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淑筠

席淑筠在父母的嚴格管教和哥哥姐姐們的幫助影響下，學習成績和思想品德都很好。在那國破家亡的動亂年月，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對內瘋狂鎮壓革命，要青年學生只埋頭讀書不問世事。席淑筠在日記中寫道：“學校要你一天死讀書。外面在打內戰，鎮壓學生，人民沒有飯吃，學生被餓死……我能若無其事一概不管嗎？”為了追求正義，尋找真理，席淑筠常邀同學到當年的“民主堡壘”西南聯大園內，去看“民主牆”上的進步壁報，還經常和同學們一起去聽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的演講。有一次聞一多先生在紀念“五·四”運動演講中說：“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的大事……”席淑筠對這鏗鏘的演講，久久不能平靜，“民主思想”漸漸在她年輕的心中萌芽了。

為了進一步團結教育青年學生，羅廣斌等在聯大附中組織了“燎原社”，積極擴大爭取民主力量。當時席淑筠是附中第一個參加“燎原社”的女同學，由於她的積極活動，對團結教育初中的同學，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昆明的民主運動更加彭勃發展。1945年11月25日，在地下黨的領導下，昆明召開了反對內戰的群眾大會。國民黨當局得知消息后，百般阻撓和破壞大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慘案。在這一鬥爭中，席淑筠更加看清了國民黨當局的法西斯嘴臉，四烈士的鮮血進一步激發了她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憤慨。她在作文中寫道：“四烈士為民主而倒下，我哭了，很傷心地哭了。同時我知道了，對黑暗勢力不能畏縮，只有反抗、鬥爭，才會有光明的日子。”

席淑筠不僅在反蔣鬥爭中得到鍛煉提高了革命覺悟，而且通過萬花筒般的社會現象，看清了舊社會的本質，她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嘴臉，為窮人發出了正義的吼聲。

聞一多先生非常喜歡昆明青年，在反蔣的民主運動中，也非常信賴昆明青年，他說：“昆明的青年太熱情了、太勇敢了。”席淑筠就是這樣的青年。由於席淑筠敬仰聞先生，又是聞先生女兒的好同學，因此常有機會到聞先生家裡，經常能聆聽聞先生的諄諄教誨，這對提高席淑筠的民主革命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國民黨反動派製造了暗殺李公朴和聞一多慘案以後，席淑筠懷著萬分悲憤的心情，到北門外雲大醫院悼念兩位被害的“民主戰士”，以無比的義憤，表達了她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抗議。通過一次次血的教訓，她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成為民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骨幹。1947年初，她參加了雲南地下黨領導的革命青年群眾組織“雲南民主青年同盟”。這是她年輕的一生中邁出的重要一步。

1947年，國民黨反動派由於發動了全面內戰，致使蔣管區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學生也一樣，交了學費，就沒吃沒穿，廣大學生處在極端貧困之中。為此，當時的昆明學生在地下黨領導下，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助學運動”，學生紛紛走到街頭，向社會求援，四處募捐，救濟貧寒學生。就是這樣一個“助學運動”，國民黨反動派當局也害怕，為了鎮壓學生運動，他們利用混在學生中的特務和走狗，秘密開進步學生的“黑名單”，並按“黑名單”抓捕學生，妄圖把“助學運動”鎮壓下去。

1947年底，昆明警備司令部強行下令給師院附中，勒令席淑筠等七位同學和一位老師，到警備部“登記”。說他們是“共產黨和共產黨工作人員”，並欺騙說“登記后，把他們送往延安等等。”

事件發生后，席淑筠周惠霞立即向組織彙報，同時又以受害人的身份，邀集受害同學商量對策，她提出：“不要害怕，堅決不去登記，一登記就會上敵人的當，我們要做好家長的工作，讓他們和同學一道堅決抵制登記。大家團結起來，共同進行鬥爭。”另外，席淑筠還利用自己是“學生自治會”領導成員的身份，在幹事會上提出學生會應代表學生利益，對登記事件，應出面向警備部提出抗議，並要求學校必須出面保護學生。通過她積極活動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幾位同學和家長，基本安定下來，大家認識到，對待國民黨反動派，絕不能妥協求饒，必須進行堅決鬥爭。於是大家拒絕去登記，並作好應付事態發展的準備。

