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

《推拿》圍繞著“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推拿師展開。推拿中心裡每一個盲人推拿師或多或少都有一段正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生活。他們小心翼翼地爭取自我的獨立和尊嚴，為了可能的尊重，他們殫精竭慮。身體強壯的王大夫，為遊手好閒的弟弟劃開了自己的胸膛，鮮血、自尊和恥辱一起噴薄而出。音樂天才都紅如同傳說中的自樂師一般，任何曲調和旋律，她聽過就能哼唱，能彈奏。音樂對於她，就如同魚會游泳，鳥會飛翔一樣，是一種本能。然而，自樂師到了社會的大舞台上，得到的卻是廉價的憐憫和同情。為了維護自己的自尊，她寧可拋棄自己的音樂天賦，中途改學並不擅長的推拿，也不肯充當別人同情的對象。而張宗琪的生活更近乎悲劇，幼年被威肋、所包裹的人生，讓他永遠處於被毒死的恐懼之中。

對於自己選擇盲人群體的創作初衷，作家是畢飛宇是這樣理解的，因為這個特殊的人群，自中國到外國都沒有真切的來關注並用一本書來描繪，要走進他們的生活，融入他們的世界，感受他們的心情，從日常的畫而描繪出他們的真實一切，這就是他為什麼寫這部書的原因。

《推拿》的誕生與畢飛宇的人生經歷緊密相關。早在20世紀80年代，長期的寫作使得畢飛宇患上頸椎病。為了緩解疾病帶來的痛苦，他經常去按摩中心接受治療。在長期與盲人推拿師的接觸中，畢飛宇對於他們有了較為詳盡的了解，這一點或許是他多年之後創作《推拿》的推動因素之一。

徠畢飛宇說該書的起因是一個法國紀錄片導演想在中國拍點什麼，他勸說畢飛宇記錄一下中國的盲人。雖然畢飛宇也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學校待過，但因為心理上的顧慮——害怕冒犯盲人朋友，就把這件事放了下來，直到2007年開春以後，一個盲人朋友和他聊天，問他為什麼不寫寫盲人的世界，他這才打消顧慮，寫成了《推拿》。

王大夫

小說的中心人物。他有兩次行為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兩次都與錢有關。當王大夫還在深圳做推拿時，弟弟結婚了。弟弟不希望“一個瞎子”坐在他的婚禮上，所以沒有及時通知他，仇弟弟卻又想得到他的紅包，所以還是在“適當”的時候通知了他。弟弟的行為嚴重地傷害了王大夫的自尊。骨肉同胞的歧視，使得王大夫“像病了一樣，筋骨被什麼抽走了”。王人夫必須捍衛自己的尊嚴：“王大夫一個人來到銀行，一個人來到郵局，給弟弟電匯兩萬元人民幣。王大夫本來打算匯過去五千塊的，因為太傷心，因為自尊心太受傷。王大夫憤怒了，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一咬牙，翻了兩番。”倘若是一個“正常人”、“健全人”，受了傷害，還可以以其他方式予以反擊。而一個盲人，一個殘疾人，只能以錢來“報復”傷害者，幸好王大夫還有用來“報復”的錢。王大夫看重錢，實在因為錢有時是捍衛尊嚴的唯一武器；王大夫拚命掙錢，實在是在掙一份尊嚴。

張一光

張一光是一個另類，張一光三十五歲以前是一個“正常人”、“健全人”，有妻子有孩子。三十五歲時的失明，沒有給他帶來多少痛苦，相反，倒是讓他感到巨大的自由和解放。既然成了殘疾人，作為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親所應盡的義務、所必須承擔的責任，都可以卸下、拋開。從此無牽無掛的張一光來到南京打工，把掙的錢都花在了洗頭房的“小姐”身上，用王大夫的話說，張一光“還不配做一個瞎子”。

