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銀事件

這位中年男子一看這番情景，大聲說道：“我是東京都派來的，支店長在哪？”他的大衣袖子上套著寫有“東京都防疫班（有時稱消毒班）”的臂章。

吉田支店長接過對方遞過來的名片，上面寫著醫學博士某，頭銜是東京都衛生課兼厚生省（衛生部）厚生部醫學辦事員（這張名片在罪犯離開現場時被帶走，所以上面的姓氏不祥）。中年人不緊不慢地說道：“這個銀行附近地區爆發了集體性的赤痢中毒，GHQ（佔領軍司令部）命令我來前來附近調查，調查結果，一位赤痢患者的同住者今天來過這裡，我向上級報告了這件事，消毒班馬上就會來，我現在先給大家發預防的丸藥。”當時GHQ（美國佔領軍司令部）在日本可以說是呼風喚雨，比日本政府還要有權威。

他從隨手提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個小瓶，讓茶房準備了十七把調羹，“丸藥分兩種，請大家在服用完第一種葯以後一分鐘左右以後再服用第二種葯，GHQ給的這種葯很有效，但是如果它碰到牙齒上的琺琅質會有疼痛的感覺，請照我示範的動作服藥。”中年人邊說邊往調羹用注射器往調羹里滴了幾滴藥水，張開嘴，伸出舌頭，一口氣咽了下去。

在場的銀行員一個一個毫不懷疑地把葯喝了下去。

“那葯非常烈，喝下去以後，感到胸悶氣急。”“感覺好像喝下了一大口的威士忌。”“葯里散發著汽油的臭味，舌頭感覺辣辣的。”一些劫後餘生的人這樣回憶喝下第一口葯以後的感覺。

當一分鐘以後喝下第二種葯不久，這些銀行員全倒下了，十六個喝下藥的人中十二人死亡，恢復意識並且活下來的人只有四個人。

犯人從銀行搶了一共十六萬四千元的現金和票面為一萬七千元的支票，然後溜走了。支票第二天在安田銀行板橋支店兌現，不過當警察發現時，嫌疑人早已溜得無影無蹤了。

警察在現場發現的十六把調羹里（犯人使用的一把不見了）和死者的嘔吐物中檢驗出疑似氰化鉀的成分，這在日本犯罪史上如此大規模的投毒並且成功的事例是前所未有的。

犯人所用的第一種葯類似氰化鉀，第二種葯極可能是水，為什麼要在喝完氰化物以後，還要讓人喝水呢？警視廳分析，下毒的中年人對劇毒藥品有相當豐富的知識。第一，犯人對氰化鉀的致人死地的計量把握的相當準確，他知道如何用最小的計量，達到最大的殺傷效果（生存下來的人回憶中年人是從小瓶子里把氰化物倒出來的）。第二，他讓銀行員服下第二種“葯”的原因是他對氰化物的發作時間很有把握。當銀行員喝下氰化物以後，如果有人反應過大，發出聲響，或是往外亂跑，他的計劃就全盤泡湯了，罪犯經過精確計算，如果讓銀行職員等一分鐘，等待喝“第二種葯”，就能確保這些人能夠失去反抗能力。為了搶劫計劃更圓滿，“第二種葯”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

大規模地排查發現，在案發前曾發生過兩起類似的案件。

安田銀行荏原支店：1947年10月14日下午3點左右，一名中年男子來到安田銀行荏原支店，向職員們分發了厚生技官醫學博士松井蔚的名片。然後聲稱曾有痢疾患者來過這家銀行，應佔領軍要求大家服用預防藥物。然後像帝國銀行事件中那樣，讓大家依次服用兩種藥物，所不同的是職員們喝下藥后沒有出現異常狀況。調查表明，確實有松井蔚這麼個人，而且的確是厚生省的醫生。

三菱銀行中井支店：1948年1月19日下午關門的時候，有一個中年男子用類似的手段聲稱要讓大家服下藥物，並分發了厚生省技官醫學博士山口二郎名片。但是因為聲稱痢疾患者來過這裡存錢而受到了店員們的質疑，於是此人只是在地上撒了點透明藥水就離開了。這一次的名片是偽造的假名片。

