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

孫仁(1917.2. 9～1948.9.7) 又名子仁、克毅、明毅，化名王璞，王慕齋。韶山鄉鐵陂村人。革命烈士。他祖籍湘鄉縣城前鋪，出生於佃農家庭。

1937年底，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成立，大革命時期入黨的鄒祖培，受董必武、徐特立之命，回韶山恢復黨組織。1938年1月，孫仁由毛遠耀、胡淑娥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4月，鄒祖培調離韶山，孫仁接任韶山特支書記。6月，中共韶山區委正式成立，10月他擔任區委書記。這時，抗日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日軍攻陷武漢后，進逼長沙，大批抗日傷員來到湘鄉。孫仁和湘鄉縣工委領導成立了“戰時工作團”，開展抗日宣傳，號召廣大黨員，進步老師、學生和愛國同胞組織起來，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為民族生存而戰鬥。

1939年春，中共湘寧中心縣委成立，孫仁擔任中心縣委委員，分管組織工作。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掀起反共高潮，同年冬天，孫仁受黨組織指派，離開湘鄉，於1940年6月抵達西康。1941年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孫仁化名王璞，深入西康地區開展社會調查，歷時一年，撰寫了《關於西康地區社會情況的調查報告》，得到了中共川東特委書記廖志高的讚賞。

1942年，孫仁擔任重慶市委書記。那時的重慶市委和川東地委以下各級黨的組織按照中央關於“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指示，實行划片領導，由負責人與下面的黨員單線聯繫。為了認真貫徹黨中央這一地下工作方針，為黨積蓄力量，他要求定期聯繫的黨員做到：勤業、勤學、勤交友，並在半花街開設了一家新貨店，作為地下聯絡點。由於孫仁深入細緻的工作和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雖然重慶市委等黨的組織活動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心臟地區，但沒有遭受國民黨特務大的破壞。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蔣介石一面以假和談欺騙全國人民，一面在美國的支持下積極準備內戰。為了粉碎蔣介石的陰謀，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為配合談判，重慶市黨組織於10月成立了重慶地區工人運動領導小組，孫仁任組長，成員有溫靜濤、侯旭東等。領導小組確定當時工運的任務以反內戰、反獨裁為中心，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結合起來。在孫仁的領導下，重慶的工人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10月至11月，五萬失業工人選出代表成立了失業工人請願團，向政府當局請願，提出安置和救濟失業工人等要求。接著，不少工廠罷工，許多行業的工人主動聯合發出緊急呼籲，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在罷工鬥爭中，重慶地區工運領導小組成員溫靜濤和不少工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孫仁組織工人聲援，發動募捐，要求無條件釋放被捕的工人，並用工人們捐助的錢購買飯菜送往監獄。他還通過《新華日報》發布消息，提出抗議，並電告“世界工聯”，得到了包括美國“勞聯”、“產聯”在內的世界各國勞工組織的支持，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釋放溫靜濤等被捕人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贏得了鬥爭的勝利。

1946年初，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離開重慶去南京，重慶成立了由吳玉章任書記的四川省委，接替南方局工作。同時，建立了地下重慶市委，由孫仁、彭詠梧負責，準備在蔣介石發動突然事變時，繼續領導城鄉鬥爭。2月28日，國民黨反動派出動軍、警、憲、特，採取突然襲擊手段，包圍了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社，省委書記吳玉章等於3月初被迫撤回延安。孫仁面對敵人的猖狂進攻，毫不畏縮，按照原定工作方針，在城市領導各級黨組織，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內戰、反飢餓、反獨裁的群眾運動。同時，組織黨員幹部和育才、重大、北大、川教院、女師學院等學校的革命青年奔赴上川東各縣開展抗日、抗糧、抗稅鬥爭。為了加速農村武裝鬥爭的步伐，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號召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應該走進農民群眾中去，因為農民是工人的前身、軍隊的來源，是革命隊伍的最重要組織部分。”

1947年8月，孫仁和川東各地黨組織主要負責人交換了情況和意見后，起草了《川東農村工作提綱》，並親自帶往上海向中共上海局彙報。這個提綱是一份有鬥爭策略的綱領性文件，也是白色恐怖下的緊急應變計劃。上海局負責人錢瑛看了提綱並聽了孫仁當面陳述后，十分讚賞。