國民黨當局規定登記的時間一過，悍然逮捕了師院附中的一位同學，同時，也在其他高等院校逮捕了一批學生。因此，昆明市三萬餘大中學生，在地下黨領導下，憤然而起，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反飢餓、反迫害”的“人權保障運動”。

年僅17歲的席淑筠，當時已擔任了師院附中“民青”組織的負責人，領導了師院附中“反飢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為了完成任務，她要經常與上級彙報請示工作，同時又要在自己負責的組織內，研究和布置任務，白天和同學們上街遊行示威，回校后又忙著抄寫壁報或排演活報劇，就連學生自辦的伙食，她也親自過問，這樣多的工作，忙得她沒一點休息時間，常常深夜不眠，一雙眼睛都熬紅了，人也累瘦了，但她的革命熱情不減，仍然拚命地去工作。由於她對同學熱情，對工作積極負責，在學校運動中表現勇敢，因此，她團結了大批學生，故師院附中的學生運動能與全市學聯統一行動。最後，終於取得了“反飢餓、反迫害”學生運動的重大勝利，迫使反動政府把被捕的同學全部釋放。

經過一系列學生運動的鍛煉和考驗，席淑筠同志的革命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她已經從一個嚮往民主自由的青年學生，成長成為一個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1948年初，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席淑筠更加努力學習和工作，課餘時間，她又把“燎原社”搞得很活躍，經常召集讀書、時事、學術討論會，發動同學寫文章、辦壁報，開展進步健康的歌詠、舞蹈、戲劇和體育活動。由於“燎原社”進步活動的影響，不僅團結教育了廣大青年學生，而且進一步帶動了其他學生組織的革命活動。在組織內，席淑筠根據黨的安排，有計劃地組織黨員和“民青”成員學習黨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她每周用一個下午，在郊區荒野秘密組織同志們學習討論，提高大家的思想覺悟，指導大家去開展革命活動。

在師院附中，不管年齡大小，也不分男同學、女同學，同學們信任她，愛戴她，大家都親切的把席淑筠當做“大姐姐”。她為什麼能這樣？就因為她事事為同學著想，處處為大家辦事，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她一心一意團結同學，共同去戰鬥。

1948年6～7月，昆明學生積極響應京、滬學生的革命倡議，在地下黨雲南省工委的領導下，昆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一開始席淑筠就和師院附中的同學一起投入了運動。6月17日，她帶領同學，不顧反動軍警的阻撓破壞，勇敢地衝破敵人的封鎖，按時趕到雲大廣場，參加了以昆明學聯名義組織的、聲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和賣國的罪行大會。大會後，又參加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隨著學生運動的高漲，國民黨當局殘酷鎮壓學生運動也愈演愈烈。6月22日，學聯為抗議反動派無理逮捕學生，宣布全市大中學生無限期罷課，為了保證學生安全，學聯要求在郊區的學校學生，搬到雲大和師院堅持鬥爭，後來，師院的同學又遷往南菁中學。這時，席淑筠堅定地參加了罷課鬥爭，和師院附中的同學一起，住進南箐中學。

罷課堅持了近一個月，到了1948年7月15日凌晨，敵人動用了全副武裝的兩千餘名軍、警、憲、特，首先進攻在南菁中學堅持罷課鬥爭的手無寸鐵的學生。經過一上午的頑強戰鬥，到中午時，因敵人揭開了學生佔領的主樓屋頂，上下配合進攻學生，南菁中學的罷課同學，被敵人大批抓捕。席淑筠被抓捕后，被強送進了“夏令營”。“夏令營”是國民黨當局用來動搖瓦解進步學生革命意志的變相集中營。被拘禁在“夏令營”的同學，在地下黨領導下，把“夏令營”當作對反動派進行鬥爭的又一個戰場，繼續與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開始，“夏令營”的“訓導處”在“留個紀念”的偽裝下，強迫每個同學照一張像片。敵人的陰謀目的，很顯然是為了以後再抓捕學生留下“檔案”。對此事，席淑筠利用各種機會與大家商量，決定照像時，採取各種辦法，抵制敵人的照像陰謀。結果每個同學在拍照的那一瞬間，不是低下頭，就是側著臉，或者作怪樣式鬼臉，敵人的拍照陰謀失敗了。

