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爺

群山環抱中的堆堆坪是個模範村，山杠爺（李仁堂飾）是村裡的最高黨政領導人，他全心全意為村民辦好事，威望極高，深得村民的擁戴。一個雨夜，夯娃的婆娘強英吊死在山杠爺的門前，在平靜的堆堆坪激起了波瀾。對強英的死，山杠爺雖感意外，但自覺心中無愧，他教育正學法律常識的孫子虎娃：“國有國法，村有村規，如果把一個村看成一個國家，村規就是國法。”一封匿名的群眾來信寄到了縣檢察院。檢察院的蘇琴來到了堆堆坪。山杠爺吩咐村民全力配合調查，陪同蘇琴的鄉里的王公安，對山杠爺的人品和作風讚不絕口。蘇琴很快就調查清楚了強英的死因：強英因虐待婆婆引起公憤，山杠爺為懲治歪風邪氣，當眾處罰了她。強英既不服處罰，又不改正，被捆綁遊街示眾。當晚，脾氣倔犟的強英就上了吊。蘇琴在調查中對山杠爺有了更深的了解。山杠爺為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家種責任田，命令私拆了他給妻子的信，以證實地址；王祿不按時交公糧，又拒絕受罰，被山杠爺派民兵關押；臘正（董丹軍飾）帶頭反對攤款攤勞力修水庫，被山杠爺當眾打了耳光，還被停止了黨員登記。這些被山杠爺處理過的人不僅不記恨他，反而對他感激不盡，都說山杠爺是為了自己好，為了堆堆坪好。只有好逸惡勞的二利在幸災樂禍。山杠爺不管人們說什麼，他依然故我地為村裡的事忙碌。蘇琴心裡明白：山杠爺大公無私是無可爭議的；但畢竟法律是無情的。她百感交集，不得不告訴山杠爺，他觸犯了法律。山杠爺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他要去服刑。臨走前，他到學校安排好學生過冬的事，又安排了家中的事，夜晚，他又開支部會交待了黨支部的工作。山杠爺被帶上了手銬，衣著整潔地走出祠堂。所有堆堆坪的人都來為他送行。在一聲聲“杠爺”的呼喊聲中，山杠爺終於忍不住老淚縱橫。

• 該片是范元的電影導演處女作。為尋找自己心目中“山杠爺”生活的人文自然環境，范元曾花了兩個月時間。他堅持不渲染山村的貧窮，因為從深層次講山杠爺的悲劇不是貧窮造成的。

• 為人物的言談舉止提供充分的合理性，范元去掉了小說和劇本初稿中山杠爺老伴一角，還將小說中的兒子改為上中學的孫子，增設了一個木訥的兒子和賢惠的媳婦。

• 影片的送審版結尾是山杠爺即將被押上警車帶走時，村民齊齊跪倒。後來，為減少不必要的負面思考，范元刪除了那個段落。

• 李仁堂剛到四川，還沒有開始拍戲，就接到老伴患癌症需要馬上手術的消息。為了不給拍攝工作帶來損失，他決定不回去照顧老伴。

• 在拍攝時，65歲的李仁堂和劇組裡的年輕人一樣每天早出晚歸，坐車在隨時可能遇到泥石流和塌方的路上奔波四小時。患有白內障和關節炎的他用根竹桿當拐棍，由兩個年輕人扶著爬大山、踩泥路。

• 李仁堂曾向妻子透露，在所扮演的角色中， “山杠爺”是他最喜歡的。他認為自己以前在表演時還有些話劇表演的痕迹，飾演“山杠爺”則是他幾十年表演經歷和人生體驗的一個總結。

• 某次，劇組拍群眾場面，從村裡找來了男女老少幾十位農民，但是他們的著裝不是太新就是太花哨，導演要求大家換成破舊衣服。其中一名穿仿皮革面料衣服的農民稱這就是他最舊的衣服，結果他被“淘汰出局” 。

• 扮演臘正的演員因劇情需要學開手扶拖拉機，由於勤學苦練技術日益精熟，劇組人都誇他學得快。但真到實拍時，拖拉機卻怎麼也發動不起來，急得大家手忙腳亂，後來才發現是因為演員緊緊捏住了剎車。

• 劇組在某農民家拍上吊死人的戲時，被房主叫停，劇組花了些錢才說服房主。

• 原定扮演夯娃的演員因故未到，導演指定劇組的一位劇務頂替。因為夯娃有一場激情戲，需要又哭又鬧，而那位劇務非專業演員，眾人都擔心他拍不好。沒想到實拍時他情緒飽滿，順利完成了演出。原來，為了拍好這場戲，他在開拍前喝了酒。

創作背景

1994年3月，峨影廠決定將《被告山杠爺》作為重點片投入生產，將導演一職交給渴求拍片機會多年的范元。范元讀完原作和劇本初稿后，雖感劇本尚不成熟，但主要人公的人物形象極具開掘價值，其人生態度深深打動了他。編劇畢必成在完成初稿后不久就去世了，峨影領導後續改編劇本的任務也交給范元。

