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齡

清朝時期商人

李宏齡(1847——1918),字子壽,山西平遙縣源祠村人,著名晉商。平遙縣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的根據地,其地“當四達輻輳之沖,晉商匯號聚施於斯”。李宏齡先世以業商致饒,后遭戰亂中落。同治初,李宏齡學賈於本縣某錢莊,學成而錢莊敗。

李宏齡


同治七年(1868),經同鄉曹惠林推薦,人蔚豐厚票號。該票號的財東是山西介休北賈村侯氏,資產很雄厚,據《清稗類鈔》記載,侯氏資產達七八百萬銀兩。侯氏所開辦的票號、商號“幾遍行省”,除蔚豐厚票號外,還有蔚泰厚、蔚盛長、天成亨、新泰厚票號,蔚新長、義盛長、同裕成、同裕達等錢莊及商號。這些票號、商號在當時都很有氣派,在用人上要求很嚴格,不僅須有可靠的保薦人,而且要進行嚴格的業務考核。合格者方可錄用。李宏齡經邑人曹惠林介紹而入號,以他的才幹,漸為主事者所器重,先後擔任過蔚豐厚票號北京、上海、漢口等分庄經理。

李宏齡經營票號


李宏齡經營票號凡40餘年,對票號的保全及孽殖其功甚大。李宏齡為人極重義氣,事業發達后,不忘當年的保薦入號人,當曹惠林病故后,曹家極為貧寒,李宏齡便主動負責贍養其妻兒子女十餘年,直至其子女長大成人,能自謀生計。李宏齡又善於觀察形勢,當清末社會經濟發生激烈變化,以匯兌為主要業務的票號發生危機時,李宏齡針對票號業的弊病,率先倡言票號改革。後來,他的票號改革思想和計劃,因被守舊者極力阻撓而未果,憤而著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敗記》等,詳細記述了票號改革的思想、計劃和經過。晚年,閑居故里,卒於家。李宏齡在擔任蔚豐厚票號分庄經理期間,值時局激烈動蕩,先後發生了甲午之戰、庚子事變、兩宮去世等事件。在時局變故面前,一些商人常因經營失措,而導致失敗。但李宏齡卻能獨具遠見,應付自如,其主管之票號,不僅能免遭損失,而且能予增值,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尚可“聊以自慰”。為什麼別的商人失敗而李宏齡能成功呢?經商似同作戰,每次戰役的成敗往往決定於作戰思想和策略的正確與否。李宏齡的經商思想,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有整體、全局觀,二、對待主顧的信義觀,三、掌握行情,靈活行事,四、改換碼頭要先收放觀,五、不斷擴展業務觀。

政治與商人


李宏齡雖是個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頭腦,觀察事物敏銳,對時事有一定了解,具有進取精神的商人。李宏齡對於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對民族商業的壓迫,具有一定的認識。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說:“遇倒賬,外洋銀行則憑藉外力,大清銀行則依仗官權,同屬財產關係,而彼各挾勢力以憑陵,如丁未營口東盛和之事,銀行收十成而有餘,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一個封建社會的商人,能對封建政權和外國資本主義對民族商業的壓迫,作出如此比較深刻的分析,的確是很不簡單的。當然,他的這一思想認識,與他平時好學,了解世界形勢分不開。陳立三在《平遙李君墓表》中稱讚說:“君雖治商,而好讀儒生性理諸書,有所得報,膺而躬行之,所與游多一時知名土。”又如,李宏齡思想比較開放,具有開拓精神,在人與物的矛盾中,很重視人的主觀努力。前述揚州票號和江西票號業務,在與總號要求相背時,李宏齡就不拘泥於總號的要求,主張靈活行事。關於票號的前途,李宏齡也認為只要改革就會有前途,而這要靠人的努力。當票號改革計劃遭到守舊者的破壞時,他質問道:“果天數乎,抑人事乎!願以質諸世之有識者。”

影響


山西票商在清季一度執金融界牛耳,但當戶部籌辦大清銀行時,山西票號卻坐失良機,拒絕了參加籌辦大清銀行的計劃,致大清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這就是後來中國金融業漸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緣起。面對金融界這一大變革,李宏齡率先發動票號改革,可謂有遠見之舉。儘管“諸大號主者皆不用”,結果,“不數年國變作,全國叔擾,匯商業遂不支,一一如君言”。但李宏齡的票號改革思想,確實代表了當時商人中的進步思潮。

資料來源


摘自《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張正明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