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鶯

在古代的中國，皇帝的花園裡住著一隻夜鶯，它的歌聲非常美妙動聽，為忙碌的漁夫和窮苦的女孩帶來快樂和安慰。但是不論皇帝或是他的臣子，都不知道自己國內有這麼一隻鳥兒，直到外國人的書里說起，才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它。這雖然是一隻並不漂亮的平凡的灰色鳥兒，但它的歌聲也打動了皇帝的心弦，使他不禁流出了眼淚。這時，日本皇帝送來一隻夜鶯，是人造的工藝品，全身鑲滿鑽石、紅玉和碧玉，跟真的夜鶯完全一樣，只要上好發條，就會唱真夜鶯所唱的歌。當皇宮裡的人幾十次不知疲倦地被誘引去聽這隻“高等皇家夜間歌手”的歌唱時，真夜鶯就悄悄地飛回青翠的樹林中去了。

可惜一年以後，人造夜鶯所能唱的調子，聽的人甚至都能夠背了；隨後，它身體裡面的發條也斷了，勉強修好，也只能每年讓它唱一次。又過了五年，皇帝也病了，垂危中，面對死神，他呼喚人造夜鶯為他歌唱，但這隻鳥兒因為沒有上好發條，一動也不會動。就在這個時候，窗外傳來那隻小夜鶯的歌聲，它是特地在這個非常時刻來向皇帝唱安慰和希望的歌的。果然，隨著它的歌聲，“皇帝孱弱的肢體里，血也開始流得快起來”，使他終於恢復了體力，而且神志也清醒了；原來等在他身邊的死神則變成一股寒冷的白霧，從窗子里消失了。

安徒生曾經愛上女高音歌劇演員珍尼·林德，《夜鶯》就是他對林德感情的書面表述。安徒生常常羞於面對女性，他曾遞過一封求婚信給林德。但林德卻無法給予相同的感情，只把他當作一個兄弟。

安徒生一生遊歷四方。儘管外出旅行的念頭讓他害怕過，然而對於歷險的渴望還是讓他一次又一次地離家遠行。他的歷險遠至土耳其，但他從未親歷中國，而是在趣伏里遊樂園漫遊時突發靈感，寫下了關於中國的童話《夜鶯》。這個趣伏里遊樂園至今還在哥本哈根市中心，那裡的中國燈籠營造著東方神秘的異國情調。

夜鶯

《夜鶯》的主人翁是一隻生長在本土海邊花園林間的夜鶯，而不是來自國外的人造夜鶯，它確確實實是王國里“一切東西中最美的東西”，只是當時沒有為宮廷里的人所知曉，相反把人造夜鶯看成是“高等皇家夜間歌手”，雖然連贈送這隻人造夜鶯的國家也深知自己的夜鶯，“比起中國皇帝的夜鶯來，是很寒酸的”，而且行家也看出：“它總似乎缺少一種什麼”。這是因為那些一味崇外的人總是會被外來的東西所迷惑，而認識不到自己的真夜鶯的價值。直到最後，在皇帝垂危，外來的夜鶯無計可施，自己的夜鶯以它的歌聲，從死神那裡奪回他的生命時，皇帝才認識到它是一隻“神聖的小鳥！我現在懂得你了”。這隻來自林間的夜鶯不企求皇帝允諾的任何報答，它善良的心地甚至阻止皇帝“把那隻人造夜鶯撕成一千塊碎片”。它唯一的期望就是讓它回到大自然中去，為包括皇帝在內一切需要它的人歌唱。

作品主題

《夜鶯》開篇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如畫的御花園：“它完全用精緻的瓷磚砌成，從御花園裡可以看到世上最珍奇的花兒。那些最名貴的花上都系有銀鈴，好使走過的人一聽到鈴聲就不得不注意到這些花兒。這花園是那麼的大，如果—個人不停地往前走，他就會遇見一個茂密的樹林，樹林里有很高的樹，還有一些很深的湖。這樹林一直伸展到蔚藍色的深沉的海邊。這樹林里住著一隻夜鶯。它唱得非常好聽。”在這裡，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人類中心主義初現瑞倪。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如畫美學創造出了如畫環境，此如畫環境是對自然的格式化，是海德格爾式的人對自然的“座駕式”統治的具體體現。自然不僅成了依據人的觀念改造的客體，而且成了人消費的客體，是以自然美的名義對自然權利的剝奪。人們把那些最名貴的花移栽到皇宮，並繫上銀鈴，好使走過的人一聽到鈴聲就不得不注意到這些花兒。

徠在幾經周折找到夜鶯后，夜鶯得到的待遇卻是“只有白天出去兩次夜間出去一次散步的自由，每次有12個僕人跟著。他們在它腿卜系了一根絲線，而且老是牽得很緊。所以像這類的出遊並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夜鶯象徵的大自然不過是因為能討得皇帝的歡愉而顯得有價值。在機械夜鶯出現后，真夜鶯在沒有人注意的情況下，飛回了綠色的樹林。隨後它遇到了所有朝臣的咒罵：說它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可見人類處處以自我為中心來衡量自然界的生物。

安徒生是社會與人性的洞察者，是為人類社會忽略忘卻“自然”這一傾向擔憂的思想者。他的《夜鶯》寥寥六千餘字，是作者所經歷的現實生活和關於中國幻想相結合的產物。他立足於大自然，發揮豐富的想象力，用童話的形式構建了生態侵理和生態美學的橋樑。安徒生童話的根本精神傳遞了一種“自然人”而非“社會人”的情感，體現出了一種“審美”而非“實利”的注意力。

