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團

“日本開拓團”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為了真正佔領中國，日本向中國派來的組織，不光有軍隊，還有大量的移民。日本政府制定《向滿洲移住農業移民百萬戶的計劃》規定以20年間移民100萬戶、500萬人為目標。從1937年起，每5年為一期，移民戶數是呈遞增的，第一期為10萬戶，第二期為20萬戶，第三期為30萬戶，第四期為40萬戶。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期間，共派遣開拓團860多個、33萬多人。“開拓團”強佔或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收購中國人的土地，然後再租給中國農民耕種，從而使500萬中國農民失去土地，四處流離或在日本組建的12000多個“集團部落”中忍飢受寒，其間凍餓而死的人無法計數。

從1937年開始，20年內向東北移民百萬戶500萬人。20年共分四期，每期5年，第一期1937-1941年，計劃移民10萬戶（甲種移民6萬戶，乙種移民4萬戶）；第二期1942-1946年，移民20萬戶（甲種移民12萬戶，乙種移民8萬戶）；第三期1946-1951年，移民30萬戶（甲種移民14萬戶，乙種移民16萬戶）；第四期1952-1956年，移民50萬戶（甲種移民18萬戶，乙種移民22萬戶）。其中甲種移民又稱“集團移民”，系指由日本政府予以優厚補助並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種移民又稱“自由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補助、主要依靠民間實行的移民。

日本採取了“分村分鄉”移民的形式，即把日本國內的一個村或鄉作為“母村”，從中分出部分農戶組成“開拓團”，移到東北后建立一個“分村”或“子村”。“分村分鄉”逐漸成為日本向東北移民的主要方式，最後用這種方式組成的“開拓團”竟佔總團數的95%。1937年，日本還制定了向東北輸送“青少年義勇隊開拓團”的計劃。到1945年，日本向東北派遣義勇隊隊員86500人，共建立“開拓團”243個。本期共有85086戶日本移民進入東北，沒有完成第一期移民計劃。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制定了“滿洲開拓第二期五年計劃”，除補齊第一期沒有完成的移民2萬戶外，還要再向東北移民20萬戶，此外還要移出“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3萬人。但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到其戰敗，日本共向東北移民10萬戶，32萬人，遠遠沒有達到百萬戶500萬人的計劃。

日本向東北移民的政策，有其險惡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日本想藉此改變東北的民族構成，造成日本人在東北地區的人口優勢，反客為主，霸佔東北。

日本以“維持治安”為借口，將日本移民目的地宣布為“危險區”，將當地農民趕走了事。截至1943年，日本以這種方式逼遷東北農戶40771戶。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為止，日本通過偽滿政府和“滿拓”掠奪的土地高達3·9億畝，是日本國內耕地面積（600萬町步）的3.7倍。

眾多祖祖輩輩生活在東北大地上的中國農民被剝奪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給日本侵略者出賣廉價勞動力。1939年，三江省依蘭縣的“千振村”有日本移民348戶1160人，而充當他們佃戶和僱工的中國人有4379戶25548人，朝鮮人有360戶894人。另有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成了日本掠奪東北礦產資源的廉價勞動力。1941年，日本為掠奪珠河縣土地，以“維持治安”為名，將縣內所謂“危險地區”的600戶農民遷到鶴崗煤礦充當苦工，許多人葬身礦井。

雖然日本政府在1994年就已出台《中國殘留孤兒戰爭支援法》並對二戰遺孤進行援助，但即便是回國工作已達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按規定領取4萬至5萬日元的養老金。這在高居世界消費水平前列的日本，根本不能夠維持最低的生活支出。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截至2001年8月，已經有2767人被確認為“戰爭遺孤”，其中1265人判明了身份。已歸日本國永久居住的遺孤有2300多人，連帶他們的直系親屬共有9000多人回到了日本。 2002年9月23日，600餘名從中國回到日本的戰爭遺孤組成原告團，在日本東京都大田區民會館舉行“殘留孤兒國家賠償訴訟原告團結成總會暨誓師大會”，正式狀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棄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賠償。

