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

生態平衡（ecological equilibrium）指生態系統的一種相對穩定狀態。當處於這一狀態時，生態系統內生物之間和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高度適應，種群結構和數量比例長久保持相對穩定，生產與消費和分解之間相互協調，系統能量和物質的輸入與輸出之間接近平衡。生態系統平衡是一種動態平衡，因為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仍在不間斷地進行，生物個體也在不斷地進行更新。現實中生態系統常受到外界的干擾，但干擾造成的損壞一般都可通過負反饋機制的自我調節作用使系統得到修復，維持其穩定與平衡。不過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當外界干擾壓力很大，使系統的變化超出其自我調節能力限度即生態閾限（ecological threshold）時，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隨之喪失。此時，系統結構遭到破壞，功能受阻，整個系統受到嚴重傷害乃至崩潰，此即生態平衡失調。

嚴重的生態平衡失調，從而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時，稱為生態危機（ecological crisis），即由於人類盲目的生產和生活活動而導致的局部甚至整個生物圈結構和功能的失調。生態平衡失調起初往往不易被人們覺察，如果一旦出現生態危機就很難在短期內恢復平衡。也就是說，生態危機並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災害問題，而是指由於人的活動所引起的環境質量下降、生態秩序紊亂、生命維持系統瓦解，從而危害人的利益、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

因此，人類應該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在發展生產，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注意保持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穩定與平衡，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生態危機主要由於人類的活動導致局部地區甚至整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嚴重破壞，從而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一個世紀以來，由於世界人口的增長，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加上 戰爭和社會動亂，人類干預自然界的規模和強度不斷地擴大和深化，全球多處出現森林覆蓋面積縮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擴大、水源枯竭、環境污染、環境質量惡化、氣候異常、生態平衡失調等等現象。例如20世紀30年代美國西部由於濫墾濫牧，植被遭到破壞，導致三次“黑色風暴”的發生。1934年5月9～11日的“黑色風暴”以每小時100多公里的速度，從美國西海岸一直刮到東海岸，帶走3億多噸表土，毀壞數千萬畝農田。50年代蘇聯盲目開荒，也先後出現過幾次“黑色風暴”，使3億畝農田受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在1968～1974年期間，每年向南延伸50公里，使薩赫勒地區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直接威脅當地人民的生活和發展。

中國當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的情況也已相當嚴重。從東北的第二松花江到南方的珠江，許多河流、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為不合理地圍湖造田，使湖泊的面積縮小。由於森林或草原破壞，中國歷史上形成的沙漠化土地達12萬平方公里，近數十年來又有所增加；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9億畝。這些都說明生態平衡已遭到嚴重破壞，如不及時採取對策，將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後果。

生態危機有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這種危機在潛伏時期往往不易被察覺，但危機一旦形成，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難以恢復。

“文明若是自發地發展，而不是在自覺地發展，則留給自己的是荒漠”。這是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對人類突飛猛進的工業文明發出的忠告。自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20世紀的后50年全球環境遭到空前破壞和污染，相繼出現“溫室效應”、大氣臭氧層破壞、酸雨污染、有毒化學物質擴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蝕、森林銳減、陸地沙漠化擴大、水資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十大全球性環境問題。生態學家指出：全球十大環境問題已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續發展，正殘酷地撕毀人類關於未來的每一個美好願望和夢想，這一影響不僅會殃及一代、兩代人，而且將影響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生存和發展。

生態危機日趨嚴重、惡化，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確信，整個地球的環境問題，僅靠技術上的修修補補是無濟於事的，要保護地球家園，解決生態問題必須要有政治關注，這意味著局限於技術和科學視野的生態思維遭遇到了政治的挑戰。人們逐漸發現，生態問題離開政治的參與，不被組織在政治框架內，問題本身難以得到根本的解決。

所謂生態政治，其實質是把生態環境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而使政治與生態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政治與生態有機辯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全球政治與生態環境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即把生態危機問題納入到全球戰略規劃、政府決策、法製法規、公民政治參與、國際政治行為和公民意識教育等過程中。生態政治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續性、協調性以及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循環再生、生態平衡等生態學基本原則和原理。

近年來，絕大多數國家政府一改過去制定政策時完全不考慮環境的做法，制定和實施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社會發展戰略以及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並將環境保護目標列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規劃，通過環境保護機構，負責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做好綜合平衡。如中國1984年成立的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即是專事環境保護的領導、決策部門。此後，短短的20年間，中國先後制定了《 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環境法律和《草原法》、《森林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資源法律，確定環境影響評價、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總量控制等環境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生態保護及管理的法制體系。但從總體上看自然生態保障的法制仍不健全，因而使各部門的管理職責不明確，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法律依據國家應儘快完善生態環境法律體系，以保障生態環境建設順利進行。解決環境問題還要健全環境管理體制。從上到下，要有強有力的環境管理機構，監督環境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執行，同時從上到下，直到各行各業，都要有環境保護法規和目標，有明確分工，要了解自己的責任。其次要加強執法力度。只有嚴格依法行事，才能達到法律制定的目的。

