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主底兒女們

《財主底兒女們（上下）》揭示了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和生活道路，真實地寫出了中國新一代資產階級的生成過程以及他們的分化沉浮。小說主觀色彩強烈，人物心理刻畫深刻、細膩。

路翎，男

出生年月：1923

民族：漢族

作家。原名徐嗣興。原籍安徽無為，生於江蘇南京。1940年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治研究所職員、煤焦辦事處職員，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講師，1949年後歷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專業作家，1955年因受胡風冤案牽連，錯劃為反革命集團成員，1980年平反，後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編審。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四屆理事。1937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財主的兒女們》，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短篇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愛》，話劇劇本《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

路翎：一個瘋狂的文學天才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個。批評家唐湜曾這樣稱讚路翎：“路翎無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豐富而又全心充滿著火焰似的熱情的小說家之一。雖然他的熱情像是到處噴射著的，還不夠凝練。但也正因為有這一點生澀與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1923—1994），原籍安徽無為，出生在南京。原名徐嗣興，2歲時生父就病故了。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娘家，從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蘇州巨富，童年路翎經常在外公家生活。耳聞目睹舅妗一輩爭奪家產，為他日後創作著名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積累。路翎曾向胡風傾訴：“在小學的時候，我就有綽號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壓抑、神經質、對世界的不可解的愛和憎恨里度過的，匆匆度過的。”

路翎小時候就在作文上表現出了天賦。“7歲時，老師幾次讚美我的作文，還在課堂上親自朗讀我的作文，我便更愛好作文了，而且開始讀許多的故事書和課外書，這更加培養了我對文學的愛好。”路翎少年時代嗜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等古典小說，1935年入江蘇省立江寧中學后，常讀上海文學雜誌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但是，路翎的求學道路並不平坦。1937年冬天，路翎隨家入川，就讀於國立四川中學，但因思想左傾，在高中二年級時，被學校開除。年僅十六歲的路翎就離開了學校。路翎沒有完成系統的學校教育，但是他讀過的文學書籍卻比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多得多。

1938年，路翎寫了一首長詩《媽媽的苦難》，向胡風主編的《七月》投稿，沒有發表，但他得到了胡風的鼓勵。1939年，路翎的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之後》被胡風采用。發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叢》。這時用“路翎”作筆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筆名，是為了紀念初戀對象李露玲。）

《要塞退出之後》寫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江南前敵要塞在撤退中，軍事長官張皇失措，潰不成陣。年輕的沈三寶在戰爭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與敵人遭遇時反而激發了戰鬥的意志，兩次打死日本騎兵，又槍殺了有漢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後他卻被本連執行軍紀的人無罪誅殺。這篇作品自然還沒有達到應有的結實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亂的描寫中，已經初步透露出路翎善於刻畫動蕩環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內心世界的藝術才華。

這篇小說使路翎結識了胡風。胡風曾回憶他和路翎見面時的情景。“約來見面以後，簡直有點吃驚：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青年，很靦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輕、純樸、對生活極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談起來很生動。這是一個有著文學天賦的難得的青年，如果多讀一些好書，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夠成為一個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繼父介紹，到國民黨政府經濟部設在重慶北碚區的天府煤礦礦冶研究所會計室當辦事員，干一些記帳、填表的雜務。路翎由此接觸到礦工的生活，寫了一系列反映礦工生活的小說。看見了礦工們住破工棚、衣衫襤褸或赤身露體地下礦井，耳聞目睹了礦井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慘狀，“看見了它底轟鬧的，紊亂的，拚命求生的景狀，和坐在辦公室里的老爺們底悠閑和漠不關心”，他以一種擾動不安的悲憫情懷注視著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還不如”的礦區社會，創作了《家》、《祖父的職業》、《何紹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礦區生活的作品。這些創作是如此逼真，以致於有人認為路翎“學生出身，當過礦工”。

在礦區人物的描寫中，路翎發現了兩類人物：農民型工人和流浪漢型工人。前者性格於誠實中帶點卑怯，做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失落了的鄉土的和家庭的夢。後者性格於強悍中帶點野性，有時甚至帶點無法無天的邪惡感，在放蕩不羈的行為做派中散發著生命的強力。路翎同情前者，卻更傾心後者。

