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中國

何博傳，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中國問題學專家

經濟大地震；工業的困難與農業的隱患；第三產業難產；新窗口的紛爭；速度與區劃戰略；大桶上的兩塊短板；最可怕的一個衝擊波；生態危機；中國幹部的水平能排世界的第幾位；教育的困境；十大危機的報復……羅素說：“提到過去，每個時代都承認它是事實。提到當前，每個時代都否認它是事實。”

本書是一曲呼喚憂患意識的醒世歌……有關當代中國發展中面臨種種最緊迫的現實問題、疑難、困境和危機盡在嗀中。

這是留存在許多人閱讀成長史中的一本書。以激揚的文采，從直觀的社會學、未來學、問題學角度，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民族文化傳統及固有國情中的諸多缺陷表示憂慮，這是這本書的主旨所在。就如該書責編在《編者心聲》里所說——“這是第一部對現實中國作描述性研究的書”、“是不甘落伍沉淪的炎黃子孫書寫的並非危言聳聽的《盛世危言》”。

多年以來，關於《山坳上的中國》究竟是一本文采飛揚的理論性著述，還是一本具備了相當學理素養的大眾讀物，不同的人似乎有著不同的答案。但毫無疑問，在國人所寫的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學著述中，本書對信息、數據的整合能力，所提出問題的敏銳性、前瞻性，都是首屈一指的。當然，涉及一些具體的話題，作者文筆中所流露的那種靠近青春氣息的情緒化，是顯而易見的。可能也正是以上這幾點的結合，使得此書成為近三十年來社會學、未來學領域裡最具公眾影響力的作品。

《山坳上的中國》對現代化進程中存在和可能出現的問題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全書共分十八個章節，其中一些問題和理念的提出，甚至可以說超越了社會學以及未來學本身一些時效性的限制，如“片面追求GNP效果不一定最佳”、“農業產量會下跌”、“人為的隱患甚於自然的隱患”、“中國幹部水平能排世界第幾位”、“官冗之患”、“教育的困境”、“文盲大軍可能波及幾代人”、“計算機可能會給人們頭腦帶來暴力的信念”、“中國封建政治文化意識中對知識分子的警惕與仇視”……這些都使得本書在激情化言辭的表象之下，承載了太多對民族現代化進程的憂思與忠告。何博傳在書中對許多問題只提出了自己的發現，卻沒有給出答案。他的解釋時：“這是領導決策問題，不是問題學的任務”。

《山坳上的中國》於1988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推出后，一時洛陽紙貴。單是1989年6月的第二版，印數就達二十五萬五千冊，何博傳也從此成為全國知識界的著名人士，現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不過，關於《山坳上的中國》，遲至2002年後，竟然引出了廣東學界的一段著名公案：原在華南師範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現為中山大學中國第三產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的李江帆，在一篇題為《學術腐敗何時休？從我本人的第三產業研究成果多次被抄襲談起》文章中，披露他多年來所從事的第三產業研究的研究成果被多次侵權的個案，其中就有《山坳上的中國》第三章“第三產業難產”第96頁抄襲李江帆所求出的服務業就業方程Y=1.15X0.464的事。李江帆的方程式在服務業的研究上被視為重要成果，何博傳在寫《山坳上的中國》引用該方程式時，並未對其的出處作任何解釋性說明。

僅僅一個多年後才曝出的方程式公案，既不足以、也不能夠否定《山坳上的中國》在當年給社會各界所帶來的衝擊，尤其是對那種習慣了報喜不報憂的“國人從政與宣傳思維定式”的衝擊，人們畢竟通過這部作品，對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考驗，初步有了一種審慎和理性的、認識上的豐富。而就是這樣一部帶給人們諸多啟迪的佳作，竟會在個別局部存有知識侵權的瑕疵，這既是一個遺憾，也不妨視作當年知識界狂飆突進、進行現代化啟蒙工作的同時，對個體人性方面疏於自律的一個小例子。

不過，對於整個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類的“疏忽”將伴隨著資訊的爆炸式進程，變得數不勝數。有時，可能還會引發其中的一部分人，從原初的理性主義者的位置上產生精神逃逸，直至發生異變。那要等到1990年代的到來。

“我不是”選自《山坳上的中國》，何博傳

“我不是馴良的溫鴿，怎忍心你的撫摸！我是滴血的杜鵑，令你在血光中思索。

我不是嫵媚的花朵，怎甘心你的攀折！我是山野的刺棗，教你在貧瘠中育果。

我不是吉它的輕樂，怎陪伴你的歡樂！我是爆冬的沉雷，搖醒你沉睡的生活。

假如你不是淺薄，就會在痛苦中尋我。我願在誤解的重軛下，耐心地把你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