通過生態政策的建立和實施，必可以使全社會形成一種新的生態倫理觀、生態價值觀，實現人類、社會、自然的新和諧。

生態危機理論是某些西方學者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始倡導的一種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僅表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而且也表現 在生產與整個生態系統的互相作用中。這種理論認為，馬克思詳細論述過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基礎是以謀取利潤為目標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無限擴張，但是馬克思與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生態危機理論分析擴張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將會耗盡自然資源、最終完全破壞地球生物圈的嚴重動向。他們自稱與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因為由於資本主義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尖銳衝突而引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實際上也是由馬克思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化生產和私有制這個基本矛盾所引起的。生態危機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嚴峻現實，西方生態危機理論者敏銳地看到了這個新現象，他們試圖解決這個世紀問題，並以此構建了頗具特色的理論體系。

過去20年間，中國因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造成的損失佔GDP的7~20%。2005年，因環境污染引發的衝突達5.1萬起；2007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型湖泊因礦物質和有機物污染而出現富營養化；在監測的197條河流中，半數受到硝酸氨、過錳酸鹽和石油的嚴重污染；在監測的287個大中城市中，只有60.5 %的空氣質量達到環境保護部的標準（另一種說法是，全國只有44.9%的城市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上述環境污染是表面上的，是以城市或工業地區密集人群為中心的。實際上，那些“遠在深山”的生態退化更加危險。環境污染了，國土還在，還有修復的可能。但一些致命的生態破壞則很難修復，如消失的物種不能“死而復生”，損失的土壤不能回到原位，乾涸的濕地難以再現生機等等。中國生態危機主要表現在：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生態系統類型的國度。然而不幸的是，中國自然生態系統都處在不同程度的退化過程之中。青藏高原草地生產力由上世紀60年代的300公斤/畝下降到100公斤/畝以下；地下鼠量由過去的8~10增至30隻/公頃；土地裸露率由不到10%增加到30%以上。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並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遞增。紅樹林由歷史上最大面積25萬公頃，下降到目前不足 1.5萬公頃。

中國水蝕、風蝕和凍融面積達356萬平方公里；全國沙化土地174萬平方公里，涉及全國30個省（區、市）。黃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億噸；長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億噸。隨土壤流失的還有各種營養元素，僅黃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N、P、K三種元素總量約4000萬噸，超出了2003年全國的化肥需求量（3990萬噸）。

聯合國《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列出的740種世界性瀕危物種中，中國佔189種。中國瀕危或漸危高等植物4000~5000種，佔中國高等植物總數的15~20%。棲息地環境改變、生境破碎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是造成物種瀕危或滅絕的重要原因。1988~2000期間，黑龍江省嫩江縣天然林斑塊數由240上升為343，平均斑塊面積由80公頃下降為68公頃。由於三峽工程實施和環境污染，長江上已難尋覓白鰭豚的蹤跡，科學家承認該物種已功能性滅絕。

在北方，河北省過去50年來濕地消失了90%，即便僥倖存留的濕地，八成以上也變成了污水排泄場所；陝西關中一帶30多個縣，幾十年來消失上萬個“澇池”（池塘）。在南方，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水域面積從最高4000平方公里減少到不足50平方公里。乾旱、半乾旱區濕地狀況更不容樂觀：內蒙古阿拉善盟，由於上游地區過度開發黑河水，進入綠洲的水量由9億立方米減少到目前的不足2億立方米，致使東西居延海乾枯，數百處湖泊消失。濕地被譽“地球之腎”，“腎”萎縮大大降低了其調節氣候、調蓄洪水、凈化水體的能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旱澇災害。

幾十年來，大量發展人工純林的傳統不但未有改觀，反而愈演愈烈。以楊樹為例，原來的“南方杉家浜，北方楊家將”，現已發展成了“東西南北中，全是楊家兵”。如今，楊樹已經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嶺。整個大西北、華北平原，甚至江南一些地區，也以楊樹為主。高密度、單一樹種的人工純林對國土生態貽害無窮，單一樹種形成的種群實質上是一種生物多樣性極端下降的“綠色荒漠”。

