄羅斯烏蘇里斯克（雙城子）等地的渤海遺址中皆有發現。另外，20世紀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鄉發現了大片渤海磚瓦窯群廢墟，1980年探明有20餘座。

漁獵和採集在渤海社會內仍佔有一定地位。從事漁獵的主要是越喜、鐵利、拂涅、虞婁等部的居民。見於史載的貴重漁獵品有貂、虎、豹、熊、羆、鹿、鷹、鯨鯢魚、鯔魚、乾文魚等。採集品種類也很多，貴重的有人蔘、白附子和松子等，這些多是用於納貢和交換的。

渤海國的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國內城市興起，著名的有上京龍泉府、中京顯德府、東京龍原府、西京鴨淥府、南京南海府等。尤其是上京這座擁有十多萬人口和數十個里坊的商旅輻輳、邸店駢列的大都會，不僅是渤海境內的經濟中心，也成為了當時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樞紐。此外，寺廟附近的交易活動也更加活躍。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商業繁榮的一個標誌。除此之外，渤海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主要與唐朝和日本進行，並湧現了李延孝、李光玄等馳騁於日本海、黃海和東海之間的著名渤海商人。此外渤海與黑水靺鞨、契丹、新羅甚至中亞地區都有貿易往來。

渤海在原有的靺鞨、高句麗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中原唐朝文化，創造了輝煌而獨特的文明，有“海東盛國”之稱。渤海建國後由高王大祚榮、武王大武藝、文王大欽茂三代經營，中間雖發生政治變故，但社會發展仍未間斷，至宣王大仁秀時期達到全盛。當時的渤海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社會經濟水平很不平衡，因此渤海國的民俗文化也呈現紛繁複雜的特點。在渤海五京範圍內，因與唐朝、新羅、回鶻、日本等周邊國家的交往，城市經濟十分繁榮，外來文化幾乎成為主流。居住於城市內的上層貴族，已大多接受來自中原地區宗教信仰，其中以佛教最為突出。當時上京龍泉府僅佛寺即不下百所，僧徒眾多，至今一些佛寺仍在沿用，香火千年不絕。據《冊府元龜》記載，唐憲宗元和九年和十二年，渤海國派高禮進兩次朝貢大唐，進奉“盧城稻”與金銀佛像，以備唐皇室每六十年舉行的“法門寺”迎奉佛指舍利之用。而每年渤海國王室亦在潥州（今吉林省吉林市）也就是粟末靺鞨的祖庭舉辦“無遮割鐮”大會，以第一穗“盧城稻”供奉諸佛，第二穗“盧城稻”進獻大唐皇帝，渤海貴族皆以分得餘下之稻而雀躍。渤海人十分篤信佛教，即使死後也要將陵墓模彷彿塔建造希望靈魂轉世成佛，最為典型的為渤海文王之女貞惠公主墓，其復原后的墓葬佛塔為七層，高約二十米，這在中國古代貴族墓葬中都是極罕見的。俄羅斯遠東濱海地區發掘的杏山寺遺址是渤海後期率賓府地方貴族捐建的著名佛寺，其寺廟布局規整建築規模宏大，不亞於當時中原與日本的同類建築。現存的渤海佛教建築除上京龍泉府部分遺跡，還有吉林省境內的靈光塔，該塔為磚砌五層密檐結構，與西安小雁塔結構十分相似。另外南京南海府也發現多處佛寺遺跡。

在渤海國民間，由於民族眾多，宗教信仰不但種類繁多，而且有逐漸融合的趨勢。除少數部落首領家族接受渤海朝廷、任命踏入貴族行列外，絕大多數平民仍然處於氏族體制下，從事農獵漁相結合的複合型生產。因此，在他們的生活中則更多保留了本民族的原始信仰，即“薩滿教”。渤海建國后因物質生活的快速豐富使民間薩滿教獲得了更多的表現手段，近現代以來通過考古發掘在中國東北、俄羅斯遠東、以及朝鮮半島北部均出土了大量的渤海國時期民間薩滿教使用的銅製腰牌、腰鈴、鼓棒手柄、神服上的銅製鑲嵌物、陶制神偶、等各種法器。薩滿教在渤海國民間的普遍程度可見一斑。