日本在東北實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為試點移民、武裝移民和國策移民三個階段。

試點移民從1905年開始。持續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最早有組織、有計劃的試點移民是所謂的“愛川村”移民。從1913年開始，有著“勸業都督”之稱的日本“關東州”都督福島安正從山口縣玖珂郡川下村和愛岩村搜羅移民17戶，從新瀉縣弄來移民1戶，共計18戶43人移入金縣 新平在滿鐵附屬地內撥出4400公頃土地租給自由移民耕種，又從滿鐵的守備退役兵中擇人試驗。從1914到1917年，共網羅滿鐵退役兵34戶從事移民活動。從九一八事變後到七七事變前，為日本向東北移民政策的第二個階段，即“武裝移民”階段。東北淪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后，鼓噪向東北移民的各種論調紛紛出籠。

1932年1月。農林次長石黑忠篤、日本國民高等學校校長加藤丸治以及公主嶺農業實驗所所長宣光彥等人共同炮製了一份《滿蒙移植民事業計劃書》，提出以在鄉軍人為主體，在日本全國範圍內招募向中國東北移民的人員。2月，日本關東軍統治部制定了《日本人移民案要綱》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綱》，關東軍特務部制定《關於滿洲農業移民要綱案》。提出：“農業移民，是以在鄉軍人為主體。在警備上是屯田兵制的組織，具有充分的自衛能力。”6月，所謂“滿洲開拓之父”的東宮鐵難大尉向日本政府提出《屯墾意見書》，主張由在鄉軍人為主幹，編成吉林屯墾軍基幹隊。

8月，日本第6 3屆臨時議會通過了第一次向“滿洲”移民500名的方案，預算移民試驗費20.7萬日元。這種移民當時被稱作“拓務省集團移民”，又稱“試驗移民”、“國防移民”。由於這種移民招收對象均為在鄉軍人，按軍隊形式編組，並配發武器，因此他們更多地被稱為“武裝移民”，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向東北地區的武裝移民共有五次。參加第一次武裝移民團的493人於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稱“佳木斯屯墾軍第一大隊”，下設4個步兵中隊，12個小隊，還有炮兵1隊、機關槍1隊。1933年4月，侵入偽三江省樺川縣永豐鎮屯居，后定名為“彌榮村”。1933年春，日本第64屆臨時議會通過第二次移民預算費。7月，第二次武裝移民493人及8名幹部強入依蘭縣的七虎力，建立了名為“千振村”的移民點。第三次武裝移民團259人於1934年10月闖入濱江省綏棱縣北大溝，組建“綏棱開拓組合”，后定名為“瑞穗村”。1934年2月，謝文東在土龍山組織農民起義，打死日本移民39人，是為轟動一時的“土龍山事件”。事件發生后，日本移民團內部惶惶不可終日。為了給日本移民打氣，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關東軍在長春召開了“第一次移民會議”，西尾壽造在會議上強調日本向滿洲移民政策的“國策意義”。1935年5月，日本拓務省制定《關於滿洲農業移民根本方案》，決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內向滿洲移民10萬戶。10月，日本在國內成立“滿洲移民協會”，12月，在滿成立“滿洲拓殖株式會社”。1936年2月，第四次武裝移民中的268人竄入密山縣城子河，190人竄入哈達河。6月，第五次武裝移民正式定名為“集團移民”，共1000戶，侵入牡丹江省密山縣，與第四次移民定居地相毗鄰，共四地移駐，其中永安屯300戶，黑台200戶，朝陽屯300戶，信濃村200戶。

從七七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是日本向東北移民政策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最猖獗的一個階段，即“國策移民階段”。1936年4月，關東軍召集了有關東軍、陸軍省、拓務省、滿政府、“滿洲拓殖公社”、滿鐵、日本農村更生協會及“滿洲移民協會”等機構參加的“第二次移民會議”。5月，會議通過《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及其具體的實施計劃《暫行甲種移民實施要領案》。日本拓務省以此為基礎製成政策案，於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員會通過。8月25日，廣田弘毅內閣正式將“二十年移民百萬戶計劃”列為日本政府的七大“國策”之一；隨後，又“要求”滿政府將其列為三大“國策”之一。為掩人耳目，日本將“移民團”改稱“開拓團”，“移民事業”改稱“開拓事業”。

1937年8月，關東軍將“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改組擴大為“滿洲拓殖會社”，作為日本在東北的移民活動管理機關。同時又成立以關東軍高級軍官及偽滿大臣為成員的“拓殖委員會”，作為偽滿領導移民活動的最高機關。1939年12月，日本制定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被日本殖民分子視為其從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寶典”。1940、1941年，日本又制定了推行百萬戶移民政策的《開拓團法》、《開拓協同組合法》和《開拓農場法》。合稱“開拓三法”。