“夏令營”中，敵人妄圖通過“集體訓話”或“個別誘導”的辦法欺騙同學，希望學生自己承認是共產黨或進步組織的成員。對敵人的這個陰謀，席淑筠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她嚴格要求自己和同學，在敵人面前，絕不能暴露組織，鬥爭中一定要堅定沉著，注意鬥爭策略，做到堅決保護組織，保護同志和保護自己，鬥爭結果表明，席淑筠經受住了這一嚴峻的考驗。

“夏令營”中的反動頭目，為了裝點“門面”，表示他們對被拘禁的學生還是有“民主自由”的，所以每逢星期天“開放”“夏令營”，准許學生家長和親友來“參觀”。席淑筠抓住這個機會，在同學中傳達了黨的指示，要大家利用接待親人“參觀”的機會，向家屬揭露“夏令營”迫害同學的真象，通過他們，在社會上製造輿論，爭取社會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進一步打擊敵人。由於抓好了接待家長工作，儘管敵人嚴密控制，師院附中的同學，還是通過家長向省內外報刊雜誌投遞了揭露“夏令營”里，反動派迫害革命學生的真象報道。在上海《時與文》、《中學生》等進步刊物上，先後發表了報道昆明“七·一五”事件及“夏令營”真象的文章和通訊。

“夏令營”的反動頭子，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不得不假惺惺地讓被拘禁的同學外出看電影，妄圖通過反動喉舌，來粉飾“夏令營”。席淑筠又通過這次外出看電影機會，在同學們的掩護下，避開敵人監視，奔到醫院，代表同學們看望和慰問了被敵人打傷的同學，給受傷的同學以鼓舞。然後，她又在同學們的幫助下，安全地回到隊伍中而沒有被敵人發現。

“夏令營”勉強維持了一個多月，在同學們的頑強鬥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只好草草收場。在“結業”的時候，反動派又耍花招，竟厚顏無恥地公然動員同學湊錢買錦旗送他們，給他們“歌功頌德”。對此事，席淑筠又分別發動同學進行抵制，最後，大家拒絕出錢買錦旗，不給敵人唱讚歌，這個鬥爭，最後也取得了勝利。“夏令營”結束，席淑筠和一些進步同學，被師院附中“勒令”退學。後來，席淑筠又以良好的成績。考進了求實中學繼續讀書，她在求實中學堅持了近一年的學習和鬥爭。

1949年，解放戰爭的熊熊烈火燃遍全國的時候，在雲南發生了“九·九整肅”事件。僅幾天時間，在昆明就有四百多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昆明上空烏雲密布，白色恐怖籠罩春城。針對敵人的血腥鎮壓，昆明地下黨組織採取了緊急措施，及時把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同志，通過水陸交通線，轉移到農村游擊根據地，參加“邊縱”或在地方開展群眾工作。1949年9月中旬，席淑筠和其他同志一道，通過敵人的封鎖區，經昆陽、玉溪、峨山，奔赴滇中游擊根據地——新平，參加了“邊縱”滇中獨立團。

長期在國民黨統治下堅持鬥爭的席淑筠，一到解放區，就象一個久別家鄉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兩眼含著激動的淚花，高興的喊出了“同志們！戰友們！我回到家了!”奔赴解放區參加熾烈的革命鬥爭，是她多年埋藏在心中的崇高願望和理想，她還在學校讀書時，就在日記上寫道：“家是溫暖的，受這種溫暖的熏陶，人會變得軟弱無力。……要是我能離開家，到那塊光明、自由的土地上去，整天做的想的是大家的事，這是我多少年來的理想。”所以，席淑筠一到新平，就主動要求到部隊，要親手拿起武器埋葬蔣家王朝，為徹底解放新中國而戰鬥。組織批准了她的請求，分配她到政治部擔任文化教育和民運工作。

