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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濤
革命烈士
周洪濤 (1911―1940)，原名崇義，字洪濤，化名光波、必達、松林。陝西西安人。
“反帝大同盟”
周洪濤(右二)和友人
創辦《民意報》
1934年初，周洪濤受黨派遣回到西安，繼續黨交給的工作，創辦《民意報》，后被查封。
從事抗日救亡
1934年夏入上海蒙藏學院學習，並參加“陝西旅滬學友會”和“中國人民武裝自衛會”等進步組織，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參加抗日決死隊
1936年秋，黨組織派周洪濤前往米脂民眾教育館工作，同年秋，又調他到山西前線參加抗日，曾在薄一波領導的山西抗日決死隊任第四縱隊十二分校教官、民運工作團副團長等職。
從事學生運動
1937年奉派回西安，從事學生運動。
青年抗敵決死隊
1938年調任山西新軍青年抗敵決死隊第四縱隊十二分校教官、民運工作團副團長。
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初，調任太原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
同年6月8日，農曆五月初三，周洪濤和一名姓董的科長從太原平川出發，赴晉綏邊區八分區（當時分區專員為康世恩，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開會，途經交城縣上石沙村時突然與“掃蕩”抗日根據地的日軍遭遇，慘遭槍殺。時年29歲。
烽火歲月家書傳音信
周洪濤1939年書寫的家信
“近幾個月來，家裡沒有什麼變動吧！大人身體都健康吧！大蓋（原文如此）是因為政治部的經常活動不定，所以也沒有接到家中的一封信，我想一定是郵局沒有寄到。今後交通恐怕還要困難些，所以要是接不到兒的信時，希大人勿憂。我們住的是敵區，最近是來後方開會路過臨縣，便給家中寫了這封信。最近若能來信，可寄至山西交城岔八區專員公署轉太原縣政府交即可，若時局無甚大變化即可收到。以後我們那裡郵局若能通，那我們的交通就比較便當，我這次回去預備同郵局交涉一下，交涉好那就沒有什麼問題。”這封周洪濤寫給父母的信件，是由一個商人裝束的人捎回來的，另外還有兩句口信，說是叫家裡人不要給他來信，等他來信后再聯繫。從收到這封信后，周家老小就再也沒有了周洪濤的消息。
英雄兒女抗戰情景如昨
周洪濤的信件真實地反映了當年抗戰的艱苦性：“兒現在的工作比前更為繁忙，一方面負責四縱隊工作隊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負責太原縣一縣的行政工作，一天的工作真忙得人頭痛，尤其是行政工作，因為這裡是敵人統治的區域，縣城裡面還有敵方的漢奸縣長，我們經常連（原文如此）這些傢伙進行鬥爭，我們是本著保國衛民的精神替老百姓解除痛苦，為中國千百萬被鬼子屠殺柔（原文如此）躪而遭難的人民服（原文如此）仇除害，打擊鬼子剷除漢奸，所以鬼子雖然佔了這地方已經兩年多，但這地方的老百姓還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向著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令依然還能在敵區各地通行，在這些地方我們很明白地可以看到敵人想滅亡中國是不行的，只要中國人心不死，只要中國人內部能團結，只要我們能堅決抗戰到底，日本鬼子一定可以（被）打出中國去，在後方的人看不見敵人佔領區的真實情況，只看見敵人的飛機，只聽見敵人怎樣厲害，所以他們覺得中國沒有辦法，但只要他們在這裡把實際情況一看，他們就會看到敵人真沒有辦法，敢見（原文如此）我們再合（原文如此）他們抗戰兩年，恐怕敵人自己就要崩潰，這裡敵人的兵多半出發打仗時都哭，他們都說我們再不能回本國了，經常閑談時都很喪氣喊叫著想回去沒有法子，這是我們的工作同志在鬼子兵營里停（原文如此）差時親自見到的事實。這裡最可恨就是那些最不要臉的漢奸，一種是公開給日本人辦事害中國人，一種是自己不抗戰反而在後邊暗中搗亂，但是中國人總是中國人，這些人不過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對我們的工作並不能有多大損害，我們在這裡還可以很平安地工作著。”
數十年生死兩茫茫
周洪濤的這封信，一直由其母親（周蓮芳的奶奶）保管。在後來的日子裡，這封信先後為周生華、周蓮芳的入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周生華在蘭州工作后申請加入黨組織時，周蓮芳的奶奶將信交給了前來調查的同志，後來就存放在周生華的檔案之中。等到周蓮芳入黨時，這封信又調到了她的檔案中。周氏三兄妹當中，周蓮芳從未見過父親的面，她心中一直都想著怎樣才能找到父親。儘管沒有了丈夫的消息，但周劉氏（周蓮芳兄妹的母親劉孝貞）始終堅信自己的男人是革命的，她就是革命家屬，街道組織的縫衣服、做鞋等擁軍活動，她從不肯落後。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周蓮芳得知信的內容，越發覺得母親的想法是對的。最先急著尋訪的是周洪濤的父親，但一直沒有消息。到了1950年，老人在報上登了消息，結果就有人找到周家，說是周洪濤被困在延安，需要很多錢才能救出來，讓周家人送錢到某地，由他轉送給周洪濤。