1徠950年日本政府對中國東北的未歸還者統計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特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未歸還者還有22187人。

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了《關於未歸還者的特別措施法》，將那些在居留在中國的未歸還者，一律宣告為戰時死亡，取消其戶籍。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1985年3月制定實施了一套針對日本遺孤的“身份擔保人制度”，規定即使是公費回國的日本遺孤家庭，必須徵得其日本親族的同意。然而由於各種原因，擔保人往往拒絕做“身份擔保人”。1989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入境管理修訂法》，規定遺華日僑歸國之際，只有與日本本土人有血緣關係的嫡子才能夠被帶到日本，而那些被收養的遺華日僑的養子、繼子則被排除在外。這就等於拆散了殘留婦女在中國大陸所組成的家庭。由於十位日本殘留婦女強行回國，被扣留在日本機場，引起了日本國內民眾的注意和不滿，迫於國內壓力，1995年日本政府制定並實施了《中國殘留邦人援助法》，日本遺孤的回國事業成為日本國家的責任。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提供的資料，從昭和47年至平成7年（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殘留孤兒有2171人，攜帶配偶和子女人數達7801人。

日本政府將日本遺孤分為兩類，即“日本籍殘留日本人”和“中國籍殘留日本人”。日本籍殘留日本人是指擁有日本國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並在中國大陸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擁有日本國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本人在中國大陸出生定居，直到現在仍然擁有日本國籍的人。後者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擁有日本國籍，現在擁有中國國籍，並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並定居在中國大陸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本人在中國大陸出生成長並定居在中國大陸，現在擁有中國國籍的。

日僑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國策移民計劃的一員，內蒙古。

殘留婦女是日本開拓團民的妻子、女兒和從日本派送到東北的女學生和大陸新娘等。由於她們的丈夫和親人大多在戰爭中自殺，戰死，病死。大部分由於自願或因為生存進入當地人的家庭，他們就以中國大陸的東北地區為家。後來一部分輾轉回國。

中國東北地區年產糧食約2000萬噸左右，其中農民全年所需食用糧約750萬噸，種籽糧400萬噸，同時還需負擔日本、朝鮮移民的口糧。此外，根據關東軍的要求，偽滿洲國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萬噸以上的糧食，每年8月中旬開始征糧工作，11月底結束。日本開拓團移民不需要交納農業稅費，同時按月領取口糧。有資料顯示，當時那個時候中國人吃米都是犯罪，更有甚者，“集團部落”只供給像動物飼料的“複合面”食品，變相的讓中國人自生自滅，而土地都被分配給日本來的“開拓團”……東北問題反映的是日本種族滅絕的既定政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東北的殖民統治機構及偽滿當局設立的企事業立刻土崩瓦解。在這一歷史的瞬間，分駐在東北各地的日本軍隊和散居各地的日本僑民害怕遭受報復，一片驚慌，漫山遍野亂竄亂逃，不知所措。

此時的日本開拓團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因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響，地處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鶴崗等地的開拓團成員在斷糧、疲勞和寒冷的襲擊下，許多人選擇了自殺。

1945年8月，黑龍江省方正縣成為日本開拓團成員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湯原、樺川、樺南幾個縣的開拓團團民集體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車回國，但是牡丹江的火車已經中斷，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縣境內。

準備經阿城前往哈爾濱的一些開拓團團民走到方正縣后再也沒有氣力往前走了，只好與先來這裡的湯原、樺川開拓團團民匯合，在方正縣伊漢通鄉吉興村原當地開拓團遺留的房子里暫時住下。

由於戰後秩序混亂，一個月過去了，滯留在方正縣的日本開拓團民仍然沒有看到任何船隻。這時，一場瘟疫伴隨著嚴寒悄然向他們襲來，一批批人相繼倒下。沒有傳染到瘟疫的人在嚴寒和飢餓的打擊下，也紛紛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雙方政府開始著手為二戰時期在華日本遺孤尋找血親。大部分遺孤都回到了祖國，但由於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日本遺孤從中國帶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難融入日本主流社會。這些遺孤們在歷經半個世紀的歲月後回到了自己的祖國，然而在他們的內心，這裡卻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2002年9月23日，600餘名從中國回到日本的戰爭遺孤組成原告團，在日本東京都大田區民會館舉行“殘留孤兒國家賠償訴訟原告團結成總會暨誓師大會”，正式狀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棄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賠償。

