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光計劃

新中國成立以後，自1953年起，中國大陸實行了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到1957年順利完成。中國大陸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提高，當時社會安定、民風良好。就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1958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社論，明確地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

1959年至1961年，中國大陸又發生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由於中國曆經數十年的戰爭洗禮，經濟發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加之解放后的政策失誤，大陸政經形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

據“國軍”段玉衡少將稱，在1950年至1954年間，“國府”致力於防衛台澎金馬，鞏固復興基地，創造有利反攻形勢。在這期間，“國府”並未制訂詳細的“反攻大陸”計劃。而在大陸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台灣地區政府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便積極在台秣馬厲兵，準備“反攻大陸”，各種計劃紛紛出爐。

1955年至1956年間，蔣介石指定陸軍副總司令胡璉邀集國防大學及實踐學社教官若干人組成小組，研擬對閩粵“自力反擊作戰構想”，蔣介石也曾聽取簡報一二次，此為蔣介石反攻作戰的開始策劃階段。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間，蔣介石又令台灣地區防務事務主管部門遴選優秀軍官30餘人，以任務編組的方式編成“中興計劃室”，全部人員由台灣地區防務事務主管部門各廳局幹部兼任，並由參謀本部常務次長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設作戰、後勤等處及若干作業組。

后蔣介石又指示陳誠成立督導小組，專門聽取該計劃室簡報。據時任該計劃室處長的邢祖援回憶，該計劃制訂了詳細的作戰策略，包括一般戰備、特種戰備、登陸後作戰及反攻時機假設等內容。1958年4月至8月間，“國府”又成立“聯戰演戲計劃作業室”，該計劃室基本全部接受“中興計劃”的人員與檔案，仍屬臨時編組性質，由副總參謀總長余伯泉擔任主任委員、蔣緯國擔任秘書處主任。

1961年7月11日，蔣介石在日月潭召見“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參謀總長”馬紀壯時表示：“建設台灣為的是‘反攻大陸’，否則我可以不幹。當前革命形勢對我有利，過去在台12年，雖有機會，但沒有現在的形勢有利，再不奮鬥打回去，則決回不去了。”

蔣介石還分析到，“現蘇聯與朝鮮結軍事同盟，韓國形勢不穩定，東南亞寮國（台灣稱寮國為“寮國”—編者注）與蘇聯結盟，3個月內，東南亞一定有事，歐洲半年內也將有事。大陸災情嚴重，社會很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裂痕日大”。在這樣的考量下，為了真正研擬“反攻大陸”的相關作業程序，蔣介石開始思考啟動最高機密—“國光計劃”。

1961年4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縣大埔小灣秘密成立臨時任務性編組—“國光作業室”。蔣介石對“國光計劃室”寄予厚望。在該計劃僅僅成立3周的時間裡，即率領“參謀總長”、“三軍總司令”視察大埔營區，並聽取簡報。據朱元琮回憶，蔣介石對作業室工作人員“只有鼓勵，從無指責，並以‘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當忘利害之慮’相策勉”。

根據台灣地區防務事務主管部門的軍令，海陸空三軍司令部分別成立光明作業室、陸光作業室和擎天作業室，以協助完成“國光計劃”。而三軍作業室也有相應的執行任務部隊，並將任務加以細化，其中陸軍包括“光華”、“成功”和“武漢”作業室，“光華”負責反攻第一階段的登陸作戰，包括建立灘頭陣地和立足戰區等，而“成功”側重於第二階段的建立攻勢基地，主要負責華南戰區，“武漢”則是專門負責特種作戰；海軍有啟明、曙明和龍騰作業室，“啟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隊，“曙明”指64地面部隊，而“龍騰”是指金門防衛部和95、71特遣隊；空軍有“九霄”、“大勇”等作業室，分別指空軍作戰部和空降兵作戰部。

此外，所有計劃都詳擬到師的任務層級。以“國光一號”為例，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建立灘頭陣地，主要是以兩棲作戰方式，動用一個陸戰師，由艦至岸運動，在將軍澳突襲登陸；第二階段是建立立足地區，根據後續部隊的情況，計劃動用8個步兵師，在30天內佔領泉州至漳浦地區；第三階段是建立攻勢基地，又分為3案指導進行，大體是攻取漳平、龍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州、興寧、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州等地，預計共動用14-16個師，在登陸90天內完成。

20世紀50年代，美國雖然與台灣地區政府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在台灣駐有軍事顧問團，美海軍的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游弋，給予“國府”大量的軍援裝備物資，並協助訓練“國軍”。但是，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堅決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認為台灣地區政府“反攻大陸”不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喪失台灣這塊基地。因此，駐台美軍和情報人員極盡所能地搜集相關的情報，希望發現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蛛絲馬跡，並加以阻止。