雖然在“l8世紀時，歐洲對中國的崇拜達到了異乎尋常的高度”，但進入l9世紀后，隨著經濟交往中利益衝突日漸升級，加之文化語言的差異阻礙了交流的深入，西方對中國這個遙遠而強大的“他者”擺出眾益明顯的輕視姿態，相應地，在文學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被醜化的中國形象。儘管一些浪漫主義者仍然把中國化為理想的聖地，但這種誤讀實以西方的標準界定中國，並非建立在尊重的基礎之上。在這樣的潮流中， 《夜鶯》的中國想象便顯現出別具一格的特性，那就是鮮明的平等性。

主要角色間的關係是平等性的重要表現。平凡的小鳥與高貴的國王，不論從生物學的維度還是從社會學的維度，安徒生都把自身的象徵物置於表面弱勢的地位，這至少說明，他寧願對陌生的異域採取仰視的姿態，也無意從傲慢與偏見出發對其作出強制性的規定，這種低姿態使為角色提供了平等對話的可能。所以在童話中，時時可以看到夜鶯與皇帝的相互理解與尊重，儘管他們的生命行走在截然不同的軌道，正如中西文化間的天壤之別，即使他們也曾彼此錯過，但廟堂之上的皇帝仍可以被夜鶯的歌聲感動至落淚，以樹林為家的小鳥亦珍視皇冠一如珍視皇帝的眼淚。這似乎暗示，即使安徒生對中國所知甚少，即使明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他仍然相信，植根於心靈深處的高貴情感是相近互通的。

黃金這種貴重金屬，作為中國通行的貨幣，往往是財富與榮耀的象徵，完全吻合19世紀之前的西方人對中國的集體想象。因而黃金、黃金製品、甚至黃金的光澤，一向是西方文學與文化界定中國的常用套話。套話具有語義單一、穩定的特點，它是對異國形象的固定表述，釋放出關於異國的“基本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中“反覆使用”。對此類套話，安徒生顯然非常熟悉。比如，他曾經為一位朋友的女兒克里斯汀製作過一本畫冊，其中有一張以中國為主題的拼圖，安徒生為它題寫了一首小詩：“中國人吃的是玫瑰糖漿，棕嘴用的是綾羅綢緞，半座房子鍍得金光閃閃。”在這裡，玫瑰糖漿、綾羅綢緞、金光閃閃，都是富足奢華的標誌，這組詞單一的語義完成了對中國這個繁華盛世的重言式書寫。可是在《夜鶯》中，安徒生並沒有完全沿用這種固定的書寫模式，儘管在能指層面他仍然用黃金裝點中國宮廷，但是住所指層面卻賦予了它財富與榮耀之外的相反含義。

上述的同一性與差異性或許說明，安徒生的中國想象本身是微妙而複雜的。對這個既難目睹也甚少耳聞的國家，他並未如許多18世紀的作家那樣武斷醜化或刻意美化。儘管他熟悉文學中關於中國的各種套話，但他沒有把中國當作各種模式化要素簡單疊加拼湊的集合；另一方面，儘管擁有驚人的想象力，他也未對這個古老、神秘的東方古國進行天真行空的書寫。他的中國想象似乎力求在客觀模式與主觀幻想間尋求平衡，既沿用固定表達，又在一定範圍內賦予其新的意義。因此，《夜鶯》里的中國形象，使呈現為一個多義的混合體。那裡是民主、文明、充滿溫情的，但並非與冷漠專制、甚至愚蠢絕緣；那裡充滿了一派華麗繁榮的生機，但繁華風光又極可能掩蓋著華而不實的空虛。所有這些想象與非想象性的因素被巧妙地熔於一爐，構成了童話中清晰而錯綜的中國形象。

《夜鶯》一發表就在丹麥引起轟動。除了閱讀，還有各種場合在朗誦這篇童話。《夜鶯》是安徒生能以輕鬆活潑的玩笑和嚴肅的深意交匯在一起的才能的一個證明，同時也是安徒生能用詩來寫童話的一個證明。這篇通話被人們認為是他藝術技巧已臻嫻熟的一個標誌。

丹麥安徒生研究者尤爾斯：《夜鶯》的奇想幽默有趣，還有適合於孩子接受能力的道德啟迪，特別是將人造的鳥兒同真正的夜鶯放在一起的有著比較目的的安排，因為後者並不想要除眼淚以外的其他的報答，它的歌聲喚醒了皇帝——相信人們聽到的正是作者自己的心聲。

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1805－1875）是一個將民間傳說、道德說教和幽默詼諧與他自己的非凡想象力結合起來的丹麥作家，他創作的童話故事不僅對兒童而且對成年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他出生在Odense城的貧民窟。他的父親是一名鞋匠，但受過良好的教育。

1837年印刷的第三卷童話故事包括了《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和《皇帝的新裝》（The Emperor's New Clothes）。安徒生其它著名的童話故事有《醜小鴨》、《打火匣》（The Tinderbox）、《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Little Clausand BigClaus）、《豌豆公主》、《白雪公主》（The Snow Queen）、《夜鶯》（The Nightingale）、《堅定的錫兵》（The Steadfast Tin Sold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