自佔領中國東北之後，“移民滿洲”一直是日本軍政兩界以及民間輿論所熱烈討論和期望的問題。1932年1月，關東軍統治部在奉天召開“滿蒙”法制及經濟政策諮詢會議，此次會議重點討論了“移民滿洲”問題。會後，關東軍統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綱》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綱》。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時間內，分別向中國東北移入武裝的“屯田兵制移民”1萬人和“國防移民”10萬戶；“屯田兵制移民”須優先選擇“滿洲”駐屯軍退伍兵，把具有軍隊組織和紀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為“移民滿洲”的尖兵。

1932年10月，在有“開拓團之父”之稱的關東軍大尉東宮鐵男的親自策劃之下，493名日本武裝移民進駐牡丹江永川鎮，第二年建成“彌榮”和“千翔”兩村莊，成為入侵中國東北的第一個移民團。也是在這年10月，關東軍正式出台了《對滿移民的全面方針和移民計劃案》。根據這個方案，移民團在中國東北的主要職能是：“在滿洲國內扶植日本的現實勢力，充實日滿兩國國防、維護滿洲國治安，並建立以日本民族為指導，以謀求遠東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說，“移民團”負有鞏固“國防”、維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軍事和政治功能。這一《對滿移民的全面方針和移民計劃案》，還將移民的具體方案定義為“特別農業移民”，方案規定：“特別農業移民是以退伍軍人為主體，在警備上相當屯田兵制組織，具有充分的自衛能力。”換言之，移民團是一個準軍事組織，是關東軍的重要補充。

根據上述方案，1932至1936年期間，日本一共向東北進行了五次“實驗移民”。有鑒於“實驗”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廣田弘毅內閣正式宣布，將大規模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決定向中國東北“二十年移民百萬戶”，即：“向滿洲輸送內地農業移民，以大致二十年遷入約百萬戶500萬人為目標，其計算方法按每戶農業移民的家庭人口為5人計算，計500萬人。”

該計劃自1937年開始實施。其“百萬戶移民”，又被分為“甲種移民”和“乙種移民”。所謂“甲種移民”，也稱“集團移民”，指接受政府的優厚補助、並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寬裕的移住地，目的在於使之成為未來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構成單位至少在200-300戶；“乙種移民”，也稱“自由移民”，指政府補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間實行的移民。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從1938年開始到1941年，大約16.5萬16-19歲的青少年被移入中國東北，以承擔起“充實國防，確保治安”的“職責”。也是在這一階段，“滿洲開拓團”的名稱正式出現。

“滿洲開拓團”的性質，用日本軍方的說法，是以人口增長完成“實力的培植”。軍方認為，過去之所以沒有實現對滿洲的完全統治，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採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導致無日本人實際勢力存在的結果。……（如果）日俄戰爭后就積極移入眾多邦人，這次滿洲事變就不致於發生，即使發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結束，因此，今後務必要把培植我之實力放在第一位”。其長遠目的，則在於使日本人在中國東北“永久性地住上500萬到1000萬”。

“開拓團”的另一性質，是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武裝力量的一部分。“九·一八”之後，日本在滿洲面臨兩大軍事力量的威脅，其一是東北境內的抗聯武裝和土匪勢力；其二是與之相鄰且同樣垂涎中國東北的蘇聯軍隊。尤其以後者之威脅最重。“開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負有建造“活人堡壘”工程的使命。“百萬戶移民”，絕大部分部署在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區和漫長的中蘇邊境地區。日本當局並以輕重之要，劃分了國防三線地帶——“國防第一線地帶”位於中蘇邊境，分佈在這一地帶的“開拓民”，是“作為對蘇防禦、作戰上的軍事輔助者，以及關東軍的協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際作為關東軍的後備兵力”，這一地帶的“開拓民”，佔了日本移民總數的五成；“國防第二線地帶”針對的是東北境內的反日武裝，分佈在這一地帶的“開拓民”，佔了移民總數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關東軍“鎮壓反滿抗日武裝部隊”和維持“滿洲國”的治安。“國防第三線地帶”是指指政治、軍事、經濟、工業、交通重地，這一地帶的“開拓民”分佈最少，主要起到保衛要地和輸送給養之責。

