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國志

該書為南宋人奉敕編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關北朝的資料，與元人所編《遼史》主要根據遼朝《實錄》有所不同，雖不免傳聞失實之辭，亦存直書不隱之論，足資參考。

書第一至十二卷記錄歷朝皇帝之事，第十三卷是《后妃傳》，第十四卷是《諸王傳》，第十五卷是《外戚傳》，第十六卷至十九卷為《列傳》，記載了十五位名臣的事迹。第二十卷為《晉表》、《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第二十一卷為《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進禮物》兩類。第二十二卷講述地理，第二十三卷講述制度。第二十四、二十五卷為節錄宋人使北見聞。第二十六卷記述周邊北方各國。第二十七卷為《歲時雜記》記錄契丹的禮儀風俗。全書幾乎囊括了有關遼的重要史料。

紀傳之外，卷首附《契丹國初興本末》、《契丹國九主年譜》，末附《蕃將除授職名》、《漢官除授職名》。又收錄部分檔案材料：石晉降表二﹑澶淵誓書二﹑關南誓書三（契丹致宋書﹑宋朝回契丹書﹑契丹回宋誓書）﹑議割地界書二。另有南﹑北朝饋獻禮物單及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對州縣及四京本末，周鄰的少數民族風俗制度，歲時儀制，都有所記載，並附有宋人入遼行程錄。它是宋朝所存有關契丹的材料的總匯。

關於《契丹國志》一書的史料價值，歷來評價不一。

最早提到這本書的是元代史學家蘇天爵，他認為：“葉隆禮、宇文懋昭為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於傳聞。”後來的學者也曾指出其中種種疵病。但是，宋、元時期通記遼朝一代史事的著作，除《遼史》外，只有《契丹國志》。儘管缺點很多，仍是較原始的資料。遼代史料為數甚少，元末修《遼史》，已有文獻不足征之苦，就從《契丹國志》引用了不少材料。可以斷定的是，《遼史》中有關天祚帝一朝的史實，因無《實錄》可憑，主要取材於此書。今天我們將《契丹國志》和《遼史》加以比較，尚有不少可以訂正、補充後者的地方。所以，本書仍不失為研究遼代歷史的基本史料，值得我們特別予以重視。

《契丹國志》常全部引用原文而無所更改，收錄了許多今已失傳的珍貴史料書籍的記載，保存了大量史料。遼代有禁書令，有關遼國史事的書很少能流入中原，因此可以流傳到今天的遼國史料就更加罕見。《契丹國志》的資料對研究遼代歷史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國家圖書館收藏有一部元刻本《契丹國志》，現存最早的版本。此書原為黃丕烈所藏，有缺字。書末黃丕烈跋一則稱：歲在辛未仲夏，書友有以《契丹國志》鈔本見售者，余見其裝潢，識是述古堂物，且與元刻款式同，因留閱，其所攜本適為下冊，遂請西賓陸東蘿抄補余書之缺，亦一快事也。

書上鈐有蜀石經一卷有半人家、黃丕烈印、文琛、平陽汪氏藏書印、民部尚書郎、鐵琴銅劍樓、瞿印秉沖、瞿印秉清、紹基秘籍、瞿印啟文、雅庭等藏書印。可知書自黃丕烈處散出后，歸汪士鍾家收藏，從汪家散出後為鐵琴銅劍樓所得，鐵琴銅劍樓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將藏書分三批售予北京圖書館。此書為瞿家第二批所售出書的一種。是鐵琴銅劍樓藏書中比較珍貴的一種。

元刻之後，此書到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才又有席世臣校刊的掃葉山房問世。此本也為現通行的刻本，在舊鈔本的跋文中，黃丕烈曾慨嘆：此書自來藏書家皆儲鈔本，余何幸而兩收元刻。

