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蕭珊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於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彷彿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並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里，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里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裡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珏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裡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痴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並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後才褪盡。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

那裡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里。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

給人當作“罪人”和“賊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每天在“牛棚”裡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彙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聯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裡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後來也常常參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裡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麼能遮蓋住！怎樣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進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進南湖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裡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作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痴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我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說：

“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嘆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幾次了。他們要我寫，只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僱到小三輪車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道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裡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裡，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嘆了口氣，說“你放心去吧。”

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留在家裡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里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裡到的。他得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裡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情。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幹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於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里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提去關了一個時期還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

在會場里我一直像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彷彿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再講什麼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我答說：“知道。”其實家裡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裡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醫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

當時病房裡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飯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

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讚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扎著下了床，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的是她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后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渡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並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只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里全是淚水。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作好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我們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怎麼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進空空的、靜靜的房間，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別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他在隔離房裡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母親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氣無力地說幾句短短的話，她經常問：“棠棠怎麼樣？”從她那雙含淚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麼想看見她最愛的兒子。但是她已經沒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續地問我：“輸多少西西的血？該怎麼辦？”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

沒有問題，治病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麼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後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里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於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後她只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麼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著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藥費之外，並沒有抱怨過什麼。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並未昏睡，始終睜大兩隻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麼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麼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讀梅林寫的《馬克思傳》，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給女兒的信里一段話，講到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說：“她很快就咽了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就像由於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後幾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這段話我記得很清楚。馬克思夫人也死於癌症。我默默地望著蕭珊那對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這段話，稍微得到一點安慰。聽說她的確也“沒有臨終的掙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鄉”。我這樣說，因為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在她的身邊。那天是星期天，衛生防疫站因為我們家發現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來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願意到醫院去照料她，講好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起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裡，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咽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子里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喚著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算是什麼告別呢？

據表妹說，她逝世的時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經對錶妹說：“找醫生來。”醫生來過，並沒有什麼。後來她就漸漸地“沉入睡鄉”。表妹還以為她在睡眠。一個護士來打針，才發覺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我沒有能同她訣別，我有許多話沒有能向她傾吐，她不能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我！我後來常常想，她對錶妹說：“找醫生來”。很可能不是“找醫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這樣稱呼我）。為什麼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裡人都不在她身邊，她死得這樣凄涼！

我女婿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僅有的幾個親戚。她的弟媳趕到醫院，馬上暈了過去。三天以後在龍華火葬場舉行告別儀式。她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因為一則我們沒有通知，二則我是一個審查了將近七年的對象。沒有悼詞沒有弔客，只有一片傷心的哭聲。我衷心感謝前來參加儀式的少數親友和特地來幫忙的我女兒的兩三個同學，最後，我跟她的遺體告別，女兒望著遺容哀哭，兒子在隔離房還不知道把他當作命根子的媽媽已經死亡。值得提說的是她當作自己兒子照顧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從北京趕來，只為了見她最後一面。這個整天同鋼鐵打交道的技術員，他的心倒不像鋼鐵那樣。他得到電報以後，他愛人對他說：“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遠安定不了。”我在變了形的她的遺體旁邊站了一會。別人給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即使給我們留下來很難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視這個鏡頭。

一切都結束了。過了幾天我和女兒、女婿到火葬場，領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後，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裡。有人勸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寧願讓骨灰盒放在我的寢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夢魘一般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六年彷彿一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後面了。其實哪裡是一瞬間！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啊。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里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們兩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貴陽結婚。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後來見到了我，對我發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念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後來到貴陽旅行結婚，只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和她先後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裡。她託人買了四隻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歷了各種艱苦生活。

在抗日戰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后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麼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的確，只有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並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並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願作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後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協分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急風暴雨般的鬥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們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麼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作箭靶，還有人想通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協分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後，又給揪到機關。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裡，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儘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並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

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摻和在一起。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除巴金外，還有王文慧、歐陽鏡蓉、黃樹輝、餘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中國當代作家。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發表在《半月》刊第17號刊載上。1922年冬，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預科和本科班（英文）肄業。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長篇小說《滅亡》，引起文壇的關注。1932年5月23日，長篇小說《霧》出版。1933年1月，長篇小說《雨》出版；5月，長篇小說《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說《電》出版。1936年4月，《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出版。1938年3月，長篇小說《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1954年9月15日—29日，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60年4月，散文集《讚歌集》出版；同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1979年12月，雜文集《隨想錄》（第一集）出版。1982年10月，《隨想錄》（第三集）出版。1983年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1990年，獲得蘇聯人民友誼勳章；同年獲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1998年3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年11月，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2005年10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