渤海國時期來自中原儒家文化也得到普及與發展，這從渤海六部用忠字及“五常”命名即可看出。帶來儒家文化的除少數漢族臣民外，本土內漢化程度較高的高句麗遺民也成為重要的文化傳播者，而更為主要、影響力更大的則是渤海上流階層。自高王大祚榮起，渤海官方就不斷派遣留學生赴唐汲取儒家文化，這些人中大多數出身貴族官僚世家，有的還是渤海王室，他們精通儒家經典，漢文造詣極高，同時又了解唐朝文化政治，歸國后大多躋身政界，成為渤海朝廷的重要人才，此外渤海文王時還效仿唐朝國子監設置“胄子監”，作為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基地，所以儒家文化對渤海國作用頗巨，甚至在渤海滅亡以後仍對遼、金兩代產生過重要影響。除此之外，中原人帶來的道教和中亞人帶來的景教也在渤海有傳播痕迹。

渤海人的文學作品主要散見於日本史書中及出土的貞孝、貞惠公主墓誌，其詩文受唐朝影響很深，留下姓名的渤海詩人有周元伯、釋貞素、楊成規、楊泰師、裴頲、裴璆、高元固等人。渤海音樂亦取得較高成就，不僅在當時就傳入日本，後世金朝宮廷還專門設有“渤海樂”。渤海國使用渤海語，官方文字當為漢文，而渤海國究竟有無自己的文字，目前尚無定論。但學術界主要觀點有如下兩種：

•一是認為渤海國沒有自己的文字，渤海遺址中所見的奇詭難識字並非是渤海人所獨創的字，其中有些是漢字的變體。還有一些當為邊疆少數民族在學習中原先進文化過程中所造成的錯誤，並非有意而為之。而一小部分可能是類似物勒工名一樣工匠的特有符號。1982年吉林省延邊博物館的李強通過對渤海“文字瓦”一手材料的掌握與收集，主要包括渤海三京，即上京龍泉府、東京龍原府、中京顯德府以及渤海三京周圍的一些寺廟遺址、建築遺址中發現的文字瓦，對渤海文字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收集整理。除上述遺址外，還包括日本1937年編著的《間島省古迹調查報告》、1939年編著的《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發掘調查》和中國金毓黻先生編著的《渤海國志長編》收錄的文字瓦。通過匯總，共有250多個文字、符號。李強先生將其分為三類，即正楷類、殊異字類和符號類。他認為渤海沒有創製本民族的文字，其中所謂的殊異字大部分可以說是漢字的變體字或者是由於工匠文化程度有限所造成的錯別字。祛除了大部分的這類殊異字，其他的殊異字也不能說成是渤海人自創的文字，其中可能是由於工匠自己所做的標識、戳印形制不規範等原因造成的。

•二是認為渤海國有自己本民族的語言，為了表達自己的國民想法以及一些固有的名詞，根據本民族語言的特有發音，創製了本民族的文字。韓國學者金在善主張，渤海國是有自己的文字的，以表特有之音。是與高句麗、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樣借鑒漢字寫法，通過音訓表記法來表達自己民族的感情、情趣之文學、固有名詞、地名等。並提出這種做法在朝鮮三國時就已經普遍流行。其中他提到《日本紀略》前篇14載：“渤海首領高多佛脫身，留越前國安置，越中國即令史生羽票馬長及諸生就習渤海語。蓋渤海即通習漢字，而其語言中心有漢字所不能賅之音，故別制新字以表明之，此奇異難識之所由來也”來說明渤海國是有其本民族自己的語言的。並且金在善還在另一篇文章《李太白與渤海文字》中引《李太白全書·王塵叢談》云：“渤海國有書於唐，舉朝無解之者，李太白能解而答之”。指出目前在渤海國遺址上所發現的“文字瓦”中，相當數量都屬於無法解讀音義之字。此亦可能為渤海人創製本民族之字，依漢文開發適合於本民族語音的字而用之。

