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拯中

1928年春節前，楊虎城在安徽太和軍中和謝葆貞結婚，1930年生下楊拯中。楊拯中的童年是幸福的，作為陝西省主席的小公子，生長在養尊處優之中，經常受到周圍一些人的誇獎稱讚，但這些對於幼小的楊拯中來說，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知道貪玩。有時把一身弄得很臟，受到母親責罵，便會跑去找寵愛他的父親哭訴，父親即使再忙，也會先笑呵呵地哄好他或叫勤務兵帶他去玩。

楊虎城對拯中真可謂寵愛有加，累了一天回到家裡，來不及先洗臉就把拯中拉在跟前，逗樂一陣才慢慢去洗臉吃飯。無論到哪裡，只要有可能，他總是把兒子帶著，甚至有時行軍途中或騎馬外出時，他還把兒子放在馬背上，看著兒子開心的笑臉，也就品味到做父親的幸福，他也開心了。可以這麼說，楊拯中在7歲前除了真正的兩軍對陣，真槍實彈的戰場他沒有去過，凡是父親到過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跡。軍營的號聲、靶場的槍聲、野外風的呼嘯聲、慶典時的軍樂聲，這一切對他都不陌生。他從小聰明、膽大、頑皮、天真，這些都使父母更加喜愛他。母親雖說表面上對他似乎比父親要嚴厲些，但在謝葆貞心中他簡直就是心頭肉。楊虎城南昌落入陷阱，謝葆貞誓死與丈夫共患難時，仍堅持要帶他一起去的原因，是因為謝葆貞知道，拯中是楊虎城的心頭肉，有他在身邊，會減輕楊虎城許多精神上的痛苦，給他一些慰藉。

“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裡，他被關在家裡不許外出，他的空間只有幾間屋子和屋前空地屋後花園，父親幾乎沒有回來，母親又天天出去，不知他們在忙什麼。他只知道父親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寂寞無奈的日子總算過去了，家裡又恢復了以前的樣子，父母經常在家，也有時間同他玩了。但他發現父親似乎有些不同了，沒有原來那樣高興，臉上的歡愉之色少了。出國這一天終於到了，父母帶著他和幾個叔叔一塊上了火車，後來又改乘輪船到了上海。在上海，他隨父母住在萬國飯店。天天都有叔叔們來拜望父親，母親好像忙得沒有更多時間陪他玩。

1937年6月29日，跟著父母上了輪船。7月14日，船在海上漂泊了半個月後終於到了美國舊金山，他們離船上岸，受到許多華人華僑的熱烈歡迎。在以後的幾個月中，他隨父母先後到了美國的華盛頓、紐約、英國的倫敦、法國巴黎等許多國家的大城市。外國並不像他當初所想象的那樣，沒有他在畫書中看到的城堡，沒有身披鎧甲、騎著大馬的武士，也沒有神話中的小矮人和仙女。每天見到的都是一些黃頭髮藍眼睛，長著高鼻樑的怪人，他一點也不喜歡他們。在國外5個多月的日子裡，他總高興不起來，終於有一天聽父親說，決定回國了，他才感到高興一些。

1937年10月29日，他和父母登上了法輪“哲利波”號起程回國，船在海上漂了20多天後抵達香港。有一天，父親告訴他說要去南昌見蔣介石，讓他和媽媽先跟王叔叔們回西安。父親走了，過了兩天他和母親在王叔叔們陪同下從香港起程回西安。可是沒有過幾天，他發現母親哭了，同時叫人幫著收拾東西。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問母親，可是母親只說要帶他去找他的父親。他又和母親在閻叔叔和張叔叔陪同下上路了，到了南昌后，沒見到父親，見到的是十幾個凶神惡煞背著短槍的人，接著他們被帶進屋內，那些人轉身出去把門緊緊關上了。

