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鐸

張鐸，原名張錫周，曾用名張錫國。1915年農曆2月2日出生於榮成市埠柳鎮漢章泊村。張鐸的童年是在貧窮、飢餓中度過的。其父張明棟租種上埠頭村大地主幾畝薄地，並在農閑時耍瓦匠手藝，補貼家用。母親早年去世。兄弟姊妹4人。哥哥張錫三自幼隨叔叔到大連給一家工廠當童工，后因不堪資本家的欺凌，回家給人家看牛。張鐸六、七歲就開始上山挖菜、拾草、揀糞。全家人終年吃糠咽菜，苦度日月。童年的苦難，深深刻在張鐸的心靈上，成為他後來迅速接受馬列主義的思想基礎。

由於家境貧寒，張鐸一直上不起學，但他好學之心與日俱增。13歲那年，他在強烈求知慾地驅使下，經常在拾草、挖菜之餘，跑到本村小學窗后偷偷聽課。久之，被學校李茂齋先生髮現了。一天，李先生把張鐸叫進教室問明情況，並對他測驗了一下。出乎意料，管他竟能寫出許多字，背誦出幾篇課文，深得李先生的讚許。那時在大連經商的叔父張明珍春節探家聽了這件事，深表同情，並願資助侄子上學。這樣，14歲的張鐸才跨進了小學校門。

張鐸在校讀書聰慧過人，好學不倦，學業成績極為突出，從二年級越級升到四年級，仍名列全班第一，尤其擅長作文、書法。他又尊敬師長，幫助同學，全校師生都非常喜愛他。

李先生是位愛國者，經常利用課餘時間給學生講《岳飛傳》岳飛的愛國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張鐸。於是，他在每本作業的扉頁上都寫著“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決心長大了，象岳飛那樣報效祖國。

1931年，張鐸以優異成績考入鳳鳴高級小學。這所學校，是辛亥革命時期的烈士曲璜創辦的，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張鐸對為推翻清朝統治而壯烈犧牲的曲璜敬慕不已。為此，他寫了不少表達理想和抱負、刻苦自勵、奮發上進的文章，登在學校板報上。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不斷高漲。張鐸看到東北大地淪入敵手，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燒。一向沉默寡言的張鐸與夏戎、劉德賢(劉其人)等同學，在全校周末演講會上競相登台，憤怒揭露和聲討日本侵華罪行，抨擊蔣介石“先安內后攘外”的賣國政策。同時，他和同學們懷著熾烈的愛國之心，到附近的車古、埠柳、鳳頭、不夜等村發傳單，作演講，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活動。

1932年春，學校全體師生在校長的發動和帶領下，徒步20餘里來到國民黨榮成縣政府駐地－－城廂，進行反對新軍閥統治的遊行示威。隊伍象一股洪流在城廂大街上滾動。街道兩旁的群眾無不拍子叫好。張鐸在這次遊行示威中，情緒激昂，表現突出。貼標語、喊口號，樣樣事情都走在前頭，成為這次鬥爭中的積極分子。

同年，在學校舉行的“五四”運動12周年紀念大會上，張鋒懷著對帝國主義的無限憤懣，登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他曆數了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歷史之後，提高嗓門，揮動雙手，鼓動大家：“中國的父老兄弟在流血，我們怎麼辦？為了拯救中華，以雪國恥，我們寧做斷頭鬼，不做亡國奴。我們要發揚‘五四’愛國精神，起來與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作殊死的鬥爭!”他那振奮人心的演說，撥動了同學們的心弦，點燃了大家胸中的革命烈火。全場沸騰了，爆發出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

這時期，張鐸在思想上產生了一個飛躍，更加自覺地把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經常和志同道合、交往甚密的劉德賢等同學一起閱讀進步書籍，談論時政，探求人生的意義和救國救民的真理。這樣，終於使他認識到一個人要想報效祖國，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得到實現，於是對共產黨產生了嚮往之情。他到處留心打聽，尋找共產黨。

這年下半年，張鐸因家庭經濟拮据，無法繼續讀書，只得輟學到東廟院村教小學。張鐸任教后，逐戶動員貧苦農民子女入學，並讓家無勞力的學生，半天上課，半天回家勞動，很受貧苦農民的歡迎。

