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平案

1962年12月1日，湖北省公安廳查獲一封用化名同泰國曼谷的美蔣特務機關聯絡的信件，經過湖北省公安廳和公安部反覆調查和鑒定，最後的目標鎖定在哈軍工導彈工程系學員陳東平的身上。

湖北省委和總政黨委對此案極為重視，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總政肖華副主任親自抓案件的核實工作。在證據確鑿、滴水不漏之後，1963年3月18日，總政保衛部部長蔡順禮中將才率領工作組北上哈軍工，配合學院黨委處理此案，同時也了解一下其他高幹子女在學院的表現。

陳東平是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上將的兒子（陳的另一個兒子叫陳南平），由於大人的溺愛和家教不嚴，從小學起他就沒有打好基礎，高人一等的特權思想已經在他身上生根發芽了。十幾歲的陳東平成為專門欺負女孩子的惡少，初中開始有意識地從電影和黃色書刊中尋找色情刺激。通過“內部路線”升入高中后，他墮落的速度加快了，高三的時候，他在軍區高幹招待所單獨住了一間房子，玩弄女性的惡欲更是一發而不可收。

1960年夏，這個“陳衙內”被“保送”進入哈軍工之後，嚴格的軍校生活令他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斂，然而腐化墮落的行為仍在暗中繼續。他無心向學，每個學期都有不及格的，少則一門，多則四門，成了高幹子弟中表現最差的“害群之馬”。說來也巧，陳東平與毛遠新同班，兩個人睡上下鋪。1962年8月，他以身體有病，請求降級為由休養半年。回到家裡，關起門來收聽敵台廣播，什麼“台灣之聲”、“美國之音”，讓他如痴如醉，越聽越上癮。再就是大看“內部電影”，忘情地欣賞西方世界燈紅酒綠、男歡女愛的生活……最後，他向海外特務機關發出“上山入伙”的信件。準備與敵人取得聯繫后，伺機外逃，到台灣那邊去享享福……

鑒於在台灣國民黨當局叫囂反攻大陸的形勢下，陳東平主動與敵特機關通信聯絡，情節是嚴重的，屬於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哈軍工黨委根據總政的意見，給予陳東平開除學籍、團籍、軍籍，實行勞動教養的處分。

總政保衛部《關於陳東平案件調查處理情況的報告》，連同兩個附件（《軍事工程學院部分幹部、學員座談陳東平案件的反映》和《軍事工程學院學生中高幹子女的一些情況》）呈送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閱示，同時又發給軍內各大單位黨委和公安部。（總政治部《請閱件》，哈軍工史料，1963年4月19日。）

“陳東平案”使毛澤東大為震驚，也給他的記憶里留下深刻的烙印。一年後，在和他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他批評道：“什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旁邊？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睡在一起還不知道。”又說：“這麼多反革命你就沒有感覺？陳東平在你旁邊就不知道。（毛遠新說，陳東平是在家休學聽廣播變壞了。）聽敵人廣播就那樣相信？你聽了沒有？敵人連飯吃的都沒有，他的話你能相信？衛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賠了本才回來的。衛立煌這樣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難道敵人看得起他（指陳東平）？”

陳東平後來被送到某部隊農場勞動教養，然而他又一次失去脫胎換骨改造自己的機會，兩年的勞教似乎是在住療養院。結束勞教后，這個吃、喝、賭、嫖的紈絝子弟又神氣起來，沿著犯罪的道路繼續往下滑，1980年左右調入河南省外貿公司，1983年“嚴打”時被捕，1984年4月在洛陽公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蔡順禮把總政保衛部起草的《關於陳東平案件調查處理情況的報告》送到蕭華手中。報告說：“陳東平案件”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教訓。從陳東平本人來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自來紅”的優越感，妨礙了他的思想改造。從家庭方面來說，主要是管教不嚴，對其缺點多半採取原諒態度。學校在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方面，負有主要責任。從小學到大學，竟沒有一個地方認真地幫助陳東平解決過思想問題；對他違反道德紀律的那些事情，都沒有加以追究和處理，也沒有進行認真的批判……