劇本改編

由於題材尖銳，編劇畢必成在最初曾想把該片寫成喜劇，目的是削弱一點故事的鋒芒。峨影的領導則認為作品的鋒芒一定要保留，只是要注意分寸處理適當，以社會穩定的大局為前提，反映生活中的矛盾衝突。范元接手改編工作后，為了深入農村熟悉人物，耗時兩個月，跋涉數千公里，從都市遠郊到偏遠山區，從富裕鄉鎮到貧困地區，接觸了數十個農村基層幹部。他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也了解到一些鄉村幹部工作作風簡單粗暴甚至違法亂紀的情況。儘管根據這些真實故事也可以拍攝一部揭露黑暗面的影片，但他認為“真實”本身不能代表社會生活的本質，只有既不迴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同時又把握生活主流和時代精神，以恰當的藝術分寸去開掘，引人思考，才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正確理解。特別是原作中的生活原型——一位農村黨支部書記的言行給了他深刻的啟示。在范元看來，那位支書的工作方法儘管有許多不正確之處，在其生存的土壤上卻是行之有效的，不能簡單地以善惡是非來下結論。鄉村幹部需要改變觀念以適應新時代，那將是一個艱苦漫長的過程，這才是比揭露黑暗面更大的“真實”。由此，他得出結論，如何在現代法制觀念的規範中維護和發揚中華文化中的傳統美德，是影片所要揭示的課題，而在進一步完善劇本時，尺度的分寸感也是以此為依據。

影片風格

范元曾面壁十天苦思影片的風格，有人建議往《焦裕祿》的路子上靠或者按國際化類型來製作。但最終他選擇了平實的形式，給自己定的原則是儘可能冷靜客觀地展示人物和事件，力求主觀情緒藏而不露，以免情緒太強烈影響看問題的準確性，通過樸實的形式、平常的故事找到一條與觀眾溝通共鳴的路。

儘管時空交錯的結構方式可以弄出很多“彩”來，但是范元認為對題材不合適，所以他沒有設計任何技巧，堅持老老實實講故事，希望農民能不費勁兒地看懂故事和情節。在場面調度、人物空間關係等方面都採取傳統方式。

為了還原真實的百姓生活，避免將主觀情緒強加給觀眾，范元在影片中很少用中近景，而多用中全景，鏡頭儘可能中性，全片只有一個人物特寫。同時，場面調度上他有意識地強調舞台感，如拍祠堂里的戲，主機位總是在外面，讓觀眾產生距離，演員調度也極少，經常是一動不動地坐著，企圖由此傳達某種文化的凝滯不變。

為與影片風格相統一，該片在音樂上也不刻意煽情，樂器只用了笛子、笙、簫和塤，而且音樂的使用更多在於營造氛圍而非烘托情緒。為了避免強烈的主觀色彩和煽情效果，音樂處理全部在戲的高潮之後，把情緒充分留給演員和鏡頭。

角色塑造

1994年8月下旬，李仁堂接到《被告山杠爺》的劇本后便連夜看完，劇本的立意和主人公激發了他的創作慾望。當時有三個劇組請他做主演，他最終選定了《被告山杠爺》。為了塑造好山杠爺一角，李仁堂特意在緊張的拍攝日程中擠出七天時間到四川隴西峽口村體驗生活。在那裡，他找到了可以作為“模特兒”的人物——吳文全，熟悉了南方農民的生活習慣、人際關係和穿衣打扮。

分析了自己與角色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之後，李仁堂決定著重解決造型問題。因為他外表善眉善目，體現不出山杠爺那種專橫兇狠。小說中對於山杠爺的描寫比較簡單，李仁堂便參考他所找的“角色模特”吳文全的形象和習慣動作，設計了山杠爺的動作表情，例如走路威風凜凜，聽人說話時歪著頭向上揚，坐凳上翹二郎腿，挽褲角等等。為了顯示人物的“呆直”，他用棉花把上唇墊起從而改變了嘴形。在拍攝期間，他把自己沉浸在角色中，改變身上一切與角色相違的東西，克服自己遲緩的舉止，平時坐、立走路都挺直腰板。

該片達到了一定的歷史深度和藝術境界。山杠爺這個形象的塑造可以說是一次藝術發現，它觸及了長期存在而又長期被掩蓋的歷史真實。這個藝術形象是對觀眾一次有力的思想衝擊，觀眾可以從這個人物身上產生許多聯想，也可以找到很多問題的答案。該片對該人物的處理沒有簡單化，特別是演員李仁堂可以說達到了化入人物生命的境界。對於該片，不可把人物的性格局限於缺乏法制觀念上，更不可因此把影片看作是宣傳法制觀念的作品，它並不局限於此。 （中國電影評論家學會名譽會長梅朵評）

該片雖然只寫了一個閉塞的小山村，但它和整個中國社會進程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非常尖銳地提出了人治與法治的矛盾，思想有深度。它好就好在是通過情節、人物來提出深刻的問題，特別是塑造了一個很新鮮的人物形象。影片揭示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社會弊端，特別是留在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沉痾，影片的創作者能從一個具有很多美德的農村基層幹部身上挖掘出與現代化相悖的思想意識，這實在是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入思考與發現。但是，影片在強調法制的過程中，對人治卻缺乏有力的批判精神。影片在敘事、鏡頭運用、影像塑造上都很見功力，總體構思也相當完整。李仁堂的表演投入、樸實、生動、很有光彩。 （《電影藝術》原主編、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王人殷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