那張1萬7千日元的支票在第二天於安田銀行板橋支店被成功兌換。支票的背書上地址、姓名分別寫著“板橋三の三六六一”、“后藤豐治”，調查表明這是一個不存在的地址和人名。店員回憶說“犯人是個具有紳士風度的中年人。”“說話沒有口音。”“說話顯得非常叮嚀。”這和三個事件現場勾勒出來嫌疑人的形象是一致。他在帝國銀行計量毒藥時手段熟練，沉穩。在回答銀行員的提問也是有條有理，一絲不亂，所以，沒有人對他產生懷疑。

搜查本部（專案組）把嫌疑犯的範圍縮小為：1,醫生，藥劑師，防疫機關職員2，對銀行內部工作熟悉的人士3，曾在軍隊（包括美國佔領軍內部）的特務機關的服務過的人士（因為犯人使用了氰化物作為犯罪工具，731部隊的相關人員成為了重點懷疑對象），等等。以這些人為目標，進行了大約半年的搜查，始終沒有找到嫌疑犯，大家都有些焦急了起來，甚至有人說這件事要進“迷宮”了（破不了案的婉轉說法）。

事件發生八個月後的八月二十一號，當局在北海道小樽逮捕了旅遊到此的東京蛋彩畫家平澤貞道，這引起了轟動，因為他是當時有名的畫家，技術高超，他的作品參加皇室的展覽會，主辦者連討論，鑒賞都省了，直接送展。

線索是從那張留下“松井名刺（名片）”得到的。犯人在安田銀行所使用的那張名片的主人松井蔚醫學博士，真有這麼個人，生活在仙台市。他是個一板一眼的人，名片發給了誰，全都用小冊子記錄了下來。他跟平澤在昭和二十二年的春天，在青津到函館的渡船上交換了名片。不過，他還是百密一疏，他有十七枚名片不知道交換給誰了。

偵查人員對松井先生的名片進行了細緻的調查，最後發現平澤在事後不久突然有了一大筆錢（十三萬四千元，相當於現在的一百五十萬元日幣）。更為不利的是，他的相貌經過目擊者的辨認一致認為：“這個人和犯罪者長得很相似。”

“這些錢是我賣畫得來的。”

平澤對那些來路不明的錢一概否認，可對是誰買的畫，回答卻是模糊的。

一個月以後九月二十日平澤還是招供了。可起訴以後又翻供了。昭和三十年（1955年）四月六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死刑判決。

不過，各界對這次裁判存在很多疑問，直到現在爭論還沒有停止。殺了那麼多人，現場的物證卻少的可憐。而且有人舉了以下幾個疑問點：

1，毒藥是從哪裡得到的？關於這個問題，警察局方面最終還是沒有得出肯定的結論。

2, 犯人在安田銀行兌現支票時，八個專家對支票背面留下的簽名與平澤的筆跡作了比對，七對一，肯定的意見佔了上風。這是否給了檢查官先入為主的印象？

3. 平澤是一個愛說大話的人，為他辯護的律師說他身上的病毒已經進入了腦髓，他其實是一個對自己的行為言語不能負責的人。他的自白是在警察的誘導下提供的。

雖然以上的幾個疑點警察方面不能自圓其說，但他們手中有一個最有力的殺手鐧。就是平澤手上那筆來路不明的錢。沒有一個買主能夠證明買過他的畫。這招翻天印砸下來砸下來，誰也沒招了。

昭和三十九年（1963年）律師終於找到一個野村的商人肯出來作證，可法庭作出的結論是“野村只是詐騙了平澤的畫，沒有付過錢。”

直到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對平澤方面提出的再審要求不予受理的決定。這件轟動一時的毒藥案件也就這麼不明不白的結束了。

松本清張在他的小說里提出真正的犯人是731部隊的漏網分子。平澤的律師說是住在千葉縣的一個醫生H，不過這都是一家之言。

（補充：平澤貞道於1987年老死在了監獄里，他到死都說自己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