經中共中央批准，1947年10月，中共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統一領導上川東(華鎣地區)、下川東(萬涪地區)、川南和重慶的工作，孫仁任書記。同時改組重慶市委為重慶市工委，由劉國定任書記；建立上川東地委，孫仁兼任書記，下設七個工委，領導10多個縣，並建立了川南工委。以上均隸屬川東臨委。川東臨委的成立，標誌著川東黨的工作進入了一個以農村武裝鬥爭為中心的新階段。

這期間，孫仁不畏勞苦，跋山涉水，活動於華鎣山周圍。他在這裡秘密發展黨的組織，發動群眾抗丁、抗糧、抗稅，並積極發展農民翻身會、姊妹會、學生會等黨的外圍組織，把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為武裝起義作準備。

1948年4月，重慶地下黨辦的秘密報紙《挺進報》被國民黨特務破獲，冉益智、劉國定被捕叛變，江竹筠等大批黨的幹部因叛徒出賣而被捕，情況萬分危急。上川東地委所屬的華鎣山周圍各縣黨組織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形勢危急，黨的許多幹部難以隱蔽。在這種情況下，孫仁認為不能再等待。7月上旬，他來到岳池羅渡鄉，在共產黨員任俊儒家裡召開上川東七、八工委負責人緊急會議。決定立即成立西南民主聯軍川東遊擊縱隊，又稱華鎣山游擊縱隊，孫仁任政委，曾霖負責軍事。

在孫仁的周密部署和組織指揮下，一個多月時間內，華鎣山周圍的廣安、武勝、岳池、合川、渠縣等地的武裝起義連續爆發，風起雲湧，勢如破竹，席捲上川東大地，給敵人以嚴重打擊。起義隊伍的凌厲攻勢和巨大影響，使敵人驚恐萬分，但又不敢貿然派兵“進剿”，便責成地方軍警全力“圍剿”。1948年8月31日拂曉，敵南充警察局長林延傑帶領南充、岳池、武勝的警察中隊和附近幾個鄉的自衛隊、鄉丁數百餘人進攻孫仁率領的游擊三支隊。面對多路敵人圍攻的緊急情況，孫仁根據地形條件，果敢決定打敵人的伏擊。他指揮部隊埋伏在黃花嶺山坡兩側，然後由三支隊司令員陳伯純帶領一支小分隊與南充方向的敵人首先交火，並有意邊打邊撤，撤至黃花嶺。林延傑誤以為游擊隊不敢戰鬥，便下令吹起衝鋒號，指揮他的部隊向游擊隊發起衝鋒。敵人剛剛進入埋伏圈，埋伏待敵的游擊隊員一齊開火，機槍對準林延傑連續點射，將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當場擊斃。警察們見自己的頭目被打死，便一個個調頭各自逃命。

國民黨地方武裝“進剿”華鎣山游擊隊慘遭失敗，引起了反動輿論的一片喧囂，國民黨四川省參議會急忙召開會議，請派大軍“清剿”。省主席王陵基叫嚷：“不要使那裡(華鎣山)變成了四川的盲腸”，並立即飛往南京“面謁總統請示”。回川后，王陵基即與綏署主任朱紹良、重慶市長楊林等糾集2000多人，對華鎣山游擊隊進行聯合“清剿”。

華鎣山游擊隊在岳池三元寨被敵人包圍，戰鬥進行了兩天一夜。游擊隊打退敵人十多次瘋狂進攻，但敵人增援部隊不斷開來，面對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孫仁當機立斷，毅然決定組織部隊突圍，甩掉敵人。他指揮游擊隊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順利地突破了敵人的重重包圍，於9月7日將隊伍轉移到岳池坪灘鄉與武勝石盤鄉交界的木瓜寨。

孫仁帶領游擊隊剛轉移到木瓜寨，國民黨岳寨縣警察局長魏仲櫃和武勝縣縣長張洪炳分別帶領警察中隊、民團鄉丁500多人，於下午3時尾追到木瓜寨，並分成三路同時向游擊隊左側陣地發動進攻。另一股敵人則用機槍封鎖游擊隊向石盤撤退的道路。面對敵人的進攻，足智多謀的孫仁採取政治攻勢，向敵人喊話，併當場將俘虜釋放，揭穿了敵人的謊言，瓦解了敵人的士氣，為游擊隊贏得了時間。