1942年，豐厚的礦區生活積累使路翎開始進入創作高潮。4月，他寫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此時還不到20歲。

《飢餓的郭素娥》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一個美麗而強悍的婦女郭素娥的悲劇命運。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個衰老的鴉片鬼收容為妻，她在礦區擺香煙攤位，她渴求幸福，瘋狂地愛上了兇猛、冷酷的機器工人張振山。張振山是一個乖戾的流浪漢，對惡濁的社會投以惡毒的藐視和嚴冷的憎恨，他與郭素娥的愛也是毒辣的，聲稱不能“被一個女人纏在褲帶上”，又嚴防拘謹、怯懦的農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於她。他對郭素娥說：“像我這樣的男人是一個不頂簡單的東西，我從裡面壞起，從小就壞起，現在不能變好，以後怕當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陰沉的鴉片鬼家中，絕望地叫出：“有哪一個能救出一個我這樣的女人呀！”礦區的上層社會也把她視為墮落的女人，最後當她反抗被販賣，要求主宰自己的命運時，被丈夫夥同流氓迫害而死。張振山則遠走高飛，魏海清與流氓惡鬥，並在酒館和新年舞龍賽會上，發泄著滿腔的屈辱和悲傷。

這是一部充滿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它通過一個受著肉體的飢餓和精神的飢餓的煎熬，而又始終固執、並且絕望地追求生命價值的女人，牽連著一個流浪漢型的工人和一個農民型的工人，在他們的性格碰撞中，幾乎不知節制地迸射出所謂原始強力的生命火花。在強度性格碰撞中，作家以主觀的熱情突入人物心靈搏鬥之間，完成了一個既是性格的和心靈的，又是社會和命運的，濃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劇，從而控訴了那個“把人燒死，奸死、打死、賣掉”的野蠻社會。

關於這篇小說的創作意圖，路翎曾經有過這樣的說明：“我企圖‘浪漫’地尋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強力，個性底積極解放。但我也許迷惑於強悍，蒙住了古國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魯迅先生的作品里所顯現的。”

胡風對這篇小說非常欣賞，他說：“在路翎君這裡，新文學裡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現實人生早已向新文學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終於帶著活的意欲登場了，向時代的步調前進，路翎君替新文學的主題開拓了疆土。”

批評家邵荃麟，為一個二十歲的作家能寫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驚詫，他這樣稱讚這篇小說：

“藝術上的現實主義並不僅僅是對於客觀現象的描寫和分析，或者單純地用科學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會的現實發展，而必須從社會的人（作為社會關係的總和的人）底內心的矛盾和靈魂的搏鬥過程中間，去發掘和展露社會的矛盾和具體的關係，而從這種具體的社會環境來確證這真實人物的存在，並且因為這樣，這些人物的一切必須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覺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賦予他們以真實的生命，那末我以為路翎的這本《飢餓的郭素娥》，可以說是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可以說在中國的新現實主義文學中已經放出一道鮮明的光彩。當我初讀了幾章過後，非常吃驚。路翎的名字在讀者中間還是比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個二十幾歲，連中學都不曾讀完的青年，但是這本書里卻充滿著一種那麼強烈的生命力！一種人類靈魂里的呼聲，這種呼聲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卻叫出了多世紀來在舊傳統磨難下底中國人的痛苦、苦悶與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覺醒的最初過程。

1942年，路翎“和所里的惡狗打了架，他壓我，我回擊，我傷了腦殼，他傷了眼角，一起滾蛋”，失去了穩定清凈的工作環境。后經朋友舒蕪介紹，路翎到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當助理員。1943年，又辭去圖書館職務，經繼父介紹，到北碚經濟部燃料管委會工作，當辦事員。1944年8月15日與電台報務員餘明英結婚。據路翎後來的學生說：“他的夫人苗條，大方，漂亮。同學們見了，竊竊耳語，說作家的妻子這麼美。”兩人後來相濡以沫度過一生。