既然方正縣為日本“滿洲開拓團”立了碑，那麼，自然需要進一步追問：“開拓團”在方正縣留下了一段怎樣的歷史。

方正縣老區建設促進會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鬥爭史》一書記載，自1939至1943年，日本共向方正縣派出6個開拓團，總計1291戶，4828人。這些“開拓民”在方正縣幹了些什麼？筆者有幸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出版的《我的見證：200位親歷抗戰者口述歷史》一書中，讀到了一位方正縣老人對這段歷史的口述回憶。

老人名叫劉安發，1914年生人，日本“開拓團”歷史的親歷者，曾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參加解放軍，參加了解放戰爭和廣西剿匪，1953年因病複員回家。接受口述採訪的時間，是2005年4月11日，採訪地點，是在黑龍江省方正縣吉利村。老人的口述回憶不長，全文照錄於此，括弧內則是筆者的補充說明：

“我們這個屯是老屯，日本人來前，“滿洲國”政府叫我們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說收了重分，後來說是一餉給100塊錢，其後，能鬧10塊就不錯了。

（筆者註：通過“滿洲國”間接搶掠，是“開拓團”奪取中國百姓土地的主要手段）

康德八年（1940年），日本人就來了。在吉興南屯蓋起了“紅部”，就是他們“開拓團”的團部。他們叫“紅部”，我們就跟著叫“紅部”。那是個用紅磚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圍拉著刺槐。“開拓團”的團長就在那，他有隻狼狗，平時出來，就給他叼著公文包。

他們佔了我們的地，連山林都分了，不讓我們上山伐木頭，誰敢伐木頭，道口被截著，要挨打的。日本人是按班分的，我還記得，一班、三班都擱梨樹園那兒，橋西是二班，河南頭是四班、五班，東半拉建個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國人家，多半被遷走了，遷到專門的“部落”里去了。我們這兩個屯沒遷，留下給日本人為戶——日本人不會種旱田。他們種燕麥、大麥，用來喂馬。他們種的地是我們弄好的地，有壟，他們就順著壟撤籽，然後扒平，就等它自己長大，之後再僱人割。直到光復后，日本人也沒學會種旱田——他們說來“開拓”，實際上連我們的好地都不會種。他們吃的糧食是領的大米，高粱米他們不吃，穿的是國家發的黃衣裳，跟日本兵一樣。（筆者註：方正縣那些被強奪了土地、並被趕入“部落”的中國百姓的命運如何？從“部落”中死裡逃生的陶青山老人留下了珍貴的回憶，下面是回憶的部分摘錄：“我家是從伊漢通鄉遷來的。那年我4歲。我們這兒一共是8個‘部落’，我們家在‘二部落’。具體細節記不清了，只記得日本人佔了我們的地，我們全家5口，父母、兩個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跨一老牛車拉來了這裡。……來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來，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圍打起了大牆、炮樓，兩道門，進出都有人管，下黑后還有人敲梆子，管得很嚴。……我們這地方，當年有個名字叫‘挑灶溝’，這是我們當地的土話，意思是滿門死絕。‘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願意回憶，太苦了，太慘了，每想一次，都難受幾天。苦到什麼地步，全家5口人一個麻花被，白天穿，晚上蓋。當然不頂暖，那時冬天冷得要命，就烤著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這一件，誰出去幹活誰穿——那時，活得那麼難，誰還顧得上羞恥啊！……我是一直到光復以後，13歲時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時，一直都是光腚。我父親死的那年冬天，母親生了個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凍死的。牆是木杆和泥，裡外透霜，又沒東西蓋，沒奶吃，剛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訓練，扛著木頭槍，戴個鬼臉，嗷嗷地叫，練刺殺。不大點小孩都集中起來練。（筆者註：這充分證明，“開拓團”的主要職責不是經濟殖民，而是武裝侵略，開拓團是准軍事集團。）