接近黃昏，孫仁召集幹部們研究對策。一名戰士因手槍卡殼，蹲在孫仁的左邊修槍，不幸槍走火，孫仁下腹中彈。由於缺少藥品，司令部決定立即由王屏藩負責送孫仁到嘉陵江邊，再用船送往重慶醫治。但因敵人的嚴密封鎖，兩次衝出去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壓了回來。待到天黑部隊撤退時，孫仁終因流血過多停止了呼吸。指戰員個人悲痛萬分，含著熱淚將烈士的遺體抬到寨下一個岩洞里藏起來，打算以後轉移安葬。可是，第二天兇殘的敵人發現了孫仁的屍體，極端殘暴地將他的頭顱割下，掛在石盤場口的楊槐樹上示眾。敵人走後，附近的群眾懷著萬分悲痛的心情，將烈士的頭顱掩埋在楊槐樹下。全國解放后，中共重慶市委和武勝縣委將孫仁的遺骨移至武勝沿口鎮東山之巔安葬，並修建了烈士陵園，立碑紀念，旌表英烈。

民國15年(1926)以優異成績考入湘鄉縣連濱小學，受學校進步教師和當時任中共湘鄉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大哥影響，積極參加農民協會組織的活動，被選為兒童團長。“馬日事變”發生后，大哥出走，全家被迫遷到韶山鐵陂沖居住。民國18年春·由譚日峰引薦，到《湘鄉民報》社當報童·不滿報紙偏袒地主。詛咒佃農·憤而辭職回韶山務農，閑暇刻苦自學。民國22年，報名參加湘潭改良塾師訓練所學習。結業后執教於鐵陂沖孫氏族校，區立第十八校，並擔任過小學校長。愛結交進步青年，秘密傳閱宣傳真理的書刊，常用十三、實三、石山等筆名撰文投稿。民國25年在上海《開明日報》發表的《鄉村企業家》一文·已能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農村政治、經濟狀況。民國27年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韶山支部組織委員、持支書記、區委書記、湘寧中心縣委組織部部長，領導抗日救亡鬥爭。民國28年冬，根據組織安排赴四川，化名王璞。民國30年，被中共黨組織派遣到西康地區進行社會調查·歷時一年·撰寫的《關於西康地區社會情況的調查報告》，深刻分析當地的經濟狀況和階級矛盾·闡明該地區將會出現革命高潮的必然性，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錢瑛稱之為出自年輕人之手的很有見地的好文章。民國31年(1942).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在半花街開設新貨店作為秘密聯絡點。任職期間由於他積極認真貫徹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期”的方針，嚴格執行秘密工作紀律，重慶市委等黨組織，雖然活動於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卻沒有發生過被大規模破壞的事件。民國34年10月，為配合國共兩黨談判，成立重慶地區工人運動領導小組，任組長。曾組織5萬多失業工人向當局請願·發動工人罷工，要求和平、反對內戰。領導小組成員與部分工人被捕后，他指揮沙磁區的工人組織聲援會·還通過《新華日報》發表消息、提出抗議，並電告世界工聯組織，取得國際間的同情和支持，終於使被捕同志得到釋放。民國35年4月，任中共重慶市委負責人，在白色恐怖下。堅持發動群眾開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同時組織中共黨員與進步青年去農村開展武裝鬥爭。次年8月，起草《川東農村工作提綱》攜往上海，向中共上海局彙報。所提出的儘早開闢武裝游擊根據地·牽制和吸引敵人正面戰場兵力，配合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的主張，受到上級肯定。10月，任中共川東臨時工委書記，兼任上川東地工委書記，選擇華鎣山一帶作為根據地，準備武裝暴動。民國37年夏秋，在敵人面臨徹底失敗而更加瘋狂的嚴重時刻，果斷髮動華鎣山周圍數縣的武裝起義，並任“西南民主聯軍川東遊擊縱隊”(又稱華鎣山游擊縱隊)政委，指揮游擊隊沉重打擊敵人，先後攻克真靜、金子、石盤、鄔家及三元寨等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為此驚呼：“不要使那裡(華鎣山)變成四川的盲腸。”同時抽調大批兵力，清剿華鎣山游擊縱隊。9月7日，在反擊敵人“圍剿”的激烈戰鬥間隙與幹部研究工作，因他人擦槍走火，下腹中彈，無法及時救治，失血過多犧牲。新中國成立后，遺骨被隆重安葬於四川武勝縣沿口鎮東山之巔，並立碑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