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

2014年正月初五下午，交警一大隊的民警孟慶跟兩個民警像往常一樣在路上巡邏，巡邏至毓西路時，遠遠看見前方路上一個黑影，過往車輛行人都遠遠避開，直覺告訴民警，前方可能有群眾受傷。民警加大油門沖了過去。果然，一位老人俯卧在地上，過往行人很多，卻沒人敢扶，民警想都沒想，一個箭步衝到老人身邊，一看老人摔的滿臉是血，立刻撥打120，並慢慢將老人扶起來，救護車過來后，民警們又幫忙將老人送上救護車。

巧合的是，救護車到來之前，昏迷的老人蘇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小夥子你怎麼撞我？”令民警哭笑不得，幸虧民警執勤執法時隨身攜帶執法記錄儀，才得以還民警清白。記者提醒廣大市民，看到有人摔倒，扶是要扶，但一定要保留相關證據，不能讓好人心涼啊。

2015年4月18日，跟團到北京旅遊的周媽媽，在八達嶺長城腳下摔倒，面部朝下，十幾分鐘后，趕到的老鄉將她扶起送醫，但最終沒能搶救過來。49歲的周媽媽死因是摔倒時失去意識，面部朝下，嘴和鼻子貼地致使無法呼吸，腦重度缺氧，最終導致死亡。

福建省福州一家三甲醫院急診科醫生介紹，如果路上遇到有人倒地不一定要扶，但可以採取別的方式施救。從急救醫生的角度，“扶不扶”確實要根據現場情況而定，比如有人從高處墜下，如果產生了骨折，就不適合馬上搬動；如果搬動的是心梗患者，更有可能導致猝死。因此他建議，普通市民在遇到有人倒地后，可以根據現場情況來做判斷。

通常情況下，施救者可查看患者面色、呼吸是否正常，神志是否清晰，以此來對患者身體狀況進行判斷。如果患者清醒，市民可以主動詢問對方需不需要扶。如果對方同意，那麼可以扶起患者，將其移到空氣新鮮流通的地方，最好不要輕易改變患者的體位。

如果發現患者倒地后沒有意識，呼吸也不正常的話，應第一時間撥打120電話呼救求助，同時實施搶救，最好立即將患者擺放為仰卧位，解開患者上衣，並進行徒手心肺復甦。

據他介紹，心肺復甦有一個“黃金8分鐘”。人的心跳一旦停止，超過8分鐘就會出現腦死亡，處於植物人狀態，超過10分鐘的話搶救成功率幾乎為零。如果情況緊急，施救者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可以撥打120，告知接線員對方具體癥狀，在接線員的指導下進行正確的急救。

“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情節發展可謂跌宕起伏。從起先，女大學生袁某自稱扶摔倒老人被訛，並在微博上尋找目擊者證清白，到警方認定袁某承擔主要責任，再到袁某不服認定，申請複核，事件幾經反轉，讓“扶不扶”這一老生常談的社會話題再度佔據輿論的焦點，觸動了社會與民眾的敏感神經。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扶不扶”倒地老人屢次成為了公眾話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伴隨事件出現。原本最簡單不過的助人行為，卻因為“訛不訛”而要左右衡量，成為難題。不扶，於心不忍，扶了，唯恐被訛上身。是人心冷漠道德滑坡了還是壞人變老繼續刁難好人？是媒體呈現的“真相”放大了矛盾還是公眾審視的目光太過集中？扶還是不扶，為何成為社會難題？

“扶不扶”的問題不是簡單的道德命題

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問題近些年來一直被人們熱議。有人說不扶老人是社會文明的倒退，是社會誠信的缺失和國人道德滑坡，但是救助老人被訛的事情屢屢發生，並且還有升級之勢，這導致想做好事的人權衡得失后，選擇旁觀。摔倒老人的訛詐行為不僅是個別老人素質的低下，且這種行為和碰瓷不無區別，是一種違法犯罪。老人訛詐幾乎沒有任何成本，運氣好了不光有了醫療費，還可能有賠償，運氣不好沒有任何損失，也不會有懲罰。