從踏足文壇起，路翎就開始斷斷續續創作《財主底兒女們》。寫完后交給了胡風。但是稿子在戰爭中丟失。路翎並不氣餒，而是以驚人的毅力重寫。1945年7月，當重新寫成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即將出版時，胡風極其莊嚴地宣布：“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

上半部寫蘇州巨富蔣捷三家族的崩潰。這個封建大家庭出了叛逆子弟蔣少祖、蔣純祖，而出身於大訟師之家的長媳金素痕，陰險毒辣地掠走了蔣家的財富，一面與蔣家興訟，一面過著淫蕩的生活。以至氣死蔣捷三，逼瘋蔣蔚祖。

小說的下半部，寫這個大家庭釋放出來的精靈，寫蔣家兒女們在抗戰期間聚散無常的生活道路和心靈軌跡。主要描寫蔣純祖逃離危城南京，沿長江漂泊到重慶和四川農村所經歷的四處碰壁、鮮血淋漓的心靈搏鬥歷程。他很像蔣少祖，但他又超越了蔣少祖，當蔣少祖追逐權力，當了參議員，在舊詩和宋明版本中尋找靈魂的靜穆的時候，他卻宣稱青春是壯闊的，苦悶才能爆發革命與藝術，始終不苟同於污濁的流俗和僵硬的教條，而企圖“在自己內心裡找到一條雄壯的出路”。他在五四過後近二十年，重提五四時代的歷史命題，強調“我們中國也許到了現在，更需要個性解放吧，但是壓死了，壓死了！一直到現在，在中國沒有人底覺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在武漢到重慶的演劇隊中，他以這種苦悶的個性，與小集團的左傾教條主義進行暴躁的爭辯。在四川窮鄉僻壤的小說，他又以這種孤傲的個性，向宗法制農村的冷酷和愚昧挑戰。蔣純祖始終處在“獨戰多數”和“困獸猶鬥”的激昂而狼狽的處境之中，最終病死。

路翎和他筆下的人物一道，“舉起整個生命在呼喚”，從而創造了一批異常複雜的在痛苦中打滾和行進的生靈，創造了一種巨浪狂潮、大起大落、瞬息之間發生激烈的情緒轉折和神經顫動的心理描寫藝術，創造了一首激越而渾濁、痛苦而悲愴的心靈交響曲。

路翎以《飢餓的郭素娥》寫礦工和下層女性，以《財主底兒女們》寫舊家族和知識分子，達到了他藝術創作的第一個顛峰狀態。之後，他又開始向新的人生領域掘進，寫農村生活。抗戰勝利后，農村和農民題材成為路翎創作的重點。他在這方面貢獻了《羅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蝸牛在荊棘上》《燃燒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對如何寫農民有自己獨特的思考。他曾經稱讚解放區的著名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已經獲得實在的成功”，但是他又從另一種思路上提出問題：“試想一想，舊的家庭社會出身的貧農的王貴，身受地主底殘酷的壓迫，同時也負擔著舊社會、舊經濟形態底人生觀和感情的重擔，在投向革命進而堅持的革命的過程中，應該有怎樣強烈的自我鬥爭？然而王貴卻是在那麼簡單地一直向前了。”路翎認為，解放區的作品在表現農民時，過於簡單化。沒有看到農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創傷，沒有表現農民激烈的心理搏鬥。因此，他的作品著力於表現這兩個被解放區的文學作品所忽略的主題。

《羅大斗底一生》寫了一個奴才的性格史。羅大斗是一個由破落子弟墮落而成的遊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一個站在街頭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這個社會也存在著一條以強凌弱的法則。使這個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會的污泥和心靈的污泥中打滾。他偷了窮苦鄰居的剪刀，對方趕來追查時，他卻顫抖著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認，事後對著枯樹揮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風。他行竊遭打，逃入荒山，卻在除夕僻靜的街頭上，用石頭打死向他討錢的凍餒的乞丐。這是一個向強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橫，被黑暗吞沒、自己又製造黑暗的墮落了阿Q，一個鄉村下流社會無可救藥的渣滓。最後，他被財主捆去當壯丁，撞死在瓦礫場的石頭上。小說的題記，引用了拜侖的詩句：“他是一個卑劣的奴才，鞭撻他呀，請你鞭撻他！”這篇小說相當典型地展示了中國農民的“精神奴役的創傷”。