都紅

都紅學推拿是半路出家，在這之前，她一直在學音樂，在彈鋼琴，是一次向殘疾人獻愛心的演出中斷了都紅的音樂生涯。那次演出，都紅表演得很失敗，然而台下卻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主持人還站在都紅身邊說“可憐的都紅”是靠了全社會的好心人支持才“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氣”，都紅今天的演奏就是為了“報答”。都紅不明白，“她只是彈了一段巴赫，卻成了報答，報答誰呢？她欠了誰的？她什麼時候欠下的？還是全社會？她知道了，她來到這裡和音樂無關，是為了烘托別人的愛，是為了還債”。想到這些，都紅覺得音樂已經變味了，她斷然放棄。都紅最後離開推拿中心的原因其實與她年少時放棄音樂的原因有些相似，“看到”盲人兄弟姐妹們都為她的意外受傷慷慨解囊，都紅感動之餘也有傷心和絕望。她知道自己後半生的生活恐怕要更難了，要是接受了大家的好意，她一輩子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她矮了所有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樣也矮了盲人一截子”。難以想象，這對自尊心極強的都紅來說是多麼大的打擊，所以她決定，體面地、有尊嚴地離開。

盲人按摩師各不相同，他們有的是先天性的因素致盲，更多的則是後天成長中失去光明的。在現實生活中，盲人群體由於生理層而的特殊性使得常人往往會以憐憫、同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視為社會的弱勢群體。

當所有的人都將這樣的價值觀視為合情合理時，畢飛宇在《推拿》中卻對世人習以為常的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他看來，世人都是平等的，不論是先天的缺憾還是後天的傷害，對於哪一些特殊的弱勢群體，應該用平等的眼光來對待，人類的同情心和愛心是好的，但是不能亂用，不能拿對待弱者的照顧眼光去憐憫他們，為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在向他們展現優越感。這樣的幫忙就是失敗的，這樣的同情心只會給別人帶來傷害，每個人的尊嚴都是神聖的，都應該得到別人的尊重，是不能用同情或者其他憐憫的心情來踐踏的。

《推拿》的表現手法內斂而又短促有力，是一種富有張力的節制性風格。

首先，小說人物情感的表達十分節制。小說涉及的是一群生活在現實邊緣地帶的隱秘人群——盲人推拿師，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觀察到的，作者畢飛宇曾經從事過特殊學校的教育工作，有很多的盲人學生和朋友，以他對盲人的了解使這部小說更加具有真實性。

畢飛宇並沒有通過大起大落的情緒、出奇制勝的心頭和生離死別的場面來吸引讀者的好奇心。相反，作者將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內化為人物的心理活動，利用人物的內心衝突來彰顯人物性格，並將情節一步步推向高潮。

其次，小說結構的節制，《推拿》以人物命名分為不同的章節，其內部的情節發展都是圍繞這個人物進行的，但是每個章節之間並沒有足夠的連貫性，因此小說呈現出一個開放式的格局。這似乎違背了長篇小說一貫的敘事風格。有人提出這是這篇小說的垢病，導致了小說的結構較為鬆散。但是，這也是小說“節制”的另外一種體現。所有的事件發展到一個點上戛然而止，看似淺淡的表述，卻有著更為強烈的感情。

《推拿》出版后連獲《小說選刊》首屆“中國小說雙年獎”、《人民文學》獎、新浪“年度作家”、《當代》年度最佳長篇小說、台灣省《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推拿》獲得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2019年9月23日，《推拿》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畢飛宇，1964年1月出生於江蘇興化，中國當代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南京大學教授，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陸續發表了《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等小說。 1998年2月，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說獎。 2011年3月，以長篇小說《玉米》獲英仕曼亞洲文學獎；8月，憑藉長篇小說《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2013年10月，出版首部非虛構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12月，獲人民文學獎短篇小說獎。 2015年1月，推出《畢飛宇文集》九卷本。 2020年12月，當選為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