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

元朝是我國境內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興起於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東部，後來逐漸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廣大地區。

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後來借用畏兀兒文寫蒙古語，創製了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國師八思巴用藏文創製“蒙古新字”，作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國前和建國后的一段歷史，都是後來追述的，比較簡略，也有錯誤。蒙古太宗（窩闊台）到憲宗（蒙哥）時期編成的史書《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寫成的。這部史書對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紀上半期蒙古族歷史有重要價值。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由參知政事王鶚建議，忽必烈始設翰林國史院，開始纂輯國史。至元年間，又設立蒙古翰林院，專用蒙古文記錄史事。這些機構的設立，使元朝除了元順帝的“實錄”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較為完整的“實錄”，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據。後來由於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無實錄可據，明太祖為了彌補元順帝一朝歷史，派歐陽佑等十二人為採訪官，到北平（今北京）、山東等地，搜集史料，以備續編。

另外，歷代的《后妃功臣列傳》也是《元史》本紀和列傳的重要資料來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經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於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禎的《農書》、郭守敬的《授時歷經》等，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參考材料。

此外，還有些史料雜著，如宋人著的《黑韃事略》、《蒙韃備錄》、《長春真人西遊記》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來源。《元史》依據上述材料成書，因而具有原始史料豐富的特點。

《元史》中的本紀，以記載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紀》最為詳盡，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紀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順帝本紀》，有十卷之多。

這是因為元世祖和元順帝在位時間都長達三十多年，原始史料豐富，所以對他們的記述就比較詳細。這體現了《元史》編纂中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材料多就多編，材料少就少編。

《元史》的志書，對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述，保存了大批珍貴的史料。其中以《天文》、《歷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為珍貴。

《天文志》吸取了元代傑出科學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歷志》是根據元代歷算家李謙的《授時歷議》和郭守敬的《授時歷經》編撰的。《地理志》是根據《大元一統志》，《河渠志》是根據《海運紀原》、《河防通議》等書編撰的。

而今，《大元一統志》等書已經散佚，《元史》中保存了這些書的內容，史料價值就更為可貴。

《元史》的列傳有類傳十四種，大多沿襲以往的史書，只有《釋老》一傳是《元史》的創新。《釋老》是記載宗教方面的列傳，從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發展情況。類傳中以《儒學》、《列女》、《孝友》、《忠義》四種所記的人物最多，說明宋以來封建的思想統治在逐步加強。《元史》列傳還有個特點是，所敘述的事，都有詳細的年、月、日記載，這就更增加了參考價值。

《元史》的體例整齊，文字淺顯，敘事明白易懂，還保留了當時的不少方言土語，這同朱元璋提倡淺顯通俗的文字是分不開的。宋濂修《元史》時，遵照朱元璋的意圖，強調“文詞勿致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因此《元史》稱得上是一部較好的正史。

《元史》的史料來源一是實錄，二是《經世大典》，三是文集碑傳，四是採訪。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修史工作，他即位的當年，即元朝北返蒙古高原的當年，1368年，便下詔編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宮東）正式開局編寫，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褘為總裁，征來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塤等十六人參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學家宋濂是主要負責人。這次編寫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結束，僅用了188 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本紀37卷，志53卷，表6卷，傳63卷，共159卷。這次修史，以大將徐達從元大都繳獲的元十三朝實錄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經世大典》為基礎。

由於編纂的時間太倉促，缺乏順帝時代的資料，全書沒有完成，於是派歐陽佑等人到全國各地調集順帝一朝資料，於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開史局，仍命宋濂、王禕為總裁，率領趙塤，朱右、貝瓊等15人繼續纂修，經過143天，七月初一書成，增編順帝紀10卷，增補元統以後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傳》36卷，共計53卷。然後合前後二書，按本紀、志、表、列傳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現在的卷數。兩次纂修，歷時僅331天。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1370）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鏤版訖功”。嘉靖初年，南京國子監編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舊版，損壞的版面加以補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補刊字樣，是為南監本。萬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國子監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為北監本。

清朝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監本重刻《元史》，是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對遼、金、元三史的譯名進行了謬誤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稱乾隆四十六年本，這個版本是《元史》最差版本之一。

道光四年（1824），又對《元史》作了進一步的改動，重新刊刻，是為道光本。以後還有各種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為治元史者所不取。

1935年，商務印書館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監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原貌，為治元史的中外學者沿用了四十餘年，但其中有描修的錯誤。

1976年4月，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校對了北京圖書館藏原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百四十四卷殘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還吸收了前人對《元史》校勘的成果，並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校正了有關史文，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元史稿100卷（清錢大昕）島田翰曾見手稿殘本28巨冊，缺首卷至25見訪餘錄。