這期間，好友楊錫華、姜振亭等同學常來找他談心。在談話中，張鐸總是直抒自己的壯志豪情“山河破碎，國難當頭，有志青年應當為祖國、為民族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即使不能青史留名，也要眾口皆碑!”張鐸還經常邀劉德賢同學來校交談尋覓黨組織的情況，往往不知不覺談到深夜。1933年，當他們得知山東七鄉師(即文登鄉師)有共產黨的組織時，張鐸欣然辭去教員職務，借用別人的高小畢業文憑，同劉德賢等人一起考入了這所學校。

文登鄉師於1932年夏建成招生。該校名義上是國民黨辦的，實際由中共黨員、校長於雲亭主事，建校后就建立了黨支部。這所學校是我黨培養革命幹部的搖籃，素有“紅七師”之譽。

張鐸是個才氣橫溢的青年，在入學考試作文《我不如老師》中，情真意切地表達了自己報效祖國之宏志，尋找真理之決心，慕名而來之喜悅，贏得了於雲亭校長的器重。張鐸入學編班時，於校長特地為他更名為“張錫國”，“國”即報國之意，寄希望於他。

張鐸入校后，在於校長及黨員劉家語、叢烈光、於瑞榮等同學的直接幫助下，潛心研讀《社會科學概論》、《資本論解說》、《政治經濟學》等革命書籍，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從而使他在茫茫的黑夜裡看到了人類解放的曙光。

這時，他以馬列理論為武器，對現實社會進行初步剖析。他寫下洋洋萬言的《長途旅行記》，記述了當時社會的黑暗，農民、漁民的疾苦，以及他的思想和志向。他站在槎山的“清涼頂“上賦詩一首：“嶺峻鱗峭色灰朦，來游佳興填滿胸；睜蝶巔峰樂忘返，碧海扁舟蘇島橫。漁村苦痛沉暮氣，往昔樂趣何處去?!世魔侵噬苦相擾，調和社會幾時到!”這首詩，字裡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高昂的革命鬥爭精神。同時，張鐸還和同學們下鄉交農友，幫助農村辦“農民俱樂部”。通過這些活動，揭露封建地主階級的罪行，宣傳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引導農民走上革命道路。

張鐸通過黨的培養教育和實際工作的鍛煉，在政治上日臻成熟。1933年秋，經於校長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張鐸由一個有愛國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成長為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張鐸入黨后，鬥志更高，幹勁倍增。1934年2月，當於校長被叛徒告密，遭到國民黨文登縣公安局逮捕時，張鐸始終站在營救於校長的鬥爭前列。同年7月，當新任校長、國民黨cc分子王培祥，對學校革命力量進行鎮壓和貪污學生伙食費時，他積極參加反對王培祥的罷課鬥爭，領著同學們夜裡在校園內張貼《王培祥十大罪狀》傳單；在童子軍考試時，他又帶頭拒絕答卷，在考卷上連名字也不簽。通過罷課、罷考鬥爭，迫使學校當局答應了同學們提出的要求，取得了鬥爭的勝利。

除此，張鐸假期回鄉，也不忘黨的工作。一個假期幾乎大部分時間深入到蒲灣、觀里、王官莊、北港商等村莊，廣泛接觸農民，體察民情，傾聽窮人的聲音，散發進步書刊，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凡是他活動過的村莊，日後，農民們都先後開展過抗捐、抗稅、抗高利貸的鬥爭。

1935年農曆11月5日，中共膠東特委發動了著名的“一一·四”武裝暴動。暴動過程中，文登鄉師黨支部發動黨員大造革命輿論，聲援偉大的農民運動。張鐸積極地投入到輿論工作中，在校內口頭宣講，到校外張貼標語，甚至把大標語貼到國民黨文登縣政府大門上，使國民黨縣長劉崇武一伙人驚恐萬狀，坐卧不寧，一時威風掃地。事後，同學們誇他有難得的骨氣和膽量。

