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李銅鐘的故事

清明時節，新上任的地委書記田振山冒雨乘吉普車前往偏僻的山區小縣，參加李家寨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銅鐘的平反大會。發生在19年前的往事又出現在他的眼前：

1960年春，李家寨的“大躍進”，給國家上交了幾百方斤公糧；“反瞞產”，又挖走了社員們的10萬斤口糧，李家寨近500口人斷糧己經7天了。十里鋪公社書記楊文秀，原是一個文采出眾的小學教師，可是他並沒有把自己的才能用在腳踏實地的工作上，而是把全部精力用在揣摸上級意圖和工作中搞“花架子”上。出生在逃荒路上、在朝鮮戰場上又失去一條腿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銅鐘，拖著一條七斤半重的假腿，三次到公社要統銷糧都無結果，只好向縣委寫告急言，結果又石沉大海。正在這時，有人報告口糧問題解決了，李銅鐘滿懷希望地趕到公社，結果又受到愚弄。公社書記楊文秀帶他們參觀、品嘗的“代食品”，說是用紅薯秧和玉米皮，通過“化學”的方法製成的。結果柳樹拐大隊支部書記劉石頭告訴李銅鐘，這是他為了逃避挨整，用一半粉芡和一半玉米面做成的，藉此哄騙楊文秀的。李銅鐘萬般無奈，找到靠山店糧站站長、在朝鮮戰場上失去一隻胳膊的老戰友朱老慶，借出5萬斤糧食，去救全村鄉親的命。兩人都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他們在借條上莊嚴地按上了自己的指印。劉石頭率領柳樹拐的社員在前往卧龍坡火車站逃荒的路上，途經李家寨，李銅鐘指揮人們支起三口大鍋，讓逃荒的鄉親吃上一口熱飯。公安局以“搶劫罪”來抓李銅鐘時，他平靜地勸住保護他的李家寨人，投案自首去了。在縣法院審訊庭，李銅鐘見到坐在審判席上的縣委書記川振山，喊了聲“田政委，救救農民吧！”便栽倒在地上。在卧龍坡火車站，田振山勸回逃荒的農民，下令打開全縣的糧倉。田振山因此被撤職，接受批判。昏迷了三天三夜的李銅鐘，終因積勞成疾，心臟停止了跳動。

田振山在李銅鐘的平反大會上動情地說：“記住這歷史的一課吧！戰勝敵人需要付出血的代價，戰勝自己的謬誤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價。活著的人們啊，爭取用較少的代價，換取較多的智慧吧！”

李銅鐘的生活原型是一位複員殘疾軍人、共產黨員、敬老院院長。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災荒歲月里，他帶領農民開倉借糧，保住了全村男女老少的生命。事發后，社員為保護他，爬上房頂為他放哨。張一弓了解到這個故事後，抑制不住創作的衝動，想寫一篇通訊表彰這位救民於水火的共產黨員。一位好心的編輯勸他先放一放，等有機會發表時現寫。就這樣過了1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實事求是之風，撥亂反正，文學恢復了被窒息已久的現實主義傳統。張一弓才得以將埋在心底的記憶付諸文字。

1979年年底，張一弓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投給復刊不久的《收穫》雜誌后，被編輯選中推薦給了主編巴金。巴金看后非常喜歡。發表之前，按照當時的慣例，編輯部向作者所在地調查作者情況，徵求意見。地方主管部門領導認為張一弓有“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次打電話堅持不同意發表他的作品。還有人寫信揭張一弓的“老底”，也堅持認為這部小說不能發表。巴金力排眾議，不但將該小說發表在《收穫》上，且重點推薦。

李銅鐘

李家寨的黨支部書記。他出生在逃荒路上，十歲給財主做小長工，土改時任民兵隊長，抗美援朝成為志願兵，為祖國和人民流過血，獻出了一條腿。他質樸、忠厚，顧大體、識大局，有著高度的黨性、火熱的階級感情、強烈的責任感和人類良知。他堅持共產黨為群眾辦事就得實打實，不耍嘴把式，反對弄虛作假虛報產量。為拯救幾百口群眾的生命，他毫不遲疑地將個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甘心承擔嚴重後果，慷慨地自我犧牲。

老杠叔

李家寨的烈屬，“三堂總管”（三個小隊食堂的管理員）。他對共產黨有深厚的感情，忠誠善良，奉公守法，不論處境多麼嚴酷，都沒有和黨對立，甚至連怨言也沒有，仍然與黨同心同德，對社會主義懷著堅定的信念。

楊文秀

十里鋪公社書記，李銅鐘的頂頭上司。他是個弄虛作假的演戲高手，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級意圖並在三天內拿出符合上級意圖的典型經驗上。為了個人仕途，他宣布十里鋪公社兩年進入共產主義，提出“大旱之年三不變”的冒進口號。為了得到一紙“超額完成糧食徵收任務”的獎狀，他不顧村民是否吃飽。在李家寨斷糧多日的情況下，他卻向上級彙報李家寨缺糧的問題解決了，還要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支持困難社、隊，還回縣裡給的統銷糧指標。