有一天，他和母親及閻叔叔、張叔叔又被押上一輛汽車，車子顛簸了兩天後終於在一棟房子前停下了。他們被押進大門，這時他驚喜地發現日夜思念的父親在院子里等著他們。晚上他就睡在父親身邊，有一天半夜，一陣槍聲把他驚醒了，父親緊緊地摟著他說：“要是我死了，誰來照顧你們啊！”父親知道，但他不知道，槍聲來自不遠的軍統桃花坪臨時監獄，二十多個革命志士在槍聲中倒下了。在桃花坪胡家大院中，他和父母苦熬著一天又一天無盡的日子。因為有父親在，他比在南昌單獨和母親關在一起的日子要好過一些。

1938年9月，他和父母又被押上了車，車上除了他一家外還有許多背著槍的特務，後邊緊跟兩輛坐滿憲兵的大卡車。10月5日，他和父母又被卡車送到了離貴陽半天車路的息烽縣陽朗壩一個叫貓洞的地方。到了陽朗壩貓硐，他和父母一道被囚禁在一棟獨立的四列三間木房內。他和父母住在左邊一間房中，便衣特務們住其餘兩間和樓上，憲兵們住在距此不太遠的民房。

在洞內住了不久，他就經常咳嗽，父母也常生病，特別是母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第二年，他和父母的身體都垮了，幾乎沒有一天不生病。後來經父親多次交涉，軍統才同意由父親出錢在洞外修一棟房子居住。房子修好了，在距玄天洞不遠的新洞前地母廟旁邊。房子依山而建，三列兩間。他們一家搬了過去，特務們也搬到地母廟內駐紮，日夜監守著他們一家。

在新囚室過了九歲的生日，他已經是一個十歲少年。像他這樣大的孩子早就該上學念書，可是軍統怕暴露他們一家被囚禁在這裡的消息外泄，不許他去縣城上學。父親多次交涉無果，最後不得不拿錢由軍統駐息烽辦事處代為從貴陽買來一套《萬有文庫》，由父母教他識字、寫字。他過去在西安時也曾上過幾天學，認識一些字，但經兩年的苦難與折磨都已經丟生了，一切從頭開始。《萬有文庫》是成人的書籍，父母一邊教他識字，一邊選一些淺顯短小的文章教他讀。他非常聰明，又身處這樣的逆境中，讀書寫字成了他唯一的寄託，因此進步很快，不到一年，他已能寫一千多字，背幾十篇文章。父親在教他讀書寫字的同時，還結合一些文章的內容告訴他長大要做一個正直的人，做一個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鼓勵他好好學習，將來出去以後才能有本領報效國家，為養育我們的廣大民眾效力。經常給他講一些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故事，要他學習這些為國家和民族敢於獻身的英雄。

1941年，他的小妹妹在囚室中出生了，父親為小妹妹取名拯貴。因為母親身體太虛弱，營養又差，小妹妹沒奶吃，從早哭到晚。他看到母親整日流淚，父親聲聲苦嘆，心中十分難過。幸好不久父親得到軍統的同意從幾裡外的河坎寨請來了一個奶媽餵養小妹妹，父母的心情才稍微好轉一點。奶媽叫吳清珍，是一個勤勞善良能幹的農婦，她不光給小妹妹餵奶，還主動承擔了一家的家務事和照料他的生活。他親切地稱她為吳媽。有了吳媽的照料，一家人雖處在苦難之中，卻也有了些平靜氣氛，他仍每天堅持在父母指教下讀書寫字。可是沒多久，一場災難又降臨到了他們頭上。

因為特務們知道母親是中共黨員，所以對母親十分兇狠，常故意找岔責難母親。母親終於忍無可忍，開始反抗。有一次母親把便桶里的糞水潑在特務頭子李家傑的頭上。李家傑大怒，硬說母親犯了精神病、瘋了，把母親強行拉回玄天洞老洞去關押。吳媽因為要給小妹妹餵奶，也一塊去了老洞。只剩下他和父親留在新洞囚室。父子二人不單精神上十分痛苦，生活也是煮生吃生、煮熟吃熟。他從生下來就沒離開過母親半步，現在和母親雖說只隔不到半里，卻不能見到母親。十一歲的少年，竟過著整日流淚的日子。幸好父親在此結識一位姓趙的農民朋友同情他們的處境，常來看望他們，有時還送來一些自己種的新鮮蔬菜等。只有在趙叔叔來的時候，他和父親的心情才好一點。他和父親相依為命，在極度苦難中熬了將近一年。

