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光

黃曉徠光1984年畢業於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原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后留校任教。1986年獲得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在華的獎學金赴荷蘭讀MBA，1988年返滬任教。后離職先後去美資庄臣公司做品牌策劃與管理、在外灘籌建荷蘭銀行上海分行、荷蘭銀行新加坡分行工作，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荷蘭銀行被評為最佳在華外資銀行。1998年夏天，黃曉光回到上海，負責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的企業銀行業務。2008年黃曉光以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身份獲得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年度金融家”榮譽。

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花旗中國行長黃曉光是首批外資法人銀行總行中的第一個本地行長。2007年4月2日，花旗中國的開業儀式上，花旗中國企業銀行業務負責人黃曉光被任命擔任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一職。

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對60多家駐滬外資銀行的排名中，花旗名列十四。在1999年底，花旗的排名已經躍居第一了。

之後外資銀行在中國格局有所變化，但花旗一直處於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絕對第一梯隊中。

有傳言稱，黃曉光職業生涯的下一站可能是摩根大通（中國），但具體職位仍不得而知。時任花旗（中國）行長黃曉光曾在3月中旬對本報記者表示：“當外資銀行不可能像中資銀行那樣在全國各地開設分行的前提下，我們的生存之道是走複雜和創新產品的道路，產生比較高的收益，所以本地企業，尤其是要國際化發展的企業和對其自身財務要求比較高的企業，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這將是今後五年我們在中國的策略和目標客戶群。漸漸會形成這樣的分工，就是中資銀行願意提供錢，外資銀行願意提供更具有含金量的諮詢和顧問服務。”顯然，他更看好外資在中國的投資銀行、財務顧問等業務的發展前景。

篳路藍縷時有鮮花

――花旗銀行上海分行黃曉光行長自述教育背景和職業發展之路

“不論在好的時候還是壞的時候，堅持做，有一天，冷不丁你發現自己已經在別人前面了。“

我是在1980年參加高考的，此前在一家生產外貿商品的工廠里做工，製作裘皮大衣上的皮草毛。我中學畢業的時代，還沒有考大學的機會。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但是規定必須拿著單位的介紹信去報名。我是廠里的先進工作者，領導不肯放人。捱到1980年春，我再次懇求領導：“就給我一次機會吧，如果考不上我就不考了。”適逢廠里正要給表現好的前1%的工人加工資，領導明確地告訴我：“如果你去考大學，這個機會就輪不到你了。” “那我還是得去試試，”我說。領導最終答應了我的請求，但附加條件是：一不能請假，二要保證完成生產任務。因此，我的整個高考複習基本是在公共汽車上完成的。由於我所在的單位是一家外貿系統的工廠，加上有規定只能報考系統內的大學，於是，上海外貿學院便成了我唯一的選擇。1980年7月我終於如願以償地考取了上海外貿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

1986年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在華設立獎學金，我有幸考取了這一獎學金，去荷蘭商業大學讀MBA。1988年年底返回上海外貿學院任教。

作為新畢業的MBA，總是躍躍欲試地想在真實的商業領域裡驗證自己所學到的技能。不久，我辭職去了美資庄臣公司。八十年代末外商投資很少，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鎔基親自帶團招商引資，庄臣投資了6000萬美元，是當時金額最大的一筆外資引入。

加入庄臣后，我被安排到每個部門都實踐一段時間，就像管理助理一樣。先在市場部，學習做品牌管理，內容包括怎樣做廣告，做計劃，以及做市場推廣、定位和研究。之後轉到銷售部，在那裡我學會了怎樣做渠道和分銷。最後一站是到計劃財務部，學習做財務預測。在這些部門實踐過後，我開始負責做商業整體運作資料，內容涉及營銷預測，市場分析，銷售業績，生產計劃和資金安排，以備總經理開月度例會之用。後來工廠越做越大；而我，已經熟悉了公司的整體運作，開始渴求更大的挑戰。