我父親在我兩歲時就被鬍子抓走了，當時我們家就我母親、哥和我三人。沒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後來，村長劉坤說我，別都在外面扛活，一年連三畝地的莊稼都掙不回來，還是留一個在家種地。康德九年，我開始種地。當時，有能耐的人，和“開拓團”的日本人搞關係，弄點好地種。劉坤幫我找了一個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畝好地，一年下來，苞米、黃豆能收七八擔，交了之後還能落個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十年，我哥也在家種地了。那時我年輕，有力氣，幫日本人幹活，啥都干。割、鏟、種、收、扶犁、點種，啥都會，鏟地鏟整地，割地割一半。（筆者註：大多數“滿洲開拓團”團民都不親自耕種，日本作家島木健作曾走遍日本的“滿洲開拓地”，他在1939年說：“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讓滿人干農活兒的。”）日子當然還是苦了。吃的苞米糙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們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發現就是“經濟犯”。所以，逢年過節，家裡好點的，弄點吃的，都在黑夜偷著吃。我們屯裡有一個人，上親戚家時，吃了點“旱金子”，紅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時坐火車，不習慣，暈車，吐了出來。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當時就抓起來了。後來，好像被拉去做勞工，再也沒回家。那個年代，日本人管得嚴，連“把頭”也不能吃大米。

“開拓團”來的時候，我18歲。沒文化，也不懂事。他們佔了我們的地，我們就給他們為戶，要種地還要託人搞關係，當時我還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一下就變成下等人了？

我還算是幸運的。原來人住得散，溝里溝外，兩三間草房子，因為山裡有抗聯，日本人就歸屯並戶，把中國人遷到了“部落”里——我去過“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兒沒有井，吃溝里的水，也沒藥，那個地方叫挑灶溝，人差點都死絕了。

我們屯附近的人家都遷走了。那年頭要飯的多，每天都有。他們不敢到“開拓團”要飯，只能找我們——誰也不敢去“開拓團”要飯，連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我們屯有個曲慶貴，還是個富戶，幾頭牛有一次進了“開拓團”的地。被發現后，查下來，把牛扣住，把他們抓起來連打帶揍，當時劉坤當村長，好說呆說幫著給要回來。還有很多人家的豬什麼的跑到日本人的地里，當時就被打死了，還要把人抓去打一頓。

日本人也有好點的，比如五班老班長，我們上山拉木頭，他不管，後來就給撤了，說他不負責。還有的日本人，也挺可憐。南屯有一個日本大鐵匠，會給洋馬掛掌，跟我哥哥關係挺好，快40歲了，突然要讓他去當兵，他來找哥哥喝酒，唱得都哭了。快光復那年，除了殘疾，“開拓團”里的男人全都去當兵了。（筆者註：“開拓團”一開始就負擔著為日軍源源不斷提供兵源的職責，這一職責可區分為兩個層面：1、將那些服役期滿本應回到日本的士兵編入“開拓團”，可以省去長途勞頓，便於再次迅速徵召；2、自日本徵招的大量“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進入“開拓團”一兩年後，全部迅速進入了軍隊。）

我哥也被征去勤勞奉仕，上佳木斯給日本人修道基。我也給日本人修過飛機場，幹了一年，吃不飽，住席棚，下著雪，光腳還要我們干。“二鬼子”張嘴就罵，舉手就打。不少人都累死了。

光復前後，日本人眼看大勢不妙，開始逃跑。那段時間，我們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邊的“開拓民”，都經過我們這兒南下，想回日本。後來，老毛子部隊來了，好多日本人，有萬把人，就被困在這兒，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藥和手榴彈，集體自殺。（筆者註：對此，方正縣老區建設促進會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鬥爭史》一書也有記載：“（‘開拓團’團部的）幾處房子著了火，人們不去救。一家房前，從窗戶里跑出兩個孩子，後邊追出一個大人，用刺刀刺死了孩子，然後自己割腹自殺，倒在孩子身邊。稍大一點的孩子掙扎爬到房門口，房檐上的草木燃燒著的碎火塊掉下來將孩子埋上。一處火堆，人們往火堆里扔衣服、傢俱、被褥、毛毯等，還有步槍、子彈。一個男孩開槍射殺村頭樹上栓著的十幾匹大馬。”這種記載，同樣可以證實，“開拓團”不是單純的“日本平民”，而是一種准軍事化組織。）

日本人撤時，一般都先殺掉小孩和女人。婦人摟著孩子圍成一圈，日本兵從遠處向圈裡扔手榴彈，沒炸死的孩子，還要用刺刀刺死。我知道有一次，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按水裡淹死，20多個孩子呢！反而是中國人收養了那些可憐的日本孩子。光我們方正就有一千多個，後來，他們都回日本了。”

