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織造局

明洪武二年（1369）建織造局城南隅鳳山門裡朱家橋，明由提督織造太監主管。

永樂二年（1404）為解決泛水潮濕便又在靠近涌金門的舊御史台址，另建新局。新局東至西河街（三橋址河 下），西旁運司河街（今勞動路），南及藩司牆，北臨台後橋河（永安橋，原涌金路一帶）。

清代順治四年（1647）復開由戶部派人管理。旋仍歸宦官的十三衙門。康熙二年（1663），改由內務府派官 久任（正五品員外郎）

1911辛亥革命成功，杭州織造隨同清王朝終結。

織造負責上用（皇帝所用）、官用（官員所用）、賞賜以及祭祀禮儀等所需絲綢的督織解送，都是欽工要 件，地位重要，責任重大。同時，織造還擁有密折特權，向皇帝直接稟報錢糧、吏治、營務、緝盜、平亂、薦舉、參劾、收成、糧價、士人活動以及民情風俗等江南地方情形。

杭州織造分設有織造衙門和織染局。

織造衙門是官吏駐守管理織造行政事物的官署。

織染局內分為若干堂或號，每局設頭目三人管理名為所官、之下有總高手、高手、管工等技術和事務管理人 員，負責督率工匠，從事織造。

織造局之下分設三個機房，即供應機房、倭緞機房和誥帛機房，技術分工較細，按工序由染色和刷紗經匠、搖紡匠、牽經匠、打線匠和織挽匠等各類工匠操作，具有工場手工生產組織形式的特點。

在織局生產編製下，由於清代廢除了明代匠戶制度，採取雇募工匠制。食糧官匠雇募到局應差后，如不被革 除，不僅終身從業，並且子孫世襲。

織造局還招收工匠的子侄為幼匠學藝，然後升正匠，即所謂長成工。

此外，織局還用承值應差和領機給帖等方式，佔用民間絲經整染織業各行手工業工匠的勞動，作為使用雇募 工匠的補充形式。

在“領機給帖”方式下，民間大批機戶機匠隸屬於織局，往往淪為“官匠”，即“機戶名隸官籍”。所謂“領機給帖”，指由織造局揀選民間熟諳織務的殷實機戶機匠承領屬官局所有的織機，同時將承領者的姓名、年貌、籍貫造冊存案，併發給官機執照，這些機戶機匠從此即成為織局的機匠，又稱“官匠”。他們從官局領取原料和工銀，僱工進局使用官機織挽，保證了官局織造任務的順利完成。同時，他們又大多自有織機。領帖替官局當差后，還可自營織業，遂具有“官匠”和“民戶”的雙重身分。

杭州局經費的來源，完全靠工部和戶部指撥的官款，其中工部撥款佔百分之五十五，戶部佔百分之四十五，然後根據織造任務和生產能力的大小分配。工部戶部撥款雖有數字，但當時與各局的實際費用並不相同。從總體看，織造局的實際費用呈逐年遞減的趨勢。如雍正三年（1725年）南三局的實際費用為二十一萬三千餘兩，嘉慶十七年（812年）降至十四萬兩，反映出清代官營織造工業的規模日益衰落。

由於清廷長期進行大量搜刮緞匹，已使內務府和戶部兩處的緞匹庫存達飽和狀態，不論是上用緞匹和賞賜緞匹都已過剩，其中僅以積存的杭綢一項，就足支百年之用。這樣，從道光二十四﹑五年（1844﹑1845年）起，江寧局和蘇州局的生產已經處於縮減和停頓的狀態。到咸豐元年（1851年）底，這兩局因織造停減而不曾用掉的額定經費有二十餘萬兩。而杭州織造一直延續至辛亥革命勝利，與清王朝同覆。

杭州織造局建築毀於太平軍洪楊之戰，后因清政府無力維修延續至民國逐步變為民居。上個世紀初，舊城改造的號角吹響，紅門局也和許多古路古巷一樣，立馬舊貌換新顏，統統推倒重建，代替而起的是高檔商務寫字樓、現代住宅小區，原址如今已經難以覓到蹤跡了。

位於杭州市 西湖區 花港觀魚公園內魏廬，面積約1000平方米包括三個主題館：

杭州織造歷史文化館

《紅樓夢》絲綢密碼主題館

杭州織造非遺跡展示館。

紀念館宗旨

組織開展杭州織造歷史的調查研究、發掘再現活動，重現杭州織造的歷史架構。

組織舉辦各種形式的絲綢文化研討，促進絲綢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組織開展對古代絲綢藝術的研究，開展絲綢藝術的收藏鑒賞活動，促進絲綢藝術的發展；

組織絲綢文物展覽，宣揚傳統杭州絲綢文化，普及絲綢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