蕭華批示將報告送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閱示，後來又發給了軍內各大單位黨委和公安部。

總政治部給毛澤東送去這份報告和兩個附件：《軍事工程學院部分幹部、學員座談陳東平案件的反映》和《軍事工程學院學生中高幹子女的一些情況》。毛澤東仔細閱讀後，吩咐秘書：打電話給總政，要求“哈軍工”再報來一份更詳細的關於高幹子弟表現情況的報告。他隨後又補充說：要把學員的家長是誰也寫清楚。“哈軍工”高幹子女狀況。

不久，“哈軍工”上報了《軍事工程學院政治部關於在院學習的高級幹部子女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

在學院的學員中，軍隊將軍以上及地方省委書記、中央各部副部長以上的高級幹部子女（包括一部分非直系親屬），男的有160人，女的有72人，共計232人，佔全院學員的3.3％。……這些高級幹部子女在學院的表現，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政治思想進步，生活作風儉樸，學習積極努力，因而成績優秀或良好的，約有63人，佔27.2％。第二類：思想作風表現一般，或雖有不少缺點，但能注意改進，艱苦學習精神不夠，但尚能及格，約有126人，佔54.3％。第三類：思想落後，學習成績很差，生活作風特殊，接受教育很慢，約有43人，佔18.5％。

報告里列舉了毛澤民烈士之子毛遠新、羅榮桓之子羅東進、粟裕之子粟戎生、羅瑞卿之子羅箭、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周文龍之子周海燕、炮兵學院院長高存信之女高莉莉、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解方之子解延風、駐芬蘭大使甘野陶之女甘川文、軍事科學院副秘書長李夫克之女李曼俊，這些都是在群眾中有良好影響的品學兼優的高幹子女。

報告中說，導彈工程系的高幹子女最集中，在該系又集中在兩個專業里。原因是認為高幹子女政治上可靠，而將他們過多地分配在尖端絕密專業學習。事實證明，凡是幹部子女過於集中的學員班，上述問題就多。有的高幹子女原來表現並不壞，但由於互相影響，而表現變差。

毛澤東對哈軍工和總政工作組一起整理的《軍事工程學院學生中高幹子女的一些情況》不滿意，認為太簡單了，特別對表現差的高幹子弟輕描淡寫，沒有教育意義。指示哈軍工馬上重寫。

總政治部急電哈軍工領導，要求在重新上報的報告中，對差的典型，該點名就點名，不要有所顧忌，否則，不能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引不起全軍的震動，對教育高幹子女沒有好處。

於是，哈軍工政治部主任張衍帶領一班人馬，加班加點，幾易其稿，重新寫出《關於在學院學習的高級幹部子女情況的報告》，哈軍工黨委成員心情沉重，沒有時間去仔細琢磨，連夜討論通過。在時隔一周之後的4月16日，匆匆上報中央。

到5月下旬，中央領導同志和全軍的高級幹部都看到了總政轉發的這份材料，“哈軍工”高幹子弟中的問題被全方位曝光。這大概也是毛澤東指示“哈軍工”要交一份詳細報告的初衷。

總理聽了以上反映后認為：這些情況雖系孩子們講的，情節不一定完全屬實，但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必須引起領導上很好的重視。並指出：這樣做，對子女、對學校全沒有好處，造成幹部子弟的特殊化，降低了學生的質量，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對突破尖端，攀登科學高峰，將受到極大的影響。這種做法，資產階級都並不提倡，而是封建社會特權思想的一種反映，應立即糾正。今後軍事系統的高等院校錄取新生，一律要經過嚴格的入學考試，不能徇私、特殊、“走後門”。軍事工程學院今年招收的學生，凡未經考試錄取的，一律要補考，毫無例外，考試不合格者，一概不予錄取。責成軍委主管部門組織專門考試委員會，並吸收教育部派人參加監督考試。