《王炳全底道路》則表現了一個農民的心靈搏鬥。

農民王炳全被小財主的姑父張紹庭用作兒子的替身當了兵，他染病被棄，在遠方的城市當了五年工人，終於回到了家鄉草鞋場，但是，故家已經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門，張紹庭則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兒死後，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給忠厚的佃農吳仁貴。王炳全像一頭包怒的野獸，去找張紹庭算帳，但是看見張紹庭已經變成一個孤單、病弱的老人，到底還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張紹庭討回一些田地費，到酒館買醉，然後揣著尖刀去找吳仁貴。但是他看見左德珍和吳仁貴親親熱熱地牽著牛回來，他絕望地感到，這個女人已經屬於另一種生活了。他沉溺於賭窟酒館，以粗野的鬨笑，放肆地嘲弄著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這個老人一拳，致使這個老人中風而死，他給鎮長遞了五萬元的包袱，被關押三天就釋放了。他在草鞋場無法立足，聽到左德珍在吳家快樂的喚豬聲，不願擾亂他們寧靜的生活，毅然離鄉，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諸如土地、家庭、妻子這些傳統生活方式的基礎后，在重重災難的堆積下舔著自己鮮血淋漓的精神創口。經過痛苦的心靈搏鬥，終於艱難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圍。路翎以高強度的心理解剖藝術，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獨地掙扎著，奔突著，情緒沿著悲憤、絕望、沉淪、報復、悔恨的高頻率曲線顫抖著，終於扣開了一個農民的較為寬廣的心胸，看取“世界上總有我的路”，從而把寧靜的團圓留給鄰人、不是“簡單地一直向前”，而是負著殘缺的痛苦去開拓新的生命形式。

路翎的這一思考接通了當時胡風提出來的“精神奴役創傷”與“主觀戰鬥精神”這兩個命題。胡風是路翎一生最親密的導師和友人。

在《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一文中，胡風談到“人民”這一概念時說：“他們底精神要求雖然伸向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創傷。”胡風認為，魯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為典型，是因為他“滿身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對五四以來文學“改造國民靈魂”的啟蒙主義傳統是非常珍視並竭力主張發揚的。他多次強調魯迅的啟蒙文學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證明啟蒙任務沒有完成，文學“揭病”與“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強調和重視。胡風特別推崇寫這種病態的人物。因為他們身上有著精神奴役的創傷。通過寫這種病態的人物，呼籲個性解放，擺脫精神奴役。

所謂“主觀戰鬥精神”，一方面是指，創作過程必須是作家本人和現實生活的肉搏過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實的愛憎去深入觀察並反映生活的過程，反對客觀主義和公式主義。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發揚主體性，要把個性解放的命題貫徹到文學創作中。

胡風曾說：“別人都說路翎的文藝創作，受我的文藝理論的影響，豈不知我的文藝理論，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藝創作的影響呢，正是從他的創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論觀點。”到底是胡風的理論啟發了路翎的創作，還是路翎的創作啟發了胡風的理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我們可以說，路翎的小說創作與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是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的。

路翎不斷地發表小說，在沉寂的大後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禮花一樣，引起了讀者的注意和驚喜。

著名批評家李健吾曾經稱路翎為中國“未來的左拉”。其實更準確的稱呼是，路翎是中國“未來的羅曼·羅蘭”，他的創作手法與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風的話說：“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的記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洶湧的波瀾和它們的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命運這個無情的審判者面前搏鬥的經驗。”

《路翎小說選》的編者朱珩青所這樣評價路翎的小說：“這小說是別一種聲音。”路翎的小說不同於現代文學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於殘酷的靈魂的拷問與“歇斯底里”的變態情緒，常使讀者痛苦不已，進而“廢書不觀”。