元史本證50卷（清汪輝祖撰汪繼培補）嘉慶7年家刊本紹興先正遺書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4冊第293-555頁咸豐刻本

元史考訂4卷（清曾廉）宣統3年自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4冊第555-587頁清刻本

元史弼違（明周復俊）二十四史訂補第14冊第587-627頁民國刻本

元史札記1卷（近人葉瀚）晚學廬叢稿本，未刊，今藏上海圖書館。

元史語解24卷（清官書）乾隆46年武英殿刊本江蘇書局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4冊第645-？頁清光緒四年江蘇局本

元史譯文證補30卷（清洪鈞）光緒23年元和陸氏刊本廣雅書局刊本藩屬輿地叢書本

叢書集成第3912-14冊二十五史三編第9冊第1-119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5冊第1-137頁光緒23年刻本

仰儀簡儀二銘補註1卷（清梅文鼎）勿庵歷算全書本藝海珠塵竹集 叢書集成第1325冊

元史西北地理考4卷（清徐松）島田翰曾見手稿本，見訪餘錄。

元史地名考（清李文田）科學院圖書館藏稿本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清洪鈞）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同聲3卷6號 學術界1卷4期—2卷1期

二十五史三編第9冊第120-138頁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1卷（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二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9冊第139-150頁

元史外夷傳地理考證1卷（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9冊第151-158頁

元史特薛禪昌思麥里速不台郭寶玉等傳地理考1卷郭侃傳辨1卷（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本

元史地理通釋4卷（近人張郁文） 1925年吳縣張氏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9冊第159-210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5冊第151-203頁蘇州刊江蘇印書社本

補元史藝文志4卷（清錢大昕）嘉慶11年顧蒓手寫本潛研堂全書本 江蘇書局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八史經籍志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叢書集成第14冊嘉定錢大昕集第5冊

元分藩諸王世表1卷（清黃大華）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元西域三藩年表1卷（清黃大華）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1卷附元初行省年表（近人吳廷燮）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元書後妃公主傳1卷（清毛岳生）休復居文集附刊本 漸學廬叢書本

岳生答李申耆書云：元史益得統紀，已寫出后妃公主二傳，其所由舛錯刪增，又成考辨四卷，諸表皆定，惟須自書，病後頗畏繁賾中止。朱氏結一廬書目有元史二百十卷，注云毛生甫刪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5冊第137-151頁漸學廬叢書本

新舊元史表2卷異同（近人陳漢章）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新舊元史史目表1卷（近人陳漢章）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1卷（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本 八史經籍志本 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清倪燦撰盧文弨校正 叢書集成第12冊

補三史藝文志1卷（清金門詔）金東山全集本 昭代叢書庚集本 八史經籍志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冊 叢書集成第13冊

木刺夷補傳稿 二十四史訂補第15冊第203-207頁光緒20年刻本

朱元璋在建國之初，立即著手組織《元史》的編纂，徵集史臣和色目人編次成書，主要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圖是以此來說明元朝的滅亡和明朝的興起都出於天命”，而他自己則是“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因為明修元史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價值。元朝的13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已經失傳，部分內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來。《元史》的本紀和志佔全書一半，而本紀又佔全書近1/4，保存了大量失傳的史料。列傳部分，由於元代史館的資料就不完備，漢人（特別是文人）常有碑傳資料可以參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資料常常無處可找，因此立傳的不及一半。就列傳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沒有別的史料可供參考，後世對這些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過《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編修者違反一般的修史慣例，把一些儒家學者認為不值一提的史實也記入《元史》。如本紀中記載作佛事，禮樂志中記載游皇城，列傳則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傳。這些內容雖還有悖慣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實的社會情況，對研究金朝、元朝時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對於《元史》的批評，主要認為它的編纂工作過於草率，沒有認真的融合貫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略加刪削修改而成。

元明清三朝所修都有很多的問題元修宋史資料太少，清修明史雕琢太深，而明修《元史》由於編修時間倉促多採用墓誌、神道碑、家傳、行述等現成史料堆砌，而且出於眾手連裁剪雕琢的時間都沒有給史官準備，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堆砌混亂之處。所指出的問題主要是：隨得隨抄，前後重複，失於剪裁；又不彼此互對，考定異同，時見抵牾。如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同一專名，譯名不一。史文譯改，有時全反原意。沿襲案牘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現了耿參政、田司徒、郝參政等官稱而不記其名。又據案牘編宰相年表，僅刪去其官銜而不予考訂，以致有姓無名。

