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山空難

“黑茶山”——曠世空難 我黨的巨大損失。

延安，毛澤東等許多軍政首腦都來到機場迎接，然而在聽到飛機到來的隆隆聲后，飛機卻又消失了。毛澤東焦急萬分。三天後，卻從晉綏邊區傳來了不幸的消息

赴延安參加中央整軍會議。王、博在重慶的談判中舌戰群士，為爭取國共談判據理力爭，使蔣介石……而葉挺將軍在皖南事變后被國民黨關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五年，面對如此有影響的焦點人物，延安城沸騰了，幾乎是萬人空巷，人們成群結隊趕往飛機場，歡迎幾位英雄，更希望一睹葉挺將軍的風采。

下午一時，中共中央領導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高級將領也來到東關機場等候。秦邦憲的愛人張越霞也帶著侄兒來到機場。當時，山霧沉沉，毛毛細雨淅淅瀝瀝。

人們翹望天空，急切地等待著，但一直不見飛機的蹤影。直到二時許，空中傳來了隱隱約約的隆隆飛機聲，歡迎的人們臉上立時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聲響，卻又自近而遠漸漸消失了。疑惑、焦慮與不安，籠罩著機場上每個人的心，但人們還是懷著希望，等候在濛濛細雨中，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慢慢散去。

毛澤東主席回到王家坪，在他的辦公室內踱來踱去，不時地從窗戶向外凝視著，霧嶺雲空，朱德總司令邁著沉重的腳步，也來到毛澤東主席身邊，他們一起分析、估計著種種可能。並向西安發電報詢問，五時許，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復，該機未曾返航。

在晉綏邊區政府所在地山西興縣，幾個老鄉上山砍柴，確發現了一架燒毀的飛機。同時，撿到了機身撞裂時飛濺出來的遺物，他們馬上將情況報告中共晉綏分局

早就應該到了，延安仍然沒有見到飛機。身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同樣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聲不響，默默地等待著。辦事處的同志們每走進來，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點消息。然而，又那裡能得到？

“可能天氣不好，沒能到了延安，在別傳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員小聲地解釋。

同志們都不肯放棄的希望，就是天氣不好而改變了航線或臨時換了降落機場。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飛機如果還在飛行，早已沒油了，不可能還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機場，但是誰都不說，大家又不肯放棄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等呀，等呀，飛機失事的電報終於來了！

周恩來接到電報時，兩道濃眉猛地抽縮聚攏，彷彿一陣錐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臉色在剎那間變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書臉孔上停滯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轉向電報紙時，顯得猶疑而艱難。周恩來的目光剛觸及電文，便顫慄了一下，那些鉛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樣攜著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開始抖動，嘴角哆嗦著，目光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朦朧，漸漸地，眼角開始閃爍。他突然把頭仰起來，眼皮微合。身旁的人們明白，他想抑制住淚水，可是，眼角那顆閃爍的淚珠越凝越大，彷彿是從心頭一點一點絞出來的，終於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無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於是，大家都垂下頭，默默地跟著流淚。就這樣過了一會兒，終於有人忍不住哭出聲來，大家也都失聲痛哭起來。

周恩來終於也跟著哭出了聲。

根據晉綏分局的安排，興縣行署立即派人將遇難者遺體，運至嵐縣東村鎮前庄大廟裡。晉綏軍區衛生部還派出了國際第六和平醫院外科醫生董炳坤等，認真地對全部遇難人員的遺體進行了矯形手術，經過五個晝夜的努力，完成了包紮矯形任務。

沿途的群眾紛紛祭奠並爭相抬運烈士靈柩，以報答這些幫助窮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們感慨地說：“和平停戰，就是這些恩人給老百姓辦的好事。”然而，他們卻不幸遇難，靈柩過處，千百群眾跪伏道上，攔路弔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4月13日，靈柩經過賀家灣時，已是深夜11時了，運靈的人們卻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見她偕同兩個小女孩提著酒捧著供品，在寒風中佇立街頭等待祭奠，為了等待烈士亡靈，她們一家已經在此等候一個時辰。150多里且崎嶇難走的山路，運送十七位殉難者的靈柩，僅用二十個小時，沿村參加抬棺的群眾達千餘人。

周總理說：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己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麼飛機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了 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周恩來的分析

對於“四八空難”周恩來總理一直心有疑慮。因為這件事情中有著許多的疑點。

1951年6月，他在接見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大時就曾對葉說：“關於你爸爸的座機為什麼會失事，過去說是飛機遇濃霧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們的人，其中還有我們黨的王若飛、秦邦憲、鄧發那樣的重要負責同志，當然還有你們的父親葉挺同志。葉將軍被國民黨關了五年，可他一出獄就給黨中央寫信要重新入黨。蔣介石是很生氣的，老蔣是什麼人，我跟他打交道時間很長，了解他的個性。他為排除異己，利用特務做手腳很容易的。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在機場迎接的人們己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麼飛機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了，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當然，周恩來的分析是有根據的。當時，興縣公安局參加清理失事飛機現場、直到把烈士遺體護送到延安全過程的幹部顧逸之，他當時給中央寫了調查報告，後來也曾寫過一篇《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裡面談及了關於在飛機失事現場以現的一些問題：