第六，農業生態系統退化危及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基礎。

現代農業過分強調技術，用地而忽視養地。“化學化”儘管帶來了產量的快速提高，但土地出現退化，食品安全受到衝擊。大化肥、大農藥、除草劑、激素、添加劑、農膜，甚至反季節種植、轉基因技術濫用，使得土壤板結、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下降、病蟲害加劇、產量下降。以前要一年才能長大的豬，現在四個多月就能催肥。兩隻翅膀的雞，在激素的作用下可長出3~6隻翅膀。這樣的食品進入食物鏈的生態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國生態危機現狀還包括生物入侵、全球變暖、海洋生產力下降等等。政府要像重視環境污染控制那樣高度警惕生態危機帶來的隱患，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解決這個難題，還中國一個真正的藍天。只有生態退化遏制了，環境才能夠從根本上得以改善。

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投入巨資保護生態環境，取得了明顯效果，但是生態環境總體上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還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面加強。1、進一步加強恢復生態系統工程。

停止砍伐森林、全民植樹造林、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木還草、恢復濕地、禁捕禁獵、治理工業污染、生活污水實現全處理，這些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的系統工程，國家、企業和全民應該投入更多的資金和力量，當作頭等大事，可以毫不過分的說，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與經濟建設是同等重要

2、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社會各界對生態保護的意識及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深入人心，是生態保護工作的必備群眾基礎。應大力推進全民環境教育，從娃娃抓起，讓公眾了解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國情、省情，使“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就是保護人類自己”的觀念深入人心，使綠色環保的行為和生活方式成為一種時尚。

3、加強生態監測。

在中國單純的水環境、氣環境和工業污染監測已趨於成熟，並已經為環境保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生態環境還在起步階段，還沒有系統的監測技術和形成完整的監測網路，生態環境方面的有關數據還是採取從各部門東拼西湊的方法獲得，其準確性和時效性均較差，已經制約了生態保護和恢復工作，必須建立和開展有效和系統的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危機的後果比戰爭更危險，是毀滅性的，包括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歷史的經驗說明，一個國家可以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起來，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和日本；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被破壞的自然環境中迅速崛起。我們現在只要翻開一下世界地圖就可以看到，現在世界上那些最荒涼、最貧苦、最窮困的地方，在古代都曾經是最繁榮、最昌盛的地方；現在世界上那些生活最窮苦、最艱難的人民，在古代，他們的祖先在某一段時期曾經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過很大的貢獻。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由興而衰、由富而貧哩？我們再看一看世界文明發展史：從古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古希臘文化；從古印度文化；從中美洲的瑪雅文化；到中國的樓蘭，我們研究一下這些文化的興衰，都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事實，就是這些文化的興衰都和它們所在地區的森林數量、質量和植被的分佈有關係

再請看下面的事實吧！

如果不是事態嚴重，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政見的政府首腦們怎麼會坐到一起（1992年在巴西和2000年在約翰內斯堡）共同研究世界環境和發展的問題呢？

如果不是事態嚴重，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政見的政府又怎麼會樂意參加、制定並執行那麼多與環境有關的國際公約呢？

世界上的事情已經夠聯合國頭疼的了，如果不是事態嚴重，聯合國為什麼要在1973年成立環境規劃署這樣一個常設機構，來促進和協調地球上發生的各種環境問題呢？

下面我們改用一些數字來敘述，因為數字的表達能使概念量化，往往比文字的表達更為具體而清晰。

2003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水——20億人生命之所系”，說明地球上有20億的人沒有適當的安全飲用水供應。在第三世界由於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導致2.5萬人死亡。受污水危害的兒童，每天有6000名，相當於每天有20架大型客機墜毀死亡的人數。缺水已是一個世界性現象，有的國家已經靠買水過日子。德國從瑞士買水，美國從加拿大買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從1984年起，每年從日本進口雨水，日本只要花100噸水就可換1噸石油。在我們中國的 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嚴重缺水。由於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國古文明中心的發源地——黃河，目前年斷流最長達227天。

中國每年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2000億人民幣，相當於20個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2003年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中國由於生物入侵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574億！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嚴重的生態環境損害在內。

新中國成立以來，每年僅氣象、海洋、地震等7大類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直接損失（摺合成1990年價格），就呈明顯上升趨勢：