渤海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靺鞨、高句麗、契丹、漢人、奚人、九姓雜胡、達姑、回鶻等多個民族。從族系來說，靺鞨屬於肅慎族系，高句麗屬於夫余-濊貊族系，契丹、奚人及達姑屬於東胡-鮮卑族系，漢人屬於華夏族系，回鶻及九姓雜胡等屬於突厥族系。關於渤海的主體民族，中國一般認為是靺鞨人，確切的說是粟末靺鞨，也有學者認為是白山靺鞨。但朝鮮和韓國認為渤海國是以高句麗人為主，靺鞨人為少數。

孫進己、魏國忠等中國學者認為渤海在建國與發展過程中融合諸多部族，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即“渤海族”。但此說爭議較大，學者金香、鄭永振等認為渤海族一說不能成立，渤海國內各族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習俗，並未融合成一個整體，因而渤海仍應被看作為多民族國家。

渤海建國初期有編戶十餘萬，人口約70—80萬，後期人口逐漸增至300萬左右。

渤海國與唐朝保持著宗藩關係，與南面的新羅國一樣是唐朝的屬國。唐朝設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將新羅、渤海人一同列入外國人參與的賓貢科，唐德宗、唐文宗時曾下詔“中國人不合與新羅、渤海外國人交通買賣”，這些事實說明了唐朝把渤海國看作是與新羅等同的“外國”或“蕃國”。但渤海與新羅不同的是，渤海不用唐正朔，有自己的年號，甚至自尊為“皇上”、“聖人”，新羅碑銘與文獻中多自稱“大唐新羅國”、“有唐新羅國”，而渤海的文書中則尚未發現這種辭句。可見渤海比起新羅具有較強的自主性，渤海與唐朝關係的親密度、在大唐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也稍遜於新羅。但這並不能改變渤海國在政治上從屬於唐朝的事實，只能說渤海國具有對內和對外的二重性，對內是自主的，而對外尤其是對唐則是藩屬國。最初渤海國被編為唐朝的一個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其君主只是郡王，名義上是唐朝轄下的地方羈縻政權。762年唐廷詔令渤海為國，但仍是大唐帝國冊封體制下的一個附屬國，並始終履行包括朝貢、朝覲、賀正、質子入侍在內的各項藩屬義務，與唐朝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保持著頻繁的來往和密切的聯繫。

當時，渤海國王即位必須得到唐朝皇帝遣使冊封方為合法，且頻年向唐朝朝貢並遣子入朝宿衛。200多年的時光中，儘管也曾出現過矛盾、爭端，並在大武藝時期爆發了一場戰爭，但從總體來看，親睦友好才是唐渤關係的主流。渤海與唐朝的交通為“朝貢道”，即以渤海西京鴨淥府為樞紐，出鴨綠江口，至登州（今山東煙台），直抵長安城。唐渤貿易主要是以朝貢貿易的形式進行的，渤海向唐朝派遣朝貢使團132次，向後梁、後唐派遣使團各5、6次，每次都會得到唐廷大量“回賜”。除了朝貢之外，唐朝的登州是渤海向唐朝出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這裡常年停泊著渤海的“交關船”。唐朝還在青州（一說登州）設置“渤海館”，專管同渤海地區的商務事宜。渤海向唐出口的主要有虎皮、海豹皮、貂鼠皮、白菟皮、貓皮、革、馬匹、羊、鷹、海東青、鶻、鯨鯢魚睛、鯔魚、乾文魚、人蔘、昆布、牛黃、頭髮、松子、黃明、白附子、蜜、金、銀、金銀佛像、六十綜布、魚牙綢、朝霞綢、靴、瑪瑙櫃、紫瓷盆以及兒口、女口、奴子等等。進口的主要有帛、絹等各類絲織品、袍服冠帶、粟、藥材、金銀器皿以及經籍圖書等等。