《元史》列傳照抄碑誌家傳之類，取捨不當之處甚多。改寫紀年的干支，竟有誤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況，使史實完全錯亂。史料中沒有具體廟號的皇帝，改寫時弄錯的例子甚多，如將太祖誤為太宗，太宗誤為太祖，憲宗誤為世祖，世祖誤為憲宗等。纂修人對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軍號、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卻寫成某州已改為某軍、某郡之類。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帳不曠”，由後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歲賜，《后妃表》編者竟據此名單列為某一皇帝的妻妾。修元史的危素早年就由於參加《宋史》、《遼史》和《金史》的編修，而深負時譽。到了明代，他又與宋濂同修《元史》，更奠定了他在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危素治史的嚴肅態度，十分值得後世學者效法，當他修纂《元史》的“后妃列傳”時，由於不信任手旁的現成資料，曾經特別買了許多食物送給一些白髮宦官，設法獲知了實際的情形，然後才下筆寫書，一點兒都不肯敷衍馬虎。《元史》問世后，明朝的徐一夔也說：順帝在位三十六年的事，既無“實錄”可據，又沒有參考書，只憑採訪寫成，恐怕史事未必核實。清代史學家對它表示了不滿，錢大昕則是不滿者中持激烈否定態度的一個。他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所以清人錢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因此下筆“無不差謬”。

不過，由於《元史》的編纂距元朝滅亡只有一兩年時間，元朝的一些史料，當時還沒有得到。如明人說元代用人行政“皆分內外三等”。奴隸處於社會的最低層。有一個江西人七歲時為過騎所掠，被輾轉賣到一個蒙古牧主手裡，帶到蒙古地區。主人將他改名察罕，給一領皮衣禦寒，令他放牧二千頭羊，早出晚歸。所牧羊有死、傷、逃逸或養瘦的，都要遭到鞭鞋。這個江西人的遭遇，很具體地反映了蒙古地區奴隸階級的狀況。就資料而言，在長期戰亂之後，史籍散失很多，一時難以徵集，很難完備，已經收集到的資料，由於太過傳說不符史家思想，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檔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像大將常遇春攻克開平，俘獲元順帝北逃時帶走的史料，因是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已二次修成。這些史料就來不及引用了。又因當時的編纂人不懂蒙古文，考訂的功夫也不夠，造成《元史》中出現了不少問題，如有的應立傳而無傳，甚至開國勛臣的傳記也有缺略；有的一個人立有兩傳。至於史實錯誤，譯音不統一等，就更不勝枚舉。因此，閱讀《元史》，應參考《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書籍。更重要的是歷代史書都有藝文志，哪怕元修宋史各家書籍故意減少不載也沒有刪除，到了元史中就直接略過了可能是史官對至元毀藏的不認同認為元朝時文人只能聽曲寫曲。

明成祖時命解縉改修《元史》，他寫了《元史正誤》一書。後來，參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寫《元史拾遺》，許浩作《元史闡微》等，都是對《元史》的訂正和補充。清朝的學者，進一步對《元史》加以考證和改編，成果累累，像邵遠平的《元史類編》、魏源的《元史新編》、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曾廉的《元書》、屠寄的《蒙兀兒史記》等；還有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元朝秘史》。這些書籍對《元史》作了不少增補考證，但仍有許多遺漏。直到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撰成了《新元史》。1921年，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下令把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於世。這樣，原來中央政府承認的官修史書“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清史稿 》則稱為“二十六史”。但它們都不能取代《元史》原書。

作為研究元代歷史的史料來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價值更高。它仍是我們今天了解、研究元代歷史的極其珍貴的文獻。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統記述元代歷史的著作。①元代的十三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已經失傳，其部分內容賴《元史》得以保存下來。②《元史》的本紀和志佔去全書一半，而本紀佔全書近四分之一，《文宗紀》竟多達一年一卷。有人批評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這種作法卻起到保存上述失傳史料的作用。列傳部分，由於元代史館的資料就不完備，漢族文人常有碑傳可資參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無從搜尋，因此立傳有詳於文人，略於蒙古將相大臣的現象。如丞相見於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傳的不及一半。太祖諸弟、諸子僅各有一人有傳，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可是就見於列傳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沒有別的史料可供參考，後世對這些當時有很大影響的歷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過《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違反了修史的慣例，沒有刪去儒家學者認為不屑一提的史實。如有人批評“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又批評它“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但這些保留或增加的內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會內容的史實。此外如《地理志》附錄河源、西北地、安南郡縣等項，《祭祀志》附國俗舊禮，《食貨志》增創歲賜一卷，這都是根據元代實際情況保留下來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