我們讀路翎的小說，會發現他筆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點神經質，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穩定的，甚至都有點瘋狂與變態。

比如在《蝸牛》中，鄉村貧苦女人秀姑突然遭到了丈夫的毒打，路翎這樣描寫秀姑的心情。

在黃述泰的拳頭的閃耀下，秀姑看見了淡藍色的天空，並看見了一隻雲雀輕盈地翔過天空。秀姑看見，於是凝視，覺得神聖。秀姑咬牙打顫，掙扎著，企圖使丈夫注意陽光和天空。而領受她心中的嚴肅和憐惜。在她的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

她停止了掙扎。黃述泰放開她的時候，她閉上眼睛，躺在荊棘上，覺得為了她所受的苦，那個溫柔、輝煌、嚴肅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輕輕地覆蓋了她。她覺得雲雀翔過低空，發出歌聲。

在她嘴邊出現了不可覺察的笑紋。

有人曾經指責路翎所塑造的形象“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導致這種精神變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為外力的打擊，如被抓壯丁的王興發；有的是因為內在的欲求，如縣政府的錄事王靜能；有的是因為戀愛的苦痛，如追求線鋪姑娘王淑珍而不得的程登富；還有的是因為惡毒的復仇，如王炳全和郭子龍……於是在求生本能的壓迫下，

這些人便開始了向生存境遇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個體生命向自身之外的整個世界的挑戰，雙方力量懸殊。一種巨大得超乎個體生命想象之外的力量沉重地壓來，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性深層不堪重負的裂變。它們往往以變態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所要對抗的是那無邊無際的絕望與虛空，單靠個人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能達到的。

路翎說他“不喜歡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寫”，並說他筆下的“自發性的反抗與自發的痙攣性（即使是潛伏的意識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它是可寶貴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壓下，更是這樣的”。當人們責備作者主題思想“不健康”，認為中國人民是沒有這些的時候，他肯定地回答說：“我認為是有這些的。”胡風在與路翎的談話中也曾指出：“民族不重視這種心理描寫與內心劇烈糾葛的揭露的，不重視這種狂熱熱情的，人們是理智的。”

路翎曾這樣解釋自己這樣寫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尋求而且寶貴”著“在重壓下帶著所謂歇斯底里的痙攣、心臟抽搐的思想與精神的反抗、渴望未來的萌芽”。他不再滿足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博大悲憫，而“竭力擾動，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路翎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對於人的靈魂的探尋中去，使得長久以來埋藏在人們靈魂深處的情感與理性衝突的火花得以閃現出來，豐富了現代文學對於人（尤其是下層勞動者）的心靈世界的描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強度”。

路翎筆下的人物都帶有一種強烈的浮雕感，線條粗獷、動作僵硬，缺乏現實人物的纖巧、靈敏與情味。每個人在生存的苦難中都表現出“拉奧孔”式的痛苦、絕望與瘋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劇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種樂觀的力量，即使在最陰暗的情境中，也騰躍著一種征服的激情與豪邁。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現實人生中的失敗者，但面對現實人生的絕望，他們又無一不是為“理想”而戰的鬥士，他們“也許是負擔了在別人看來是失敗的結果，可是戰鬥即勝利”.這種“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們身上以各種形態體現出來，表達了路翎反抗絕望的姿態。

主題的“瘋癲”與敘述的“瘋癲”在路翎的小說中是一致的，換句話說，路翎是用敘述的“瘋癲”在表現主題的“瘋癲”。

路翎把一切詩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說，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語法的邊緣無節制地膨脹。路翎的語言有些冗長與繁瑣，我們在這裡看出作者寫作時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說不是那種以飄然的態度寫出來的東西。