1963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記者會中公開表示，台灣地區政府如果“反攻大陸”，需提前與美國協商。而據駐金門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報告，美國務院在金門派駐一個707小組，直接與美國務院保持聯絡，如“國府”有“反攻大陸”的動作，美國務院便採取阻撓行動。在同年進行的“騰海二號”演習中，“國軍”一個陸戰師在澎湖登陸，美顧問團連忙派29人趕到港口及演習地點進行仔細觀看，而且派5人隨同“國軍”軍艦查看。

為了掩蓋“國光計劃”，蔣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劃”。朱元琮認為，也是為了爭取美國更多的軍援，“巨光計劃”提出如二戰中諾曼底登陸般龐大的反攻計劃，“提出的戰備需求實在驚人”。當然，僅僅是演戲的“巨光計劃”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果，蔣介石對此也僅是聽聽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紙上談兵罷了”。

在“國光計劃室”成立之初，蔣介石曾下令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反攻作戰的一切計劃與戰備整備。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反攻大陸”的行動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1965年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名為“官校歷史檢討會”的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國軍”在“八六海戰”及烏丘嶼海戰中失利，準備長達五六年的“國光計劃”在即將出生前流產。1965年11月14日，“國軍”運送補給的艦艇被共軍伏擊，“國軍”“永”字型大小炮艦被擊沉。至此，“國軍”海軍受到解放軍重創，海上優勢蕩然無存。而這兩次海戰對蔣介石的打擊也是致命的，年邁的蔣介石再也沒有“反攻大陸”的信心和勇氣，開始逐步放棄“自力主動反攻”戰略，開始調整為“攻守兼備”、“待機反共”的策略。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光計劃”也開始慢慢淡出蔣介石的視野。

1966年2月，“國光作業室”更名為作戰計劃室，改由作戰次長督導，編製仍為四處一室，但將原屬聯五的“巨光作業室”改編為作戰計劃室的第二處，將原來第二處敵後作戰業務併入第一處，而原業務管制則移入第四處，工作人員額定軍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減為3位。1967年10月20日，為配合台台灣地區防務事務主管部門的精簡政策，該機構工作人員減至36人。同年12月1日，為加強保密工作，減少參與攻勢計劃的作業人員，“國光計劃室”大幅縮減下級單位人員編製，由原來的207人縮減為105人。1970年以後，蔣介石再未聽取過彙報。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業室”被徹底裁撤，併入台灣地區防務事務主管部門作戰次長室，存在長達十幾年的“國光計劃”亦被束之高閣。

雖然“國府”將“國光計劃”形容為“最完備的反攻準備”，但是仔細檢視該計劃，似乎並不是“國府”形容的那樣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註定了“國光計劃”不可能成功。

第一，兩岸實力的差距決定了台灣地區政府“反攻大陸”很難成功。台灣地區政府台灣當局次要領導人的陳誠坦承，當時台灣的國力只能支持初期登陸作戰，登陸作戰後便要以戰養戰，即以3個月的準備，打6個月的仗。朱元琮認為，這“實難做到”。

第二，“國光計劃”的保而不密緻使大陸對“國軍”的行動了如指掌。雖然“國府”將“國光計劃”列為最高機密，但是，據前海軍司令葉昌桐回憶，當時一位負責保密防護的官員告訴他，才剛剛開完會簡報的案子，第二天中國大陸就透過廣播公開。葉昌桐也認為，泄密到這種程度，登陸軍上岸形同瓮中之鱉，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貓中隊在飛赴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時，竟然能聽到飛行員的父親喊話的聲音廣播。

第三，台灣地區政府對美援的過度依賴嚴重掣肘該計劃的實施。時任光明作業室主任的王河肅承認，“若無美國的武器裝備和經濟支援，以當時台灣的能力與大陸對抗，其成功率為幾，不難獲知”。而時任啟明作業室主任的吳文義少將指出，“在作業期間最感困難的事，是計劃所用兵力后，支援作戰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擊登陸時，所需的登陸小艇如LCVP、LCM及登陸運輸車LVT-4等多數不能滿足突擊登陸需要，而美國為了阻止台灣地區政府“反攻大陸”，刻意不向台當局提供這些裝備。

半個多世紀的烽火硝煙已經一掃而過。當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已經邁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應珍惜和平發展的美好機遇，通過建立政治互信、加強交流交往，最終實現兩岸的互利共贏及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