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年

大學畢業后他曾先後在昆明、上海、重慶等地報社擔任編輯、記者等職務。1945年抗戰勝利后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外交史及政治經濟學。1950年回國，曾先後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1951至1952年在蘭州大學英文系任副教授，1953年，調入西北大學師範學院任教，曾任西安師範學院、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教授等職。

胡錫年教授是我國中日關係史和日本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曾擔任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兼中日關係史分會會長、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特聘教授等職，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較高的聲譽。

進入60年代以後，胡先生的研究重點轉入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他在60年代初期翻譯的日本著名學者木宮泰彥的巨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經過十年動亂的磨難，終於在198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近70萬字，集日本史學界數十年研究大成的著作在中國出版，極大地推動了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深入發展，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部空前完備的重要參考書，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推崇。該書的中文譯本的發行，在日本史學界也引起強烈反響。與此同時，胡先生還陸續在中外有關刊物上發表了《隋唐時代中日關係二三事》、《古代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影響》、《唐代的日本留學生》、《中日兩國在歷史上相互了解程度的比較》、《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Japan》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對中日關係史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了別開生面的研究，糾正了中外學術界不少舊說，其中許多精闢見解和結論至今為學界廣為沿用。

1996年9月16日胡錫年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4歲。

胡錫年先生學貫中西，通曉多種文字。從大學時代發表第一篇文章起，50餘年來發表文章數百篇，出版譯著300萬字。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翻譯了日本著名學者長澤規矩也的力作《中國學術文藝史講話》（由世界書局1943年出版）；抗戰期間他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譯述了日本著名史學家栗田元次的巨著《日本近代史》（由正中書局1947年出版），對促進認識和研究日本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此書曾多次再版，1982年台灣正中書局發行第4版后，台灣有關報刊上曾發表書評，將它列入研究日本史的必讀書目。建國以後，胡先生懷著滿腔的報國熱情自海外歸來，教學之餘開始潛心於學術研究。50年代初，他翻譯了日本東亞同文會編著的巨著《對華回憶錄》（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出版），作為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史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原始資料，該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曾數次重印。在這一時期，胡先生還發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和性質》等文，對世界現代史的分期等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學術界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胡錫年教授廣博的學識和嚴謹的學風，使其在中日關係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僅是我國最早開設中日關係史課程並招收該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兩位導師之一，而且在國際學術界也具有一定影響，日本《朝日新聞》等報刊曾就胡先生的學術業績進行過專題報道，日本、美國有關大學都曾向胡先生髮出過講學邀請。1984年胡錫年先生在日本講學期間突發腦溢血而長期卧病在床，卻仍然不綴研究工作，除繼續修改充實舊著、指導青年教師外，還曾參與主編國家教委委託教材《中日關係史》。

由於胡先生在學術界的廣泛影響，陝西省檔案館在1997年3月確定徵集名人檔案之初，就決定將其有關材料作為第一批入選者永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