路翎的語言還有一種焦灼感與蕪雜感。在路翎的小說中，個體生命的爭鬥不僅停留在外在的行動中，同時靈魂的深處亦有血淋淋的謀殺與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間的是緊張的激情與衝突。衝突蘊藏在每一個瞬間。由衝突而危機進而情感迸發，這一切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內，人物行為大起大落，情緒跌宕起伏，造成人物關係和場面的極度緊張。路翎特別擅長描寫人物的瞬間心理和瞬間心理的變化，追求人物心理變化的幅度、速度和強度。比如在《燃燒的荒地》中，郭子龍先是公開宣稱要向地主吳順廣復仇，但過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吳順廣的幫凶。有一次他到寺廟裡，非常虔誠地想當和尚，但忽然又轉到惡意的嘲弄和尚。這種心理的巨大轉折被路翎寫得絲絲入扣。

路翎似乎急切地尋求著最富表現力的表達方式。但語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觀世界面前總顯出無能的窘相。路翎似乎也感到無力用語言將自我心中的感觸精確完美充分地表達，於是焦灼、反抗，當進入一種迷狂的狀態中時，語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挾著珍珠與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勢傾瀉而下。激情掩蓋了無能，蕪雜代替了精確，從中我們體味到現實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無際無涯，但另一方面，難以把握的困惑也隨之而來。人們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種情緒、意象，因為在你把握了一種之後，必然會在同一部作品中發現與之相矛盾的同體異質。這是一種最大限度的原生態，是超乎於批判現實主義典型觀的一種藝術美學。它是由路翎內在的藝術氣質決定的。

路翎的小說語言不像蕭紅的《呼蘭河傳》那樣抒情而感傷，他似乎不是用筆在描寫他的人物，而是用鞭子在抽打他的人物，把他的人物抽打得滿身血痕。冗長的句子是鞭子的長度，貶義的詞句是鞭子上的毒刺。你看他這樣描寫一個人的吃飯：

他底方正的大黑嘴發出粘膩的大聲，可怕地咀嚼著：他底紅色的大舌頭送出唾液來，舔著碗邊，舔著嘴唇，象一頭野獸在舔著骨頭。在桌子底下他底腿不住地因肉體底興奮而顫抖，使得黑娃子恐懼會有一個爆栗要落到自己額上來，不安地把屁股向凳子底另一端移動。

路翎追求的是粗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蕩的心理狂潮。路翎在創作中是提倡戰鬥的熱情的，他說：“萬物靜觀皆自得，我們不要，因為它殺死了戰鬥的熱情。將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來，我們不能要，因為它毀滅了複雜的戰鬥熱情，因此也就毀滅了我們底藝術方法里的戰鬥性。”在他的筆下，京派作家那種明心見性的靜觀的審美態度，以及沖淡、明凈、節制、圓潤的筆情墨韻，已經蕩然無存。他犧牲了藝術上的空靈和精緻，換取了獷野雄放，元氣淋漓。正如胡風所說：

從這裡也就產生了他底創作方法上的特點。他不能用只夠現出故事經過的繡像畫的線條，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徵底神氣透出的炭畫的線條，而是追求油畫式的，複雜的色彩和複雜的線條融合在一起的，能夠表現出每一條筋肉底表情，每一個動作底潛力的深度和立體。

李健吾這樣形容路翎的風格：

路翎先生讓我感到他有一股衝勁兒，長江大河，漩著白浪，可也帶著泥沙……他有一股拙勁兒，但是，拙不妨害沖，有時候這兩股力量合成一個，形成一個高大氣勢，在我們的心頭盤桓。

路翎的作品在四十年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有青年給路翎寫信，信中這樣說：“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熱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擁抱力，驚人地震撼了求進步的青年人的心。”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學任講師，開設小說寫作課程。這時候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據化鐵回憶：“我們彷彿還不太懂得這篇文章。在延安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來的課題，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南京這塊狹小田地里的人們來說，似懂非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記得他說過‘作者必須深入生活，作者必須熱愛人民’。——當時誰又能預見到：生活與人民這兩個詞從概念到完全與作者融為一體，作者的自我改造過程，會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價的呢！”

1948年時，雲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統批評家通過《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的理論和路翎的創作展開了猛烈的批評。路翎寫了一些文章回擊，從此與中共正統批評家結怨。

