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齡

同治七年（1868），經同鄉曹惠林推薦，人蔚豐厚票號。該票號的財東是山西介休北賈村侯氏，資產很雄厚，據《清稗類鈔》記載，侯氏資產達七八百萬銀兩。侯氏所開辦的票號、商號“幾遍行省”，除蔚豐厚票號外，還有蔚泰厚、蔚盛長、天成亨、新泰厚票號，蔚新長、義盛長、同裕成、同裕達等錢莊及商號。這些票號、商號在當時都很有氣派，在用人上要求很嚴格，不僅須有可靠的保薦人，而且要進行嚴格的業務考核。合格者方可錄用。李宏齡經邑人曹惠林介紹而入號，以他的才幹，漸為主事者所器重，先後擔任過蔚豐厚票號北京、上海、漢口等分庄經理。

李宏齡經營票號凡40餘年，對票號的保全及孽殖其功甚大。李宏齡為人極重義氣，事業發達后，不忘當年的保薦入號人，當曹惠林病故后，曹家極為貧寒，李宏齡便主動負責贍養其妻兒子女十餘年，直至其子女長大成人，能自謀生計。李宏齡又善於觀察形勢，當清末社會經濟發生激烈變化，以匯兌為主要業務的票號發生危機時，李宏齡針對票號業的弊病，率先倡言票號改革。後來，他的票號改革思想和計劃，因被守舊者極力阻撓而未果，憤而著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敗記》等，詳細記述了票號改革的思想、計劃和經過。晚年，閑居故里，卒於家。李宏齡在擔任蔚豐厚票號分庄經理期間，值時局激烈動蕩，先後發生了甲午之戰、庚子事變、兩宮去世等事件。在時局變故面前，一些商人常因經營失措，而導致失敗。但李宏齡卻能獨具遠見，應付自如，其主管之票號，不僅能免遭損失，而且能予增值，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尚可“聊以自慰”。為什麼別的商人失敗而李宏齡能成功呢？經商似同作戰，每次戰役的成敗往往決定於作戰思想和策略的正確與否。李宏齡的經商思想，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有整體、全局觀，二、對待主顧的信義觀，三、掌握行情，靈活行事，四、改換碼頭要先收放觀，五、不斷擴展業務觀。

李宏齡雖是個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頭腦，觀察事物敏銳，對時事有一定了解，具有進取精神的商人。李宏齡對於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對民族商業的壓迫，具有一定的認識。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說：“遇倒賬，外洋銀行則憑藉外力，大清銀行則依仗官權，同屬財產關係，而彼各挾勢力以憑陵，如丁未營口東盛和之事，銀行收十成而有餘，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一個封建社會的商人，能對封建政權和外國資本主義對民族商業的壓迫，作出如此比較深刻的分析，的確是很不簡單的。當然，他的這一思想認識，與他平時好學，了解世界形勢分不開。陳立三在《平遙李君墓表》中稱讚說：“君雖治商，而好讀儒生性理諸書，有所得報，膺而躬行之，所與游多一時知名土。”又如，李宏齡思想比較開放，具有開拓精神，在人與物的矛盾中，很重視人的主觀努力。前述揚州票號和江西票號業務，在與總號要求相背時，李宏齡就不拘泥於總號的要求，主張靈活行事。關於票號的前途，李宏齡也認為只要改革就會有前途，而這要靠人的努力。當票號改革計劃遭到守舊者的破壞時，他質問道：“果天數乎，抑人事乎！願以質諸世之有識者。”

山西票商在清季一度執金融界牛耳，但當戶部籌辦大清銀行時，山西票號卻坐失良機，拒絕了參加籌辦大清銀行的計劃，致大清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這就是後來中國金融業漸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緣起。面對金融界這一大變革，李宏齡率先發動票號改革，可謂有遠見之舉。儘管“諸大號主者皆不用”，結果，“不數年國變作，全國叔擾，匯商業遂不支，一一如君言”。但李宏齡的票號改革思想，確實代表了當時商人中的進步思潮。

摘自《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張正明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