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錢孫李

在川西平原上，住著錢光榮和孫冬生、李二娘和趙春梅這姓氏不同、命運坎坷的兩家人。

錢光榮原是生產隊長，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四人幫”的破壞，他被打成“走資派”，開除黨籍，撤了職，婚姻也被拆散。後來，他收養了孤兒孫冬生為義子，倆人相依為命。李二娘本是錢光榮的對象，在錢光榮受迫害時，她被迫嫁人，丈夫在自然災害中死去，兒子又在搶險中犧牲，已過門尚未完婚的兒媳趙春梅聰明能幹，她把二娘當成親人。而二娘不願耽誤她的終身，想把春梅送回娘家。

現任大隊長兼生產長的李萬樂是二娘的本家，他見二娘的丈夫和兒子已死，春梅又要回娘家，便以照顧二娘為借口，欲將其弟李萬平過繼給二娘，企圖霸佔二娘的家產。一天，李萬樂夫婦置辦酒席，請來親戚，準備當眾逼迫二娘應允。不料，春梅當眾宣布當不成媳婦當女兒，願留下侍奉二娘。結果，李萬樂的陰謀未能得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的政策得到落實，錢光榮得到平反，精神振奮。可李萬樂仍頑固推行舊的一套，並把錢光榮視為眼中釘。

上級指示生產隊實行民主選舉。社員們都想摘掉窮帽子，選好當家人，不少人勸說錢光榮重任隊長，可他卻推選了趙春梅，自己願作參謀。李萬樂表面上說要讓賢，背地裡卻四處拉選票。他未想到趙春梅得到群眾的擁護當上了隊長。春梅上任后，在錢光榮的幫助下，實行生產責任制，打破了大鍋飯；又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搞起了副業生產，還創辦了預製件廠。當生產蓬勃發展、社員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時，李萬樂仍不罷休，欲寫黑報告把春梅拉下台。李萬平因一廂情願地愛上了趙春梅，竭力反對哥哥這樣做。春梅和冬生志同道合，早已深深地愛戀著，錢光榮、李二娘也正準備給他們辦喜事。一日，春梅在路上先後遇到冬生和李萬平，她因將李萬平悄悄放在她兜里的紗巾誤認為冬生送的，轉在了脖子上，李萬平一陣興奮，李萬樂夫婦也高興地認為生產隊又姓“李”了。春梅知情后，把紗巾當眾還給了萬平，並宣布她準備與冬生結婚。

李萬樂又以生產隊辦廠力量有限為借口，由大隊接收了預製件廠。群眾對此十分氣憤，進一步看清了李萬樂的真面目。錢光榮當眾指責了李萬樂，並宣布自己立即就任副隊長。李二娘也一反常態地表示，要與錢光榮重歸舊好，兩家合為一家。群眾對此無不拍手叫好。三中全會精神，終於在這個隊得到了貫徹。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劇本改編

導演劉子農在研究了話劇《趙錢孫李》之後，認為話劇劇本雖然給人物提供了地方特色很濃的生活環境，但在事件設置上卻過於龐雜，如果電影把話劇中的全部事件包羅進去，難免會變成“舞台紀錄片”。在得到作者同意的前提下，他對原劇的人物、事件進行刪減、添改。他順著趙錢孫李四姓人如何成為一家的線索進行梳理，粉碎話劇的整、塊結構方式，變為電影的碎、散的結構，把一些原來戲劇中戲劇衝突強烈的戲砍掉，同時，從人物的形象要求出發，添加像“村口送行”“碾房沉思”“紗巾事件”等原話劇的劇本中完全沒有的片斷，填補因結構變化而帶來的細節空乏。

話劇受舞台時空的限制，在矛盾展開上比較緩慢，主人公錢光榮在第二幕才出場，劉子農考慮到電影在時空調度上的自由，決定把話劇無法表現的“集市”作為影片開場的環境，他認為這樣可以比較簡潔地確立影片風格、勾勒地方特色，而且可以著眼於塑造錢光榮的人物形象，並圍繞他揭示李二娘、孫冬生的人物關係及和李萬樂的矛盾衝突。

話劇是通過“語言”來塑造人物、推進故事情節發展的，而劉子農考慮到電影是視覺藝術，是靠一個個畫面來塑造人物的，所以，他著力解決話劇劇本的“話多”問題，刪去那些沒有動作性的台詞，同時繼續挖掘原話劇中那些具有個性特徵和地方特色的語言。

在完成電影劇本后，劉子農沒有急於寫分鏡頭本，而是深入川西，尋找影片據需要的典型環境。在邛崍縣，他終於找到了與腦海中的故事能相互交融的風土人情和自然環境。被激發出靈感的他這才把文學劇本改成188個場景、644個鏡頭的分鏡頭本。

演員選擇

因為電影描寫的是普通農民的故事，所以劉子農要求演員真要有真誠、樸素、自然、憨直的性格氣質，敦厚里要略帶土味，特意選擇了一批雖然對觀眾來說比較陌生卻比較熟悉農村生活的演員。

幕後花絮

● 為了詮釋好趙春梅這個角色的內心世界，李克純把自己當成角色，按劇情去體驗人物關係，把和春梅有關的李二娘、錢光榮、孫冬生，甚至未出場的春梅的未婚夫萬全都編寫了一段故事。

● 扮演孫冬生的敖路觀察到生活中農民走路，特別是推雞公車時，腳是“內八字”的，可他平時走路是“外八字”，不符合人物身份，所以，他特別注意糾正自己的走路姿勢。

該片堅持了峨影廠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較真實地反映了普通人家在“文革”前後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經歷，風格平易近人，生活氣息濃厚，影片中又處處充滿對“文革”、對現實的批判，政治色彩濃厚，同時它大膽運用川西民俗，使其別具特色，富有藝術魅力。作為一部典型的主旋律影片，該片用一種平民化的敘事立場，緊扣人物命運展開敘事。單從影片名字來看，就有著非常濃郁的大眾化色彩，“趙錢孫李”暗示了影片所講述的，並不是個別人物，而是發生在大眾身上的故事，這無形中拉近了觀眾和影片的心理距離，顯現平民化風格。四個小人物的遭遇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的一個縮影。他們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影片節奏顯得緊湊，故事內容豐滿。他們的命運以三中全會作為分界點，按時間發展向前推進，人物在不同時段的命運變化成了影片最引人注意的情節點，形成多個懸念，環環相扣，從而產生較強的戲劇衝突。充滿家長里短的生活氣息和濃厚的地方特色，消解了影片所包含的政治批判所帶來的激進和尖銳，影片的娛樂性和社會功能相結合，使觀眾在觀影時既能為影片所流露出來的平實質樸、川人特有的幽默和豁達所感動，又能深深體會到裡面的政治意味。（《電影評介》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