在文件的第三部分中，除了傳達羅瑞卿的建議和指示外還印發了軍委辦公會議的決定。這一文件印發給軍隊少將以上高級幹部的同時，中央辦公廳還轉發給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省市委書記閱讀。《關於幹部子弟在軍事工程學院就學的一些情況及總理的指示》，軍委辦公廳文件，1961年7月30日。

1961年夏天哈軍工這場招生風波震動了全國和全軍，竟把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和羅瑞卿總長以及軍委其他領導卷了進來，他們不得不親自出面處理，而且從此改變了報考軍校全靠組織保送這種不合理的招生制度。這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可是絕無僅有的事例。

劉居英對某些首長“得罪不淺”，他的“禍”可就闖大了。哈軍工成為高級領導幹部心中一塊不敢隨便逾越的“雷池”；要想讓孩子進那兒讀大學，可不是鬧著玩的，弄不好要通報全國、全軍。全軍少將以上的領導幹部都雙目炯炯，神態冷峻地注視著哈軍工。評頭論足者，心懷不滿者，大有人在，哈軍工與中國黨政軍上層的關係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

周總理親自召開幹部子女座談會，為哈軍工幹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操心勞神，這給學院的各級領導幹部以深刻的教育，院、系首長更加重視越來越多的幹部子女的教育培養工作。1961年秋季開學之後，各系都分別召開了幹部子女座談會，表彰先進典型，有針對性地解決思想問題，同時院系幹部也不斷地總結經驗，克服簡單急躁情緒和片面認識。應該承認，對於教育幹部子女這個特殊的青年學生群體，哈軍工的各級幹部多年來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和心血。

1962年10月，哈軍工政治部調查了全院的地方13級以上，軍隊上校以上近500名幹部子弟學員的情況，並向院領導提交了調查報告，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到學院在教育幹部子女的問題上取得顯著的成績。絕大多數幹部子女學員注意政治學習，聽黨的話，擁護社會主義，進步較快，70多名黨員中有80%是來到哈軍工后入黨的，他們都成為黨團支部的骨幹，有的當了班長、副班長和革命軍人委員會委員，成了基層幹部的好助手。

報告中表揚了一批幹部子弟中的先進典型，除了羅東進，還有毛澤民烈士之子毛遠新，林伯渠之子林用三，陳毅之子陳丹淮，粟裕之子粟戎生，李克夫之女李曼俊，湯平之女湯小平等人。同時也批評了個別幹部子弟政治上不上進，學習上不刻苦，“天不怕地不怕”，“像個刺蝟一樣”。有一個父親是上將的幹部子弟說：“媽媽講只要把身體鍛煉好，政治課學好，就行了。”於是他經常在學習時間去游泳、打球，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結果三門功課不及格，最後被學院作退學處理。

人民日報》為《將軍和兒子》一文發表社論

“陳東平案”之後，哈軍工的幹部子女學員以這個反面典型為戒，普遍加強了反對“自來紅”優越感的自我教育，學院也把教育幹部子女的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上，特別注意在幹部子女學員中發現好的典型。此時，原子工程系第十期學員解延風的優秀事迹被挖掘和整理出來，成為全院青年人學習的好榜樣。

解延風的父親是原志願軍參謀長、時任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解方將軍。解家的嚴格家教，使解延風成為人們交口稱讚的好學生，他在日記里有一句話：“決不躺在老一輩打下的江山上，得過且過地過日子，決不白喝黨和祖國的乳汁。”

1963年6月，《解放軍報》轉載了哈軍工校報《工學》的一篇通訊報道《將軍和兒子》，半年後的1964年元月3日，《人民日報》也轉載這篇文章並發表長篇社論，社論強調：“家庭教育是我們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在教育子女成為革命一代的事業中，父母擔負著義不容辭的責任。”社論最後說：“一切革命的父母，都應該充分認識家庭教育的重大的革命意義，都應該認真負起教育子女的神聖的歷史責任。”（《對子女進行階級教育是父母的革命責任》，1964年1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

中國最大的報紙、中國共產黨的黨報為教育子女問題發表社論，這還是第一次，似乎以後再沒有見過。於是，哈軍工和解延風成為那一年全中國家喻戶曉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