渤海國深受唐朝影響，採用唐朝的政治軍事制度；經濟上則積極引進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社會經濟顯著發展，同內地貿易歲歲不絕；同時廣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學生入唐學習，通過文獻可確認的渤海留唐學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壽海、解楚明、趙孝明、劉寶俊、烏炤度、烏光贊、高元固等，烏炤度等人還登唐賓貢科。從詩人溫庭筠《送渤海王子歸本國》的著名詩篇也可以看出渤海與唐朝的親密關係和交融狀況。詩中說：“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勛歸故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與新羅互為鄰國，兩國雖然同為大唐東藩，但關係緊張。大祚榮時期鑒於國力尚弱，曾短暫通好於新羅，曾接受新羅“第五品大阿湌”的官爵。但其後兩國在領土、經濟、政治等利益上始終衝突，使兩國長期處於對立狀態。732年大武藝入侵唐朝，新羅應唐要求進攻渤海南部，但無功而還，後來渤海還曾試圖聯合日本夾攻新羅。到大仁秀時，渤海與新羅再次爆發戰爭，並以渤海獲勝告終。到渤海末期，又發生新羅和渤海在唐朝面前的“爭長”事件，新羅文人崔致遠作《謝不許北國居上表》，自居“槿花鄉”，蔑稱渤海為“楛矢國”。與此同時發生了新羅人與渤海人爭奪賓貢科名次的事件。契丹滅渤海時，行將就木的新羅還曾發兵相助。

唐朝對渤海和新羅分化離間的“以夷制夷”策略是造成兩國對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儘管兩國一直處於對立狀態，但不代表兩國完全絕交，《新唐書》明確記載了以南京南海府（今朝鮮北青）為樞紐的“新羅道”的存在，《三國史記》亦記載新羅兩次遣使“北國”（即渤海），所以渤羅兩國尤其是民間應該還是有往來的。

渤海與日本的關係相當友好。據記載，渤海國從727年始，一共向日本遣使34次（3次遭遇海難覆沒），日本則向渤海遣使13次，直到東丹國時期仍有遣日使臣。渤海曾開闢了穿梭於日本海的“日本道”，作為渤日兩國往來通道。“日本道”的路線從渤海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琿春）出發，到鹽州（今俄羅斯克拉斯基諾）港，橫渡日本海，抵達日本門戶太宰府（今九州福岡）或其他沿岸港口。也有從南京南海府的吐號浦出發赴日的。渤海早期對日往來，是由於與唐朝及周邊部族關係緊張，因此想與日本結援，打開孤立的局面。758年以後渤海與日本又企圖聯合夾擊新羅。但隨著渤海立場變化，這種軍事結盟關係也中止了，從762年開始，渤海不再派武臣出使日本，而改以文臣，渤日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隨之日趨頻繁。在經濟上，渤海向日本輸出大蟲皮（虎皮）、熊皮、豹皮、人蔘、蜜等土特產，從日本輸入彩帛、綾、綿、羅、絲等絲織品。在文化上，兩國使臣酬唱詩歌，互相輸入音樂舞蹈，在漢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書寫了燦爛的一頁。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不僅直接與日本交流，還扮演著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如渤海國協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歸國、援助日本留學僧和留學生入唐和歸國、轉達旅唐日本人的書信和物品、傳遞唐朝的情報等。此外渤海國還向日本輸入唐朝文物，如將唐朝《長慶宣明歷》和梵文《尊聖咒》傳到日本。

但是，渤海與日本的關係中也有不和諧的因素，主要在於兩國關係的不對等。渤海將對日關係視為對等外交，重視度次於對唐朝貢關係，這從渤海入唐使節多為大氏、而遣日使節鮮有大氏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大武藝與日本建交的國書中也有“通使聘鄰”、“永敦鄰好”等描述平等睦鄰關係的語句。但當時日本的小中華思想卻極度膨脹，以“中國”自居，把渤海看作“蕃國”，將渤海來使視為朝貢，兩國不能不因此產生矛盾。從753年開始，日本就要求渤海用藩禮，771年又發生了日本以渤海國書“違例無禮”而拒絕接受的事件，此後的渤日交往中又屢次發生日本以渤海國書“無禮”、“違例”、“不遜”或使團攜帶商旅為由而退還國書甚至拒絕渤海使臣入京之事。而渤海則堅持自主平等，維護獨立的尊嚴。