周蓮芳的姑父提醒老人說不要輕信來人之言，建議最好讓來人告知周洪濤的下落，由周家人親自去送錢，結果發現來人是個騙子，那人根本就沒有周洪濤的消息。老人一著急，犯了高血壓，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後來又有謠傳，說周洪濤“被當成叛徒處決了”，這個說法讓周家人更加擔心，從那以後，周家就沒人再敢提尋找之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周蓮芳尋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退休前，周蓮芳長期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有一次，她在山西的一個文史資料當中看到一篇文章，發現裡邊一些敘述和父親信件當中所寫的內容極為吻合。這個發現讓周蓮芳激動不已，她將這個發現趕快告訴給哥哥，兄弟二人也很高興。
近百封徵詢信帶來線索
儘管周蓮芳發現的文史資料和父親的信件內容有相關信息，但要在多年後尋找一個很可能已經去世的人，難度可想而知。知道父親在山西太原曾參加過抗日鬥爭，兄妹三人就以此為出發點，翻閱了很多文史資料，隨即就向武漢、重慶、四川、甘肅、廣州、北京、山西等地發了近百封徵詢信，儘管回信者人數不多，但獲取的信息還是讓兄妹三人激動不已。最先回信的是曾和周洪濤同在晉綏邊區八分區工作、時任山西教育學院黨委書記的肖平。肖平是西安人，畢業於陝西師範。在複信中，肖平寫道：“上周來信收到，翻印家信和照片一張拜閱后，我對您的革命的父親深切懷念……我和你父親在抗日戰爭初期，同在山西呂梁地區，反頑固鬥爭后改為晉綏八分區工作。”在信中，肖平又給周氏兄妹提供了幾個知道情況的人的名字和聯繫方式，很快，新的證明材料接踵而至，有太原市古交區文管所、原晉綏邊區八分區交城縣縣長任悟僧、原清太徐游擊隊四大隊二連連長張四本、睦聯坡“殉國烈士紀念碑”（照片）等。
親人的名字刻在烈士紀念碑上
越來越多的材料，清晰地勾勒出周洪濤光榮的革命歷程。周洪濤，原名崇義，字洪濤，1911年生於西安市。1930年，周洪濤考入西安中山中學（現西安二中）。“九·一八”事變后，西安各中等學校成立了“西安學生抗日救國總會”，周洪濤被中山中學學生推舉參加這個組織，並負責宣傳股工作。1933年上半年，周洪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西安秘密從事黨的地下活動。同年7月，陝西地下黨遭破壞，周洪濤逃離西安到達北平，參加了北平地下黨的工作和“反帝大同盟”。1934年初，周洪濤受黨派遣回到西安，繼續黨交給的工作，創辦《民意報》，后被查封，同年夏，經組織介紹，到上海蒙藏學院學習。1936年秋，黨組織派周洪濤前往米脂民眾教育館工作，同年秋，又調他到山西前線參加抗日，曾在薄一波領導的山西抗日決死隊任第四縱隊十二分校教官、民運工作團副團長等職，“晉西事變”后，我黨成立了晉西抗日民主政權，開闢了清（源）、太（原）、徐（溝）、陽（曲）地區的工作，遂派周洪濤擔任晉綏邊區八分區太原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領導清、太、徐、陽等地人民開展抗日鬥爭。 1940年夏，農曆五月初三，周洪濤和一名姓董的科長從太原平川出發，前往晉綏邊區八分區（當時分區專員為康世恩，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開會，行至交城縣上石沙村（現太原市古交區）不幸與向我根據地“掃蕩”的日本鬼子相遇，二人慘遭槍殺，周洪濤犧牲時年僅29歲。 1944年，晉綏邊區在周洪濤犧牲的上石沙村豎起一塊“殉國烈士紀念碑”，除了賀龍、關嚮應、林楓、康世恩等人的題詞，還刻有一千多名烈士的英名，周洪濤排在左側第十位。
跨越39年領父親“回家”
1979年4月，周生榮、周蓮芳和陝西師範大學組織部門的同志一同前往山西，尋找父親的遺骨。在睦聯坡村，兄妹二人親眼看到了高6米多的殉國烈士紀念碑，看到了父親周洪濤的名字。在父親犧牲的上石沙村，看到周生榮的老人都說“很像周縣長，只是沒有周縣長高”。在村裡老人的帶領下，周蓮芳和哥哥前往埋葬父親的山坡，由於時間已經過去了39年，老人們已經無法準確回憶起埋葬的確切地點，有人就按當地的風俗，點燃了一張燒紙，燃燒的燒紙在半空里飄蕩盤旋著，隨即大家就在燒紙一直盤旋的下方開挖，真是讓人難以置信，周洪濤就埋在這裡，直貢呢（音）的棉袍正是周洪濤下葬時穿的衣服。村人告訴周氏兄妹，同時犧牲的董科長在1952年被起走，而“周縣長可能無兒無女一直就沒有動”。 “當聽到當地的老人說這個話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淚刷刷地往下流，心裡說，對不起，爸爸，我們來遲了！”提到十多年前的事情，年過花甲的周蓮芳淚流滿面。由於當時認定烈士還有許多手續要辦，周蓮芳兄妹就將父親的骨灰從山西帶回來，將一部分骨灰放進了此前剛剛去世的母親的骨灰盒。1982年3月，周洪濤烈士的骨灰安放到了太原雙塔烈士陵園。 “陵園給父親開了一個專版，照片和父親生前讀的書都是我們送的，1998年我們周家20多口人去山西看望，我大哥大女兒的婆家在山西，每年回家去看一下，我總想把骨灰接回來。”除了父親的老照片，周蓮芳還保存著父親隨身攜帶的一個皮箱、一件睡袍，“都保存了40多年了，捨不得扔，總是個念想呢。”（本文采寫參考了《周洪濤烈士傳略》和張軍孝《周洪濤烈士》，謹此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