20世紀50年代平均每年約480億元；

20世紀60年代570億元；

20世紀70年代590億元；

20世紀80年代690億元；

20世紀90年代前5年約1190億元；

1996年僅因水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2200億元；

1998年中國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高達3007億元。

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的一項統計報告分析，中國每年僅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高達540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8%。這個數字既不包括其它環境破壞和生態災害所造成的損失，也不包括1997年以後中國生態環境繼續惡化所造成的損失。意思就是說：到2002年實際損失的數字會更大。而2002年，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8%左右，這一年增長8%的實際數字是10萬個億，10萬個億呀！坦率地說，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如果中國的環境損失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那就意味著全國人民一年的血汗所創造的財富全被生態環境的破壞抵消了，白乾了！如此下去，我們怎樣才能富國強民、怎樣才能全面進入小康！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的人們，能夠認識、理解、需要、並接受生態化了。因為，20世紀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觀給人類帶來了沉重的環境災難，人類再也無法承受起生態環境惡化帶來的損失、自然對人類的報復，以及由此給人類帶來的人地之間、人際之間、和代際之間的種種極度緊張關係。

在中國，可能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正確理解生態化的深刻含義，說不定有些人還在利用生態化的號召力達到贏利的目的。但是，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卻在憂心忡忡。2002年，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朱鎔基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談到生態環境問題時，語氣沉重：“生態環境問題仍然相當嚴重”。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曲格平認為：“局部環境的破壞可能引發全局的環境問題，甚至會使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條件受到威脅”。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自然保護司楊朝飛司長答記者問時說：“中國面臨的生態壓力仍然很大，在生態方面，一方治理多方破壞，點上治理面上破壞，邊治理邊破壞，治理趕不上破壞”。2000年國務院頒發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首次全面地提出了樹立科學的生態保護思想。大多數有識之士確信：生態化轉換是關係到生存、發展、健康、幸福的根本，是各行各業以及人類社會得以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它將成為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唯一選擇，並在行動上付諸實施。“生態化”不僅是一個具有前瞻性、時代性、創新性、戰略性、方向性的辭彙、還是一股不容迴避的洪流、是人類社會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黃河流域大部分處於乾旱地區，水資源條件先天不足。據統計，黃河擁有水資源只有580億立方米。而且，黃河水因泥沙太多，每年16億噸泥沙至少需200億立方米的水來沖刷，其可利用之水還必須減去200億立方米。這樣黃河實際擁有的可利用水量是每年300億立方米.3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供沿河9個省區及河北。天津兩省市使用，本來已經供不應求，再加上不合理利用和浪費水資源，使得水資源浪費的狀況越來越嚴重。缺水，成為黃河面臨的一大難題.1979年，黃河領域有154個城市缺水，1988年，缺水城市增加到300個，總缺水量高達54億立方米。進入90年代以後，缺水城市每年都在增加。城市膨脹，流動人口劇增之後，城市用水不得不擠占農業用水，或在城市完全不顧後果地大量超采地下水，出現大面積地下水漏斗，地面沉降，地下水質惡化等。因為缺水，華北糧倉河北省一方面年年旱災，另一方面農田保積年年降低。全省1986年的水田澆灌面積較1980年減少了900萬畝，糧食產量長期徘徊不前。寧夏，甘肅，因為嚴重缺水，大量人口生活在溫飽線以下，無法擺脫貧苦困.

黃河流域水資源條件先天不足，生態環境脆弱，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特別是近20年以來下游斷流頻繁發生，不僅造成了水資源供需矛盾的加劇，而且對流域的生態環境帶來了一系列的衝擊。據《黃河志》記載，1761年黃河花園口最大流量為3.2萬立方米，1958年7月17日為每秒200立方米。據水文資料記載，黃河多年平均徑流量為560億立方米，黃河入海水量占徑流總量的比率，50年代為79%，60年代為60%，70年代為55.5%，80年代為51.2%。1972年黃河首次出現斷流現象，當年斷流17天，1991—1995年間平均每天斷流620公里；1997年斷流13次共226天，斷流河段長683公里。黃河可能成為季節性的內陸河。在斷流的地方，昔日黃河帆影已成無水之舟。斷流使下游沿黃城市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東營，濱州，濮陽等城市對居民實行定時供水，家家戶戶蓄水備荒，擺滿了罈罈罐罐。沿黃兩岸禾苗枯焦，斷流時間一長，便顆粒無收。斷流給工農業生產造成巨大損失。例如：年產30萬噸尿素合成氨的”中原化肥廠”，因黃河斷流影響，不得不停產。總之，因斷流給沿黃地區造成的經濟損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都非常嚴重。僅以山東省濱州為例：濱州地處山東省北部，黃河三角洲腹地，北瀕渤海，是黃河入海的必經之地。這一地區氣候乾燥，降雨量少，地下均為鹹水，很難食用，因而這地區的工農業生產和城鎮居民生活主要依靠黃河水，黃河水是其經濟命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