此外，還有承恩堂本﹑及國學文庫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賈敬顏﹑林榮貴的校點本，系以元刻本為底本與其他版本參校的較好版本。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葉隆禮撰。隆禮，號漁林，嘉興人。淳祐七年進士。由建康府通判，歷官秘書丞。奉詔撰次遼事為此書。凡《帝紀》十二卷、《列傳》七卷、《晉降表宋遼誓書議書》一卷、《南北朝及諸國饋貢禮物數》一卷、《雜載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錄及諸雜記》四卷。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書法謹嚴，筆力詳贍，有良史風。而蘇天爵《三史質疑》則謂隆禮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於傳聞，譏其失實甚多。

今觀其書，大抵取前人紀載原文，分條採摘，排比成編。穆宗以前紀傳，則本之《資治通鑒》。穆宗以後紀傳及諸雜紀，則本之李燾《長編》等書。其《胡嶠陷北記》，則本之《歐史》。《四夷附錄》、《諸番記》及《達錫伊都》等傳，則本之洪皓《松漠記聞》。雜記則本之武圭《燕北雜記》。（案圭書今不傳，其言略見曾慥《類說》。）皆全襲其詞，無所更改。間有節錄，亦多失當。如《通鑒》載太祖始立為王事，上雲恃強不受代，故下雲七部求如約，今此書刪去不受代之文，則所謂如約者果何事乎？又《長編》載聖宗南侵事，雲天雄軍聞契丹至，闔城惶遽。契丹潛師城南，設伏狄相廟，遂南攻德清。王欽若遣將追擊，伏起，天雄兵不能進退，其情事甚明。今此書於闔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盡刪其潛師設伏之文，則所伏者果誰之兵乎？又《松漠記聞》載黃頭女真，金人每當出戰，皆令前驅。蓋洪皓所親見，其為金人，事甚明。今此書乃徑改金人為契丹，采入《遼志》，則益為顛倒事實矣。又《帝紀》中凡日食星變諸事，皆取《長編》所記，案年臚載。然遼、宋曆法不齊，朔閏往往互異。如聖宗開泰九年，遼二月置閏，宋十二月置閏，宋之七月，在遼當為八月。而此書仍依宋法書七月朔日食。此類亦俱失考。蓋隆禮生南渡后，距遼亡已久，北土載籍，江左亦罕流傳，僅據宋人所修史傳及諸說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蘇天爵所論，深中其失。錢曾蓋未之詳核也。特諸家目錄所載，若《遼庭須知》、《使遼圖鈔》、《北遼遺事》、《契丹疆宇圖》、《契丹事迹》諸書，隆禮時尚未盡佚，故所錄亦頗有可據。如道宗壽隆紀年，此書實作“壽昌”，與《遼史》所遺碑刻之文併合，可以證《遼史》之誤。又《天祚紀》所載與金攻戰及兵馬漁獵諸事，較《遼史》紀志為詳，存之亦可備參考。惟其體例參差，書法顛舛。忽而內宋，則或稱遼帝，或稱國主；忽而內遼，則以宋帝年號分注遼帝年號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楊承勛劫父叛君，蔑倫傷教，而取胡安國之謬說，以為變不失正，尤為無所別裁。又書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國說，乃稱安國之謚。於君前臣名之義，亦復有乖。今並仰遵聖訓，改正其訛，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冊之定論焉。

舊題葉隆禮撰。葉隆禮，字士則，號漁村，嘉興（今屬浙江）人。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進士。十年，通判建康府。十二年，除國子監簿（《景定建康志》卷二四）。開慶元年（1259年），為兩浙運判兼知臨安府（《咸淳臨安志》卷四九）。景定元年（1260年）。知紹興府（《寶慶會稽續志》卷二）。今書前附《進契丹國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顯誤。論者謂淳熙應為淳祐之訛。然當年及第，即奉詔修書，且於三月以前撰成上進，亦不可信。

淳熙七年比葉隆禮中進士的時間還要早67年，因此，恐為咸淳之誤。在《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等均未著錄此書。說明此書在元代初年並未刊行。元人蘇天爵《滋溪文稿》中曾論及此書，《千頃堂書目》亦有著錄，著錄為元人葉隆禮撰，據此推測，此書應為葉隆禮入元之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