中共主流文藝批評家對路翎的創作天才也是承認的，但是他們認為，路翎的創作走上了邪路。他們的批評與指責主要表現在兩點。

一是認為路翎筆下的人物不真實。工人不像工人，農民不像農民，認為工人和農民不可能有那樣複雜的心情，認為路翎硬把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裝到了工人農民心裡去。胡繩對路翎小說的心理描寫特色作出了這樣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是一方面為自己心情上的複雜的矛盾而苦惱，另一方面，卻又沾沾自喜，溺愛著自己的這種微妙而纖細的心理，以為憑這點，正足以傲視於一切市儈。”

二是批評路翎小說主題。胡繩對路翎小說的主題有這樣的批評：“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人民大眾從被壓迫生活中的覺醒與可能覺醒中，卻反而想去從人民中找什麼‘原始的強力’，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覺醒的人民的集體鬥爭中，卻片面地著重了‘個性解放’的問題。”胡繩認為：“作者多追求著的‘人民的原始的強力，個性的積極解放’是和為了不使自己為生活‘壓潰’，而從生活中‘飛’起來的要求相聯結的，表面上是要‘強’，要‘解放’，實際上卻是想超脫現實生活逃避現實的鬥爭。”

在40年代末已經形成了新的文學規範，即要求文學表現人民群眾，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反映階級鬥爭生活，在這種文學規範的對照下，中共主流批評家批評路翎醜化了人民，提倡的是個人主義，讚揚的是個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學的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1949年5月，他送給新中國一個見面禮：劇本《人民萬歲》。這個劇本描寫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護廠鬥爭。題材、主題都是無可挑剔的。劇本送到文藝處，大家一致說好，可是要上演時卻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對到底怎麼修改，上面既無具體意見，又沒有明確的標準。路翎從5月改到10月，依然沒有通過。

這時，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看了劇本，決定首演，並調路翎去劇院當創作組長。1950年，路翎調到北京。但這個劇本最終還是沒有上演。

路翎積極反映新生活，歌頌新時代，又寫了《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劇本，但這兩個劇本也沒有得到公演的機會。

路翎有著非常純潔的品質。1952年，實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資級別很高，可以領到約二百元工資，但他向組織上申請仍領以前供給制時的二十元工資。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數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錢。

但是，路翎不適應新的文學規範。寫什麼都會招來批判。寫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結果搞得作家手足無措。以至於發出這樣的嘆息：“我如就此擱筆，也許算是個好公民吧，但這樣怠工吃閑飯，又怎能算得上一個作家呢？”

1952年12月，路翎主動要求赴朝鮮前線。1953年7月回國。後來后寫了反映志願軍生活的短篇小說《初雪》、《窪地上的“戰役”》。

《初雪》寫的是朝鮮戰場上志願軍司機劉強和助手王德貴，奉命從前線把一群受敵人炮火洗劫的朝鮮婦孺，穿越封鎖線，運動到安全的後方。作品在一車之間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時間內，把戰士對朝鮮人民的愛與自己悲慘身世的回憶、對祖國親人幸福生活的聯想交融在一起，相當深刻地展示了志願軍戰士豐富而美好的內心世界。

《窪地上的戰役》寫朝鮮房東的女兒金聖姬，對給他們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願軍戰士王應洪產生了微妙而又純潔的愛情，王應洪記取班長的話，知道在軍隊的嚴格紀律和嚴酷的戰鬥任務面前，這種愛情是斷不能容許的。他和偵察班到敵陣的前沿去捉“活舌頭”，發現金聖姬在給自己洗的衣服里放進了一條綉有兩人名字的手帕。他抓獲了敵人的軍官，但是俘虜的狂叫引來了敵軍兇猛的反撲，為了掩護戰友轉移，他和班長機智地與敵軍周旋在窪地叢林中，最後以鮮血染紅了那條繡花手帕。這篇小說以朝鮮姑娘金聖姬和志願軍戰士王應洪之間真實樸素而又微妙的愛情為中心情節，寫出了兩人由無私的幫助、共同的戰鬥自然滋生的愛情，又寫出了志願軍戰士自覺地以紀律約束感情，不作兒女之態，在戰鬥中接受磨鍊的國際主義獻身精神。