在庄臣工作了一年多后的一天，我在從青島回來的機場遇見了一位叫陳桂花的朋友，她在荷蘭銀行工作。適逢荷蘭銀行要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經她推薦，我進入了荷蘭銀行。儘管當時我對銀行知識毫無了解，但是敢於嘗試新的東西。進入荷蘭銀行后，老闆把在外灘籌建上海分行的任務交給了我。從選址、裝修，到招聘、培訓新員工，所有的基礎工作我全部承擔下來。漸漸在銀行工作中得到樂趣。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小高潮，上海的兩座跨江大橋南浦、楊浦相繼起建，其他大型基礎設施如電廠也開始動工。荷蘭銀行積極投身了這股經濟建設大潮。有我參與的由荷蘭銀行和浦發銀行共同發放的外高橋電廠貸款，是“解放后第一個由外資銀行牽頭的銀團貸款”，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參加了簽字儀式。在以後的幾年裡，我陸續參與了一些有影響力的項目的談判，例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簽字儀式的西太平洋煉油廠項目。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荷蘭銀行被評為最佳在華外資銀行。

完成了諸多項目后，荷蘭銀行給了我去香港培訓的機會，我第一次親身體會到，上海和香港的金融市場存在著較大差距。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但怎麼著手呢？受惠於我先前做過老師的經歷，我很快就找到了合適途徑。那時，香港銀行工會學校課程設置齊全，在香港銀行界享有很高聲譽，以致參加過培訓的人都會在名片上特別註明一條：“通過香港銀行工會培訓”。我買齊了所有科目的培訓教材，那套書非常昂貴，幾乎相當於我在香港的七、八個月的津貼。買下書後，常常徹夜啃讀，周末節假日都不肯休息。遇上有問題時就請教別人，然後在工作中體會消化，不知不覺中就長進了。受訓結束返回上海親友都嘲笑我：“從香港公派回來的人都會帶上幾大件，而你怎麼買了一捆書？”事實上，在那一個時間段，我積累了比別人更多的知識，在專業知識方面猛長一截，工作中也感覺比過去自信很多。

在荷蘭銀行工作了四年多后，我得到了一個去阿姆斯特丹做銀團貸款的機會。但是在我已經填好了所有的表格后，新換來一個老闆，了解到分行的運營狀況后，他說：“黃，你不能走，你走了分行的業務就怕難維持，你得再留一年，幫我建立起一支隊伍。”於是，我又留下來，幫上海分行做好人員的配備和培訓工作，建立起一支業務團隊。一年後，也就是1996年，我獲得了去新加坡分行工作的機會。

人生總是充滿了機緣巧合。1988年，在新加坡的一個餐廳里，我偶然遇見了在上海分行工作時的頂頭上司，荷蘭銀行的中國區總裁Bob McCormack先生。他來自於花旗，那時又回到花旗擔任新加坡區域總裁。分手時，他叮囑我給他打電話。我沒打，可能那只是一句客套話。沒想到，兩星期後他讓秘書打來電話，在電話里他質問我為什麼沒打電話給他，然後要我馬上到他辦公室。放下電話，趕到他的辦公室。他說：“我們先不談。桌上是兩張去上海的來回機票，你周六去上海，禮拜天再回來。到上海見花旗中國區總裁John .Beeman先生。回來后我們再談！”這樣，我來到了上海，在花旗故辦公地聯誼大廈里，見到了已經在花旗工作了三十多年的John.Beeman老先生，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銀行家。他花了三個小時與我談花旗在中國的計劃。那時候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已經開始。聽完后，我問了一個問題：“您認為在當前，在亞洲已陷入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這些宏圖大略還能實現么？”老先生看著我，很真誠地說：“銀行的戰略，貴在堅持。花旗的戰略是基於經濟的現實情況和發展趨勢制定的，是早已定好的。中國是個很重要的新興市場，很多事情是要從小處著手一點一滴做起來。不論在好的時候還是壞的時候，堅持做，突然有一天，發現自己已經在別人前面了。”他接著說：“我現在需要有一個人來幫我做！”老先生的真誠打動了我。事實上，當時我已決定加盟花旗，不過我還是很有禮貌地回答：“讓我考慮考慮。”

回到新加坡，我馬上打電話告訴給Bob，他約我第二天吃午飯。我們去了Raffles Hotel,新加坡最早的一個飯店，古色古香。可是，人生中發生的事情總像是電影情節。就在我們坐定后，我當時的上司，荷蘭銀行新加坡區域總裁也來用餐，就坐在我旁邊的餐桌。他看到我很驚異，我說我以前的上司請我吃飯。同是新加坡銀行界的名人，他們此前也見過面。於是打過招呼，各自用餐。

一回到辦公室，我的上司就推開門進來，問：“曉光，你是不是要走？”我很詫異於他的直覺，他接著說：“剛才和你吃飯的是誰？那個人很忙，不會在沒用的事情上花時間的。”我解釋說只是敘敘舊，他瞪著眼睛，扔下了一句“I don't believe that!”就走了。