2011年7月30日經查實，方正縣投資50萬元一共建了兩個碑，一個是“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另一個是“中國養父母逝者名錄”，並已經得到國家外交部的允許。方正縣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王偉新說，“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國主義為達到長期佔有野心不斷向中國東北地區派遣開拓團民，實行殖民統治。

據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專家介紹，日本“開拓團”向中國移民始於1905年，分為“試點移民”“武裝移民”“國策移民”三個階段，移民人數不斷擴大。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日本在中國東北十餘年的殖民統治中，除農業移民外，還有政治移民、工業移民、商業移民、文化移民等，總人數達百萬以上。

王偉新介紹說，日本戰敗宣布投降后，尚在東北的各開拓團老人、婦女和兒童紛紛結隊出走，尋找回國途徑，當時部分開拓團民集結在方正縣，人數達1.5萬人。因長途跋涉、體力耗盡，加上傳染病流行，開拓團民紛紛倒斃，死亡人數超5000人，其屍骨被方正人民收集起來合葬在現在的方正地區日本人公墓。部分開拓團民輾轉回國，但仍有4500多名日本婦女和兒童滯留方正縣，方正人民則“以德報怨”收養和照顧了這些開拓團民，方正縣逐漸演變成黑龍江省華人華僑和歸僑僑眷人數最多的縣。

立碑主要是作為日本侵華戰爭的一個見證，將名字刻上去也是為了體現中華民族的胸懷，提醒後人要和平。目前，方正縣已經停止繼續調查“開拓團”成員姓名的工作，因為政府沒有太多的精力去做這個事情，能夠起到警示和教育意義即可。

王偉新表示，“開拓團”不等同於日本軍隊，他們是侵略者，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上並沒有日本軍人的名字，搜集的都是“開拓團”的逝者。

把開拓團民亡者的名字刻在碑上，是要讓來參觀的日本人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因為戰爭的原因埋在這裡，知道他們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今後方正縣將繼續利用好這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更多的中日人民以史為鑒、珍惜和平。

5名男子赴黑龍江砸“日本開拓團”碑

2011年8月3日下午3點30分左右，一條微博稱，前天，“湘軍五百”等5名男子從北京出發，於昨天到達黑龍江方正縣，將“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碑砸毀。事發后，5男子與當地民警發生衝突，后被帶到了方正縣公安局接受訊問。記者了解到，昨晚8點40分左右，5人已離開方正縣，準備乘火車回京。

8月4日下午5點多，湘軍五百（網名）、陳福樂等5名砸“日本開拓團”碑的男子抵達北京站。前天，他們趕到黑龍江方正縣，敲砸“日本開拓團”碑並潑漆（本報昨日報道）。他們表示，如果方正縣仍不拆碑，他們還會繼續去砸碑。

昨天下午，陳福樂等5人乘火車抵京。5人走出站后，站成一排向大家鞠躬致謝。陳福樂說，他們5人分別來自河北、江西、湖南等地，之前通過電話等方式聯繫，隨後決定共赴黑龍江砸“日本開拓團”碑。他們在哈爾濱會合，購買了油漆、鎚子等工具趕到方正縣。陳福樂等人表示，此次行動都是向單位請假后實施的，在京短暫休息后，他們將回鄉繼續上班，“如果方正縣還不拆碑，我們還會繼續去砸的”。

到達阜成門后，陳福樂等人召開了簡單的新聞發布會。“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童增向他們每人發2000元現金獎勵。記者發現，韓忠（網名）右胳膊上有多處劃破的傷口，他稱，這是在肢體衝突中弄傷的，“但都是小傷口，不礙事”。

2011年8月6日上午網友“執行長”告訴記者，原來立碑的地方，已變成了一堆碎的水泥塊和紅磚碎塊，堆了 近2米高。邊上一輛挖掘機正準備將這些廢料鏟入車中，然後倒進一個2米深的土溝里，周圍有近40人把守。

另外，在現場還能看出將石碑“連根拔起”的痕迹，雖然地面已被泥土和沙石掩蓋，但地面上還有一些明顯的“土坑”。

至於石碑究竟去往何處，現場網友們表示並不知情，只猜測石碑被車運走了，“不知道石碑去哪了，應該不是就地掩埋，因為地面上沒有太多的新翻出來的泥土，應該是運走了，然後用沙石把留下的坑給填上了。”該網友說。除去現場的一些廢料和地面上的土坑，建碑地點再看不出任何石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