朱老慶

只剩一條胳膊的傷殘軍人、共產黨員，和李銅鐘一塊打仗、挂彩，一塊進了榮譽軍人休養所，也和李銅鐘一樣過不慣被照顧的日子。他轉業到糧站，管了六年糧倉，比有兩條胳膊的幹得還好。當李銅鐘為李家寨的村民向他“借糧”時，他決心與李銅鐘共同擔責，把李銅鐘寫的借據上的“一人承擔”改為“二人承擔”。

田振山

縣委書記，一心為民的老革命，曾和人民有過血肉相連、魚水相依的關係。1951年，他把救災物品發到農民手中，把黨中央和毛席對人民的關懷送到人民心中。但是隨著環境的改變，他陷入了一個又一個沒有什麼實效的會議中，失去了和群眾的聯繫。

張雙喜

李家寨大隊隊長，為人風趣幽默。在楊文秀的施壓下，他從一個老實人變成吹牛能手，衛生評比大會上胡謅了“小毛驢養成刷牙習慣”的發言，居然得了“衛生先鋒”的紅旗，並且從此成為楊文秀製造“典型經驗”的材料袋。因為他謊報產量，導致李家寨被超額徵收了十萬斤秋糧。

小說是對20世紀50年代後期一段反常的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和冷峻剖析。“大躍進”運動，用熱情代替理智，用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律，“浮誇風”“共產風”成為衡量一個人政治立場的標準，形而上學成為一個人政治晉陞的階梯。其結果必然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必然會給共產黨的事業和廣大人民群眾帶來沉重災難。李家寨大隊群眾斷糧的悲劇，正是這一嚴重後果的有力見證。作者把冷酷的現實和崇高的理想結合起來，塑造了李銅鐘這個敢於抵制錯誤思潮、敢於為民請命的英雄形象，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浩然正氣。李銅鐘的英雄行為不是突然發生的。在大刮共產風、浮誇風時，他就一貫抵制左傾錯誤，要求把“反瞞產”多報的產量減下來。作者不僅歷史地顯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發展過程，而且也深入地揭露了造成這場大災難的歷史原因。

小說把悲劇性與諷刺喜劇性結合起來，整個作品藝術構思上，一場場“使人頭腦發熱，嗓門發癢”的喜劇背後都在醞釀著悲劇。李家寨斷糧，柳樹拐農民結隊逃荒，對於那些報導“豐收衛星”的號外，不消三天就創造出來的“典型經驗”，形成了無情的揭露和諷刺。作者沒有按照時間順序安排情節，而是將1958年以後發生的喜劇性事件、場景穿插、交織到1960年春荒的幾天中，構成了悲喜映照的藝術效果。同時，作者還通過正面人物的感受、議論，時而誇張時而含蓄的描寫，敘述和描寫中的反語，對應該否定的事物加以辛辣的諷刺或尖銳的批判。

語言風格

作者針對情節開展和在不同情況下刻畫人物的需要，採取多種語言形式，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揭示生活底蘊，把握和表現人物性格特徵。小說的語言時而語調平靜而深沉，時而幽默而辛辣，時而熱烈而冷峻，時而巧加比喻而又富於警策意義，運用通俗活潑的民間語言，如土語、方言和歇後語，哲理性的語言也時有出現。

獲獎情況

1981年，由《文藝報》編輯部主辦的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評獎活動中，初評小組一致推舉《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但當時文壇氣氛比較緊張，《文藝報》的領導對於“揭露陰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對於《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能否獲獎舉棋不定。張一弓所在的河南省也提出反對意見，有的意見甚至以加蓋公章的單位證明信方式轉送到上級有關部門，更指出張一弓是“文革”期間進入《河南日報》“革委會”的“三種人”，作品不能獲獎。儘管如此，以閻綱為首的初評小組堅持自己的意見不動搖。為此，《文藝報》專門到河南調查，雖然調查結果證明張一弓不是“三種人”，可以發表作品，但能否給獎仍不能決定。評選委員會向評委會主任巴金稟報了此事。巴金不僅同意該小說獲獎，而且力主列為一等獎作品中的第一位。後來，由於各種考慮，《人到中年》排在一等獎第一位，《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列為第四位。

文學評論家、前《文藝報》副主編、前《中國作家》主編馮牧：這是一篇力作，也是在文學創作上表現了新的突破的作品。一個作家，只有以嚴肅的歷史家和思想家的眼光，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對人民深摯的感情，才可能熔鑄出這樣的作品來。……可以說，在人物塑造和主題思想方面，《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基本上是無懈可擊的。

前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潘旭瀾：張一弓在《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里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認識、分析、評價、反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歷史，在題材、人物、主題、手法上有所探索，有所創新，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