顯然，我必須馬上作決定，事實上我要做的只是如何說服我太太，她那時在新加坡有不錯的工作。經過商量，我們達成了一致：中國是個新興的市場，儘管有很大的風險，但是強大的經濟發展勢頭已經有所顯現。人生就是這樣，要敢於承擔風險，看準了就做。

不過要離開工作了七年的荷蘭銀行，於情感上並不好受。得知我辭職的消息，荷蘭銀行中國區總裁從香港打來電話，約我談談。事實上，在他到達新加坡的當天，我已經不是荷蘭銀行的人了。他說：“沒關係，我們還是可以談談。”回到荷蘭銀行，見到他，他說：“我調你去香港，那裡的消費金融部正好缺一個負責人。”我知道那是一個很重要的部門，“請不要離開荷蘭銀行。John Beeman 我也認識，我會和他打電話說明的。”我真的非常感激他專程從香港飛到新加坡，但是太晚了，我已經簽字了，我告訴他我要有信譽，希望他能理解。大概談了一個多小時，儘管不舍，可是總是要伸手說再見的。

就這樣，在1998年夏天，我回到了上海，負責起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的企業銀行業務。後來的一切證明，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中國在金融危機的時候頂住了。經過了困難的1999年，2000年一開始，中國的經濟又開始騰飛了。

1998 年，我來的那一年，看到在中國人民銀行對60多家駐滬外資銀行的排名中，花旗名列十四。在John Beeman老先生的帶領下，我們很紮實地做了很多基礎工作，花旗銀行廣受歡迎的產品，比如複雜的企業銀行業務，電子銀行業務，和個人理財業務都是從那個時候打下基礎。在還沒有人看好中國市場，在大家都認為太早的時候，花旗已經開始勤勤懇懇地工作了。事實上，在1999年底，花旗的排名已經躍居第一了。

究其原因，我想是有兩個：首先，銀行的發展離不開經濟，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對中資和外資銀行都創造了很好的機會。其次，機會不是給所有人的，機會是給時刻準備著的人的。花旗在John Beeman的年代，在最困難的年代，已經在辛勤地耕耘了，已經把種子播了下去，當氣候，土壤條件一適合，它就長出來了。

如果說從1998年到2000年是花旗奠定基礎的階段，那麼從2000年開始，就是花旗的發展階段。在2000年，中國經濟開始走上一條快車道，花旗集團中國區的領導也相應地做出調整，年輕的施瑞德先生(Richard Stanley)調來任中國區行長。新總裁的到任充分發揮了中國區總部在上海的優勢，他高瞻遠矚，適時地調整了花旗集團在中國區的發展戰略，決定了我們必須要做什麼樣的銀行，要在什麼領域走得更快，及時提出了我們要做中國最有實力的外資銀行。這個戰略的提出使得我們的產品投放和資源配置也發生了變化，花旗開始大張旗鼓走上了快車道。而我，則領導了整個上海分行，分管了中國區的企業銀行業務。

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的業務量在所有外資銀行的分行中佔據首位，除軟體公司之外，我們現有員工超過500人。並且我們在重大複雜的項目處理上也有相當大的突破。在過去的五年裡，中國共有五個投資超過十億美元的大項目：上海通用汽車，上海BP工廠，漕河涇的巴士孚，南海油田，和南京揚子石化，花旗擔當了其中三大項目的財務顧問。2004年4月，我們對中國聯通做了金額為7億美元的銀團貸款。這個項目是中國本土規模最大的外資銀團貸款，被IFR（International Finance Review）評為“亞洲年度交易”。2005年3月，我們剛剛簽定合同向上海港集裝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億元人民幣的銀團貸款，這是外資銀行被允許開展人民幣業務之後的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外資銀團貸款。在企業銀行領域，花旗可說是領頭羊。不僅如此，花旗還開啟了諸多新領域。在中國市場上，花旗是第一家開展電子銀行業務，第一家獲得衍生產品經營許可證，第一家開辦零售銀行，第一家開通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

應該說施瑞德先生在2000年初制定的戰略對於花旗能在最近的五年裡在如此廣泛的業務領域內一直保持著領先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在2005年，施瑞德先生升任為花旗集團中國區的首席執政官，在他的領導下，花旗集團正在迅速整合，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調適自己，銳意進取。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相信花旗的業務也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