暴動失敗后，膠東大地籠罩在一片血雨腥風之中。學校黨支部為了保存力量，避開敵人的迫害，安排張鐸、於瑞榮等共產黨員到威海的觀里、柳林、馬資等村躲避。1936年春，張鐸考入青州師範。半年後，由於國民黨文登縣政府上告，及青州反動當局的干預，張鐸被迫輟學返回原籍。面對這嚴酷的現實，張鋒不但沒有動搖、消沉，反而更加堅定地奔向新的戰鬥崗位。

1936年秋，張鐸回鄉不久，即與中共榮成城廂支部負責人曹漫之接上了關係，並再度回到東廟院小學任教，以教學為掩護，秘密開展地下工作。當時，威海境內雖有不少黨支部和許多黨員，但沒有一個統一的黨組織。對此，張鐸認為必須儘快建立威海黨的領導機關，以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於是他徵得了曹漫之等同志的同意后，旋即離開了東廟院小學，來到威海轄屬的王官莊小學任教。他上任后，先後聯絡了徐啟明、夏戎、苗雨村等黨員，並和他們分頭進行建黨的籌備工作。經過一段緊張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於1937年4月，他們在王官莊村成立了中共威海特別支部(隸屬中共榮成支部)，張鐸任書記，徐啟明任副書記。特支成立后，張鐸不遺餘力，日夜奔波，到各地恢復整頓黨組織，很快使威海地區的革命鬥爭蓬蓬勃勃地開展了起來。如此同時，他又在王官莊、松徐家、北港西、夏庄等村開辦了夜校，組織青年學文化，並在夜校里培養農村積極分子，發展“民先”隊員。這為後來黨組織的發展壯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37年“七·七”事變后，民族抗戰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為了推動民眾抗日救亡，張鐸組織和領導王官莊一帶小學師生，在北港西集日舉行過多次反日遊行示威，擴大了抗日宣傳。同時，他又從山後鞠家村鞠遠輝(文登鄉師同學)家裡借來一台收音機，晚上收錄日本侵華的消息，連同自編的抗戰宣傳材料，連夜刻印《救亡小報》次日清晨分發到各村。張鐸在這裡播下的抗日火種，日後燃燒旺盛，王官莊一帶參軍參戰青壯年特別多，其中王官莊村是抗日模範村。

這期間，張鐸把全部心血傾注在革命事業上，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忘我工作。繁重的工作使他日見憔悴，兩眼下陷，眼裡布滿血絲。他雖離家不到10里路，但常常兩、三個月不回家。他的生活十分儉樸，被褥單薄，衣衫都是粗布縫製的。可是為了黨的事業，他卻慷慨解囊把自己微薄的工資收入，拿出大部分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膠東特委成功地發動了天福山起義。翌年一月，張鐸和夏戎遵照黨的指示，發動和帶領王學清、李景壽、鞠崇英等十幾名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革命青年，參加了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張鐸來到部隊后，擔任連隊指導員。

部隊這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壯大抗日武裝力量。為了發動群眾參軍參戰，張鐸每到一村，都親自到街頭進行宣講，宣傳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抗戰，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才是抗日的人民武裝；動員群眾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全力以赴，團結抗戰。還帶夜編寫抗戰節目，組織夏來等女戰士給駐地群眾演出。所到村莊在他們的宣傳鼓動下，很多青壯年都踴躍報名參加了抗日隊伍。

1938年3月，膠東軍政委員會派遣張鐸、王本賢等人到榮成擴軍。張鐸和同志們日夜兼程，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歷盡艱辛，足跡遍及榮成全境，指導各區、鄉發動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進步青壯年參軍上前線。經過他們艱苦的工作，榮成人民這次為“三軍”輸送了近百名優秀兒女。

4月下旬，張鐸隨“三軍”會師黃縣。9月18日“三軍”和掖縣三支隊在掖縣沙河鎮合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張鐸不倦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宣傳組織才能為部隊首長所賞識，因之被任命為支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940年9月，根據山東縱隊第一期整軍計劃，第五支隊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旅”。張鐸又擢升為旅政治部副主任。