在這些小說中，路翎表現出一種善於在如火如荼的戰火中的小插曲里，發掘生活的真實，發掘細膩而又深邃的人物內心世界的才能。這些作品引起了讀者的注目和熱烈反響，巴人高度評價《初雪》。巴金曾有這樣的回憶：“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讚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後來《窪地上的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

但是，《窪地上的“戰役”》遭到了批評家的嚴厲批評。批判的理由來自志願軍戰士不準和朝鮮姑娘談戀愛的軍紀，認為路翎不應該違反軍紀寫這樣一個故事，“歪曲了士兵們的求實的精神和神聖的責任感”。

路翎的文學信念是堅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衝勁，決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寫。路翎讀到這些批評文章非常生氣，寫了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當時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於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質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卻只有路翎一人。路翎在文章中說：“由於這種橫暴的氣勢，我的批評家們就充滿了左的激情，他們在作品的任何詞句、任何形容詞里都可以找出‘資產階級’以至‘反抗祖國’的罪名來。這種批評的危害性是很顯然的，它嚴重的摧殘著文學創作的生機。在這種批評面前，文學作品非放棄它的以豐富的生活形象來教育人的職能不可，非放棄它的文學的語氣、表現內容的多樣的風格不可，文學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們的性格和具體感情來說話和思想，而非要說大家都說過，報紙上在說著的話不可。”

其實，批評路翎目的並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風。這裡涉及到馬克思主義文藝陣營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在胡風冤案中，舒蕪是一個關鍵人物。舒蕪是路翎的好友。原名方管。桐城方家的後裔。曾經介紹路翎到中央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兩人一起談論哲學問題。《論主觀》就是路翎推薦給胡風的。但是，舒蕪在解放后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公開賣友求榮。後來又公開發表了胡風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使得胡風一案最後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

路翎本來還寫了一部長篇《戰爭，為了和平》。但未及發表，便於1955年6月被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質剛烈，性格剛硬。他夫人後來說：“別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鬧，鬧得誰都不理他了。”路翎對強加於身的罪名無法接受。他曾拍著桌子怒斥審訊他的人是特務、混蛋。直至吵鬧衝突，被捆綁近來關入黑屋子裡。在單身監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頭撞牆。路翎先被關了10年，1965年保釋出獄。但在保釋的一年內路翎寫了三十餘封上訴信，結果被以書寫反動信件的罪名再抓起來。路翎感到絕望，精神從此變得失常。每日被施以電療，還服用藥物冬眠靈，為的是抑制狂燥的心情。電擊和藥物極大地損害了路翎的中樞神經系統，使他頭腦變得反應遲鈍，整個人從此有點痴痴獃呆。1975年路翎出獄。參加勞改，發配在街道掃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錢都拿來買酒喝。什麼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讓他上街買醬油，他買回來的還是酒，酒精也損害了他的大腦，路翎已經成為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路翎無罪。街道幹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時，他正在低頭掃大街。他並沒有狂喜或痛苦，只是點了點頭，繼續掃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舊挾著掃帚出外掃地。街道幹部把他拖回來，說：“你的處分已經撤消了，不要再掃街了。”路翎說：“還沒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這麼臟，不能不掃乾淨的。”

這時路翎已經57歲，從32歲被關進監獄到57歲平反，人生創造力最強的時間就這樣白白消耗了。當年那個英俊的、智慧的、激情的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路翎有著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體格健壯，擅長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羅丹的雕塑《巴爾扎克》”。聶紺弩曾說：路翎是個美男子。但是現在曾經大而明亮的眼睛變得空洞無神，曾經熱情洋溢的表情變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學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盡了。此後路翎曾逐步恢復了一些文學才能，重新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華橫溢的路翎了。

1994年2月12日，這一天正是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廳中突然摔倒，因腦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是一個洋溢著藝術天才的作家。17歲就闖入文壇，寫短篇、寫長篇、寫中篇，寫劇本、寫批評，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創作高峰時，卻被毀滅了。不過他的天才曾經閃光，就像一顆流星一樣。

財主底兒女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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