他和父母，還有在此出生的小妹妹拯貴在這深山老林中苦熬了兩千多個日日夜夜，終於有一天，父親在報上看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父親和母親都說抗戰勝利了，蔣介石應該會釋棄前嫌，讓他們一家回去了。連特務們都認為他們一家可能會被釋放，看守也鬆動了一些。可是這一天卻遲遲不肯到來。

直到1946年7月16日，特務隊長龔國彥才告訴父親，上邊有命令把他們一家送去重慶，沒講是釋放還是繼續關押。但無論如何，總算有一線希望了。母親在吳媽的幫助下草草收拾了一些必須帶走的東西，把一些傢具、衣物分別送給了吳媽和姓趙的農民朋友。然後分別坐三乘滑竿到息烽縣城，上了已等候在那裡的軍用卡車。同車的還有前不久才由息烽集中營送來玄天洞一塊囚禁的從西安送他和母親到南昌找父親的閻繼明、張醒民兩位叔叔。

到了重慶，他們一家和吳媽，還有閻、張兩位叔叔一塊被囚禁在磁器口楊家山的一間獨立的平房內。便衣特務隊被撤走了，看守他們的是一個連的憲兵隊。便衣特務隊雖然撤走了，但憲兵隊的看守更嚴，除較遠處的崗哨外，在他們的房子四周就布了五道崗，有一個崗哨就在窗邊，日夜監視著室內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完全沒有了自由。在玄天洞時他們還可以在囚室附近山上去玩，可這裡不行，連門都不許出。被釋放的一線希望徹底毀滅了。

過了不久，母親在徹底絕望下開始絕食反抗，二十多天水米不進，特務機關接到憲兵隊的報告後派來幾個特務對母親強行灌葡萄糖水，可母親咬緊牙關掙扎著，灌不進去。不幾天，一個特務醫生帶著幾個人來，把母親捆在床上強行輸液。不一會兒，他聽見吳媽在母親房裡驚呼：“拯中！快來！你媽死了。”他一下撲在母親身上，失聲痛哭。閻、張兩位叔叔進來，把母親遺體停放好，用一張床單蓋上。這天是1947年2月9日，農曆臘月三十除夕夜。遠處傳來聲聲鞭炮聲，是人們在過年。2月12日，母親的遺體被火化了，骨灰盒一直放在父親身邊。

有一天，父親的報紙沒有送來，經父親再三追問，憲兵才把打算扣下的報紙交給父親。原來報上登了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下命釋放楊虎城一家，並派飛機從南京來重慶接人的消息。特務們怕父親知道才打算扣下報紙。報上的消息發表了，可是遲遲沒有釋放的動靜，連絲毫釋放的跡象都沒有。

1949年2月初(農曆正月初四)他們一家又被押上了一輛軍用卡車，又被送到貴州貴陽市黔靈山麒麟洞內關押。過了十幾天，宋綺雲一家也被送來了。這時他們知道，釋放是不可能了。

1949年9月1日，原息烽集中營主任周養浩來了，他對父親說要接他們回重慶去釋放。可是父親再也不相信他們的鬼話，說要放在貴陽就可以放，為什麼要去重慶，我不去。周養浩軟說硬逼，直到六號這天，父親才不得已答應去重慶。車子一路搖搖晃晃，直到晚上11點過才到重慶，他們在特務張鵠帶領下朝戴公祠走去。到了戴公祠剛一進門，早已等在門后的特務用匕首刺進了他的身體，雙手還緊緊抱著母親的骨灰盒。犧牲時年僅19歲。他的遺體和父親一起埋在室外花池內。

重慶解放后，他的遺體和父親、母親、妹妹，還有宋綺雲一家，閻繼明、張醒民的遺體一塊經武漢送回西安，在舉行公祭後於1950年2月7日安葬在西安南郊韋曲鎮少陵原下的一塊空地上。他的墓門上端鎊刻著四個大字：“父子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