張鐸擔任上述職務期間，正是膠東抗日戰爭進入極端艱難時期。日本停止了正面進攻，敵偽頑合流，頻繁地向我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由於連續作戰，傷病員日增，所需物資醫藥奇缺。在這種情況下，部隊非常重視發揮政治工作的威力。作為軍隊政治幹部的張鐸，身上的擔子非常沉重。他根據上級指示、形勢發展的要求和指戰員的思想情緒，編寫政治宣傳材料，向部隊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為了趕編宣傳材料，張鐸把全部精力都用上了，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難得睡個囫圇覺，吃個及時飯，旅部首長勸他注意身體，他當面應著，過後仍是不停地工作。由於材料寫得好，教育效果顯著，他受到上級領導的高度讚譽。

此時，張鐸還跟隨部隊參加過代田、夏杜家、祝溝、靈山等規模較大的戰鬥。戰前，他總是配合連隊幹部向戰士進行思想動員。他的講話簡明扼要，生動活潑，很有號召力，激發了戰士們的戰鬥熱情。在行軍途中，他給戰士扛槍、背背包，並且邊走邊與戰士們談笑，講戰鬥故事，激勵部隊士氣。在戰鬥中，他身先士卒，勇猛衝殺。他那種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給戰士以戰勝困難、英勇作戰的精神力量。

平時，張鐸又嚴於律己，從來不擺架子，很像個普通戰士，與同志們平等相處，融洽無間。他懷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同戰士談心、交心。他的話深入淺出，富有哲理，從思想上給人以啟迪和誘導，使人很受鼓舞。所以連隊的幹部、戰士很願接近他，都感到和他在一起戰鬥和工作，心情舒暢，周身是勁。

張鐸還很注意發揮旅部下屬政工幹部的作用，及時總結推廣政治工作經驗，有力地推動部隊政治工作的開展。所以旅部首長常說，五支、五旅的指戰員們在行軍中能忍受疲勞和飢餓，在戰鬥中能衝鋒陷陣英勇殺敵，是與張鐸的政治工作分不開的。

1940年，我五旅在掖縣郭家莊戰鬥中，擊退了日偽軍的進攻，粉碎了他們封鎖分割我平、招、萊、掖根據地的陰謀，壯大了我軍聲威。但是，日偽軍不甘心失敗，向我根據地連續發起瘋狂的反撲。敵人先是襲擊了我駐上庄村的十三團團部。一個月後，又襲擊我駐平度馬戈庄的五旅旅部。

1941年1月29日是張鐸年輕生命中最有意義、最悲壯的一天。這天拂曉，大地上籠罩著一片薄霧。五旅旅部和警衛營從平度縣山西崖劉家村轉移到崮山鄉馬戈庄村，因漢奸告密，我軍立足未穩，就被平度城和小廟后的日偽軍團團包圍。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警衛營帶領五旅機關衝出包圍圈安全轉移了，但是電台沒有帶出來。張鐸得知后，心急火燎，對戰士說：“電台是我們的耳目，是部隊的生命，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奪回來!”戰士們異口同聲表示：“堅決完成任務!”張鐸當機立斷，親率一個連隊立即返回。他令一個排進行正面佯攻，牽制敵人；他親自領著兩個排戰士奮勇廝殺，從側面插入村中。進村后，張鐸一面組織力量取電台，一面帶領戰士打擊撲上來的敵人。電台終於重歸我手。在組織部隊撤離時，敵人象一窩黃蜂似地反撲上來攔阻。我軍如不衝出去，電台將會得而復失。在危急時刻，張鐸鎮定沉著，急中生智，一聲令下，一排手榴彈在敵群中爆炸了，隨即他帶領戰士們殺出一條血路，突破包圍圈，沖了出去。來到村外，張鐸堅定地命令帶電台的戰士疾速向外轉移；他親自帶著一個排的戰士回頭迎擊撲上來的敵人。就這樣，電台安然送回旅部，張鐸卻不幸中彈，倒在血泊中，時年26歲。

張鐸犧牲后，當地群眾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用了一口最好的棺材，將烈士的遺體安葬在馬戈庄環境優美僻靜的奶兒溝，以慰藉英靈。

2015年8月24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