官方報告分析

根據飛機出事現場的調查和向當地各方面群眾的詢問，我在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曾作了以下分析：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墜毀，因為黑茶山側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撞山後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天上雲霧很濃，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駕駛人員可能是在這種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這架飛機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竟飛到東北方向來了，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來了呢？其中原因我們至今都不清楚，也無法分析。後來聽譚局長講，在遺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機長又是佩帶有飛虎臂章的飛行員。這些一直在我內心存疑。

將軍分析

根據這一切事實的分析，明顯感到事情發生的有所突然。現已在廣州軍區離休的葉正大將軍，憑他多年對導航系統的研究與周恩來的分析，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第一，飛機從重慶出發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飛延安，這中間有人登機檢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區，一切飛行和地面無線電聯繫都正常。隆隆的飛機聲延安機場都可以聽見了。正在準備著陸之前，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起作用了，使飛機不飛向延安，而‘竟飛到東北方向，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第二，當時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卻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說，黑茶山的天氣比延安的天氣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飛機是撞在黑茶山側峰巨石上的……才爆炸起火的……如果再飛的高一點，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飛機可以飛6000多公尺高，卻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顯然是國民黨特務利用檢查飛機時，在高度儀與羅盤上做了手腳，飛機的高度表和羅盤失靈了。第三，在遺物中有一份關於迷失方向的電報稿，這就是說，當時飛機已意識到迷航，地面指揮也知道了飛機迷航。根據這三點分析，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國民黨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將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了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上，飛機飛向延安到達甘泉地區后，磁羅盤和高度表同時失靈，致使飛機迷失了航向的高度。”

現代人分析（惡劣氣候）

對於這場災禍，有後人曾質疑，是天災？還是人禍？是自然原因還是人為的破壞？根據大量調查最終確認為不屬於後者。但又有人提出，這場災禍是不是可以避免呢？這就得從氣象角度分析，我們認為無法避免。一是由於當時國內的戰亂，全國的氣象觀測站點很少，機組人員無法掌握和了解當時的天氣狀況；二是由於當時解放區的經濟條件所限，延安雖然有了氣象觀測站，但是只能做一些簡單的、局部的觀測，遠遠不能滿足飛行的需要，更由於當時的通訊條件所限，飛機與地面失去了聯繫，地面無法指揮空中機組人員向氣象條件較好的方向飛行。另外，從山西呂梁山區50多年來的氣象記錄總結得出，在4月份由於受地形和大氣環流的影響，此時正是少雨、多霧、多風沙的特殊氣候變化時期，此時的氣象條件對飛行極為不利，當時附近又沒有備用機場和備用航道，在大霧瀰漫中與地面失去聯繫，僅靠外國飛行人員盲目飛行，後果可想而知。由於黑茶山釀成的千古大禍，這座高大而荒涼的無名山從此揚名。國家出版的地圖不僅特別地標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標出了它的高度，以示紀念。解放后，黑茶山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關心支持下，建起了“四八”烈士紀念館，這座特殊的山成為了激勵後人的精神豐碑。

湮沒在時空里的真相

1946年4月8日，在中國境內，發生了一次舉世震驚的空難——黑茶山空難（又名“四八空難”）。

作者：

f-103-6 失事飛機的殘骸

留下了一場曠世空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黑茶山空難”（又名“四八空難”）。

“飛機到延安上空時，因氣候惡劣不能著陸，乃改變航向，不幸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墜毀。同機的13人和美軍航空員4人同時遇難。”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記載都是按照這一口徑來敘述的。然而，“四八空難”的幕後真相究竟如何，而今又有了新的答案浮現於世。

“四八”烈士

先來說說乘坐這架飛機的具體有些什麼人呢？中共中央委員王若飛、博古（秦邦憲），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參謀李少華以及隨員魏萬吉、趙登俊、高瓊。還有美國飛行員蘭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Dallas Wise、邁歐M·S·Maier、馬爾TE·R·Martin三位上士。

這次空難機上17人全部罹難，其中有5位可謂中共黨內外著名人物:

王若飛，時年50歲，1922年入黨，是我黨早期活動家之一。抗戰勝利后，致力於國內團結，四次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與周總理一起代表我黨在《雙十協定》上簽字。

秦邦憲（博古），時年39歲，江蘇無錫人，1925年入黨。1946年2月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為政協憲章審議小組成員。

葉挺，廣東人，時年50歲，1924年入黨。抗戰時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后，被國民黨囚禁5年，1946年3月獲釋。