席淑筠到工作崗位后，積極投入到緊張的部隊工作中。給部隊上文化課時，她耐心細緻地教戰士識字，還穿插很多革命道理，使戰士聽得津津有味，記得清清楚楚，讓大家不僅學到了文化，還學到了不少革命道理。部隊文娛活動時，她又以一個革命者的戰鬥激情，熱情奔放地帶領戰士大聲高唱革命歌曲，用昂揚激蕩的革命歌聲，激勵戰友們奔向戰場。

席淑筠在部隊里，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同志，她對工作極端負責，埋頭苦幹，在困難面前，她又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她對同志熱情誠懇，對傷病員象大姐姐待小弟弟那樣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在當時缺醫少葯的艱苦環境里，她就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中國女英雄劉胡蘭的故事，鼓勵傷病員戰勝疾病的信心和決心。有的同志衣服破了，鈕扣掉了，雖然她不會做針線活，但還是熱情的為大家縫縫補補，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和真摯感情，使戰士們深深地感到革命隊伍的溫暖。同志們都喜歡接近席淑筠，特別是那些年齡較小的同志，一見面都親切的叫她“泡大姐”(席淑筠外號“老泡”，故小的同志都親切地稱呼她“泡大姐”)。

1949年10月1日，新平縣廣大軍民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翻身的人民敲著鑼鼓，扭著秧歌舞，歡唱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曼三娘勞軍》等歌曲，全城人民都沉浸在喜悅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潤之卻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公開發表“反共聲明”狂妄宣稱：要誓死效忠國民黨，堅決與共產黨為敵。12月底，滇中獨立團為配合解放全省的勝利形勢，團部命一營一連配合政工隊的一部分同志進駐蒿芝地，三營配合政工隊的另一部分同志開進漠沙。團部組編政工隊時，席淑筠首先就積極要求參加，領導上考慮她是女同志，決定留團部駐守新平，但席淑筠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參加部隊，為的就是要親手拿起武器消滅反動派，她說：“出差是艱苦的，但容易鍛煉自己。”在席淑筠同志堅決要求下，最後，領導批准她參加政工隊。

在駐防蒿芝地期間，政工隊每天都要到附近的村寨組織發動群眾，宣講革命道理，揭露匪霸殘酷剝削壓迫人民的滔天罪行，鼓勵群眾組織起來，向反動勢力作鬥爭，爭取早日解放。雖然這些村寨的群眾受李匪的欺騙蒙蔽較深，但席淑筠她們還是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不怕勞苦地天天出去宣傳，千方百計地發動群眾，教育和提高群眾的革命覺悟。

1950年1月6日凌晨，土匪300餘人，利用茫茫迷霧作掩護，突然偷襲蒿芝地一營駐地。當我哨兵發現敵人偷襲后，如狼似虎的匪徒，已嗥叫著蜂擁沖入村中。這時，一連戰士已被敵人分割包圍，戰士各自投入激烈的戰鬥。營長董耀南同志在混亂中，迅速組織部分戰士，帶著一挺輕機槍，衝出住房，邊打邊搶佔村后的制高點。董耀南在搶佔村后制高點時，不幸被敵人機槍擊中壯烈犧牲；副教導員楊琪同志、政工隊長張心聰同志也在突圍中英勇犧牲。最後終因敵我力量懸殊，部份指戰員，在極端困難的戰鬥中，冒著敵人的猛烈射擊，衝出了敵人重圍，轉移到了安全地帶。但還有10多位戰士不幸先後落入土匪手中。

土匪妄圖用嚴刑迫使席淑筠變節投降，硬的沒有得逞，用軟的來利誘。席淑筠以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憤怒地痛斥敵人的殘暴罪行，嚴詞向敵人指出：“你們只有歸順人民，才是出路，反革命到底，只有死路一條”。頑固的土匪死不回頭，威脅說：“你不投降，剝你的皮，剮了你!”這時，席淑筠回擊土匪道：“革命者，頭可斷、血可流，決不投降。”土匪的卑鄙陰謀沒有得逞，最後，悍然把席淑筠同志帶到戛灑江邊殘酷殺害，時年20歲。

戰友被匪徒殺害的噩耗傳到部隊，同志們萬分悲痛，特別聽到席淑筠同志英勇就義的消息。同志們無不悲痛欲絕。由於席淑筠在敵人屠刀下英勇不屈，犧牲得非常壯烈，同志們都把她譽為“滇中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