日本要求渤海朝貢的依據是渤海為高句麗繼承國，而高句麗則是日本的朝貢國，所以渤海有向日本稱臣納貢的義務，比如日本第一次要求渤海稱臣就是援引高句麗舊例（“尋高麗舊記”），後來天皇致渤海的國書中也有“高氏繼緒，每慕化而相尋；大家（指渤海大氏）復基，亦占風而靡絕”、“昔高麗全盛時，其王高武，祖宗奕世，介居瀛表，親如兄弟，義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貢相續。逮乎季歲，高氏淪亡。自爾以來，音問寂絕。爰神龜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海郡王，遣使來朝，始修職貢”等語句。因此，日本稱渤海國為“高麗國”或“高句麗”，稱呼渤海王為“高麗國王”，其使節為“高麗大使”。日本派遣至渤海的使節或船隻，則稱“遣高麗使”、“送高麗人使”，或“遣高麗國船”。渤海國亦表現出繼承高句麗的意識，如大武藝致日本的書函中有“復高麗之舊居，有扶余之遺俗”，大嵩璘致日本的國書有“向風之趣，自不倦於寡情；慕化之勤，可尋蹤於高氏”等。關於該問題，有學者認為渤海以高麗自居並非對日外交的措辭，而是基於高句麗繼承國的現實意識。中國學者魏國忠等則主張稱渤海為高麗國是日本單方面炮製的騙局，目的是誘導渤海稱臣，並推測“高麗國”的稱呼被渤海抵制。

與游牧、漁獵民族

除了唐朝、新羅、日本等漢字文化圈諸國以外，渤海還與突厥、黑水靺鞨、回紇、契丹等游牧、漁獵諸部族與政權存在交往。突厥（后突厥汗國）是渤海最早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新舊唐書都記載大祚榮一開國就遣使與突厥交往。渤海剛建國時是稱臣於突厥、受突厥保護的，突厥派駐“吐屯”進行監視；受唐招撫與冊封后形成了對唐與突厥的兩屬關係，后突厥汗國衰亡后，這種關係不復存在。而渤海投向突厥實為時勢所迫，與突厥的關係並不睦，因此突厥衰落以後，就立刻擺脫對突厥的從屬關係。據史料記載，突厥曾於735年遣使渤海，要求渤海出兵助突厥攻擊契丹與奚，但渤海武王大武藝卻將使者扣留。可見渤海與突厥已在此時一刀兩斷了。

對於繼突厥而興的回紇汗國，並無史料記載渤海與其建交。但從考古發掘出的突厥文石板、景教十字造型的陶質牌章等遺物來看，回紇人可能在率賓府（今俄羅斯烏蘇里斯克）一帶從事商貿等活動，並把景教信仰帶入渤海境內。

渤海人的祖先曾長期在營州與契丹人共同生活，並參與了契丹人發動的營州之亂，因而渤海初期與契丹關係不錯，甚至在大武藝時期可能有某種結盟或默契存在。但總體來說，渤海和契丹關係緊張，史載渤海國在西部邊境重鎮扶余府“常屯勁兵，扞契丹”。後來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機討伐渤海時，就稱渤海為“世仇”，日本醍醐天皇對東丹國使臣的詔書中也說：“朕聞渤海之於契丹，世讎之國也”，渤海與契丹的敵對關係可見一斑。

渤海與黑水靺鞨也是敵對關係。大武藝侵唐即是因與黑水靺鞨的競爭而起。後來渤海對黑水靺鞨逐漸佔上風，兼并了鐵利、拂捏、越喜、虞婁等南黑水靺鞨諸部，設置州縣進行統治，使其“不復與王會矣”（即不再向唐朝朝貢，而臣屬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