鄧發，廣東人，時年40歲，1925年入黨。抗戰勝利後任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

黃齊生，貴州人，時年69歲，知名老教育家。

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在唁電里寫道，他們的遇難損失巨大，使國家失柱石英才，人民失民主鬥士。

1946年4月19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林伯渠、賀龍等領導與延安各界3萬餘人在東關飛機場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澤東題寫了“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全國各地都對“四八”烈士也進行了沉痛的悼念。

震驚中外的空難事件

1946年3月4日，自從皖南事變后就被扣押長達5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終於獲釋。4月8日，奉命赴延安參加黨的整軍會議的葉挺攜夫人李秀文、長女葉揚眉和幼子阿九，與中共有關方面的負責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一同登上飛往延安的飛機。下午一時，中共中央領導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高級將領來到東關機場等候。秦邦憲的愛人張越霞也帶著侄兒來到機場。延安百姓更是成群結隊趕往飛機場，歡迎幾位英雄，更希望一睹葉挺將軍的風采。

當時，山霧沉沉，毛毛細雨淅淅瀝瀝。人們翹望天空，急切等待，但一直不見飛機蹤影。直到下午二時許，空中隱約傳來隆隆的飛機聲，歡迎的人們臉上立時現出興奮的神情。然而在飛機到來的隆隆聲后，飛機卻又消失了。毛澤東等人焦急萬分。疑惑、焦慮與不安，籠罩著機場上每個人的心。但人們還是懷著希望，等候在濛濛細雨中，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慢慢散去。

毛澤東回到王家坪，與朱德一起分析、估計著種種可能，並向西安發電報詢問。五時許，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復，該機未曾返航。

f-103-7 為“四八“烈士送葬的隊伍

運靈柩的隊伍十分悲壯，除了派來的戰士、幹部，大量的是周圍十里之內村莊挑選出來的青壯年民兵。路寬的地方用馬車拉運，上坡下坡路窄的地方全部人抬。回回山是必經之路，山道又窄又陡，無法並排抬著行走。前面只容一人背負棺木，跪著爬著前行，後面一人頂著，推著艱難通過。靈柩每到一村，村民們都要攔住燒紙祭奠。這樣一村又一村，翻山越嶺，15日凌晨，靈柩到達嵐縣飛機場附近。運送靈柩僅用了20多個小時，走完了75公里的路程，參加運送的隊伍達到1500多人。

沿途的群眾紛紛祭奠並爭相抬運烈士靈柩，以報答這些幫助窮人翻身的救命恩人。靈柩過處，千百群眾跪伏道上，攔路弔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f-103-5 圖為延安各界隆重舉行“四八”烈士追悼大會。

湮沒在時空里的真相

1998 年4 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作者是顧逸之。顧逸之早年在周恩來、李克農領導下工作，1946 年“四八”空難期間，他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四八空難”發生后，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給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在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月8 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覆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為製造爆炸的可疑跡象。

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飛到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當時在飛機殘骸中還發現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國民黨特務在儀錶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錶失靈，迷失航向。

但是當時苦於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共中央為促成國共合作，表現了極大的真誠以爭取和平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不給國民黨留下借口，在新華社當時發布的消息中說“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難的真相也就長期的成為一個鮮為人知的謎。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中國共產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共產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后，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中國共產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為了破壞中共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中共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錶，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加在意，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已有些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嚴重偏離了航向。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中共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其真相多年來也一度鮮為人知。

“四八”烈士紀念館補稱王若飛紀念館、“四八”烈士祠，位於興縣東南45公里的黑茶山腳下東會鄉莊上村。距縣城45公里，交通方便。紀念館建於1960年，建築面積378.7平方米，佔地面積1730平方米，整個建築座北向南，有大廳五個，大廳里陳列著王若飛、葉挺、鄧發等烈士靈位、遺像、悼詞、簡歷、記事碑等，陳列著烈士生前革命活動史料和圖片。王若飛等5位烈士及隨員的13塊石刻靈位（另有兩通石碑）分載著烈士簡歷和遇難經過：1946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一手包辦的國民參政會，公然徹底撕毀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和《東北停戰協議》。4月8日，中國共產黨代錶王若飛、秦邦憲因形勢嚴峻，不得不冒惡劣天氣，由重慶飛回延安向黨中央報告和請示。由於天空陰雨，飛機迷失方向，超越延安，於當日下午2時在興縣黑茶山山峰遇霧撞毀。遇難者有：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解放日報》社兼新華社社長、政協憲章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秦邦憲；新四軍軍長葉挺；葉挺夫人李秀文；中共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還有王若飛之舅父，貴州教育家黃齊生，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彭踴左以及隨行魏萬吉、趙登俊、高瓊（女）和葉挺之子與女、黃齊生之孫黃曉庄。為悼念烈士英靈，1978年建“四八”烈士紀念館，1999年黑茶山頂建遇難處紀念廳。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