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摔倒，你扶還是不扶？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給了人們答案。郝健(沈騰)結尾說的一句話，“這人倒了咱不扶，這人心不就倒了嗎？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來了”。

“扶不扶”的問題不是簡單的道德命題，其背後的實質是我們相關法律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助人為樂的人得不到保護，蓄意訛詐的人得不到懲罰，這更加助長了訛人者的氣焰。大多數人看到老人摔倒第一反應都會想著去幫扶，絕不會袖手旁觀，但是扶與不扶可能在每個人都會做一番心裡鬥爭，不扶的原因歸結到底還是害怕惹禍上身，不敢扶，扶不起。

“人跌倒不敢扶”，既是社會的尷尬，也是司法的尷尬。雖不能說“彭宇案”一定存有司法腐敗，但從南京人“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境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法律調整對社會的導向作用之大。同時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行政、司法的公正與否，主流社會所倡導的價值觀與其自身行為一致性，將直接影響到社會風氣的好壞。社會大環境影響人心小環境——社會大環境積極向上，人心就思善。社會大環境萎靡不振，人性就迷茫、迷亂。

在一個社會裡，當人們為了個人的一己蠅頭私利而不顧人間天理大德，無視社會公秩良俗，甚至昧著自己良心顛倒黑白的時候，不能不說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悲哀。悲劇的出現，折射出了社會價值體系的傾斜。當給他人幫助所獲得不是快樂，而是麻煩、痛苦甚至是災難時，誰還會主動伸出援手呢？

“訛人”背後的現實困境

在徠扶老人屢屢被訛的當下，許多人發出了“是壞人變老了，還是老人變壞了”的調侃之語。古人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現代文明之中，養老與醫療這兩個“倉廩”，是不是已經充足，很容易影響到人的脾氣、性格以及具體的行為。好的制度造就好的市民，好的社保培養好的脾氣。就像買了全險的車主司機，從來不會在剮剮蹭蹭的小事故中訛人或與人爭執——有了安全感，誰會去選擇當一名壞脾氣的人？

繼而，也可以這樣推論，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到較好的福利，我們的養老和醫療制度能夠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我們的醫保制度能夠確保起碼的公益性，我們公共財政經常性給公民發“大紅包”，社會中所有職業的收入差距都不太大，可能每一名社會成員都會更加心平氣和地去處理一些突發事情。具體到“扶不扶”這事上，如果人人有醫保，或者國家有專門的“老人意外險”，則也不會出現誰扶就訛誰的問題。

2013年底，有報道稱，北京要推出“老人意外險”。對於這份老年人保險，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李紅兵說，“如果確實存在訛人現象，也是因為老人出於自身保障體制不到位而不得已為之。他不知道自己這一跤要搭上多少錢”。我們的社會就需要這樣的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這不僅僅是社會福利提高的表現，能夠降低老人們的危機感，也能夠拯救正在滑坡的公共道德。

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也會影響該國的文明程度。如果福利制度中公平闕如，則難免會產生諸多因心理不平衡而造成的社會醜惡現象。一萬條誅心式的道德批判，也比不過一條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的制度建設。因此，在扶不扶老人這個問題上，我們當更多地去責備當下這個醫保不保和一半以上老人沒有養老保險的現實，然後不斷完善我們的醫療和養老體制。

如何化解“扶不扶”的矛盾與衝突

當看到老人摔倒，人們理應積極伸手援助。但是，這種善舉卻因可能“被訛”而讓更多人選擇旁觀。如何破解“扶不扶”難題，讓助人者不再糾結？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深耕細作、尋求解決之道。

一是建立健全公共社會保障機制。我們不能僅僅試圖用道德戒律來解決道德問題，“扶不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據報道，台灣島內有一公交站，大家等公交、上公交都不排隊，公交門一開，就蜂擁而上、異常混亂，儘管大眾譴責、媒體呼籲，可是這種混亂場面依舊，輿論一邊倒的批評台灣民眾文明缺失。直到幾年之後，這種混亂場面才消失，是公眾文明意識提高了么？有媒體調查發現，這條線路的公交車增多了，3-5分鐘就有一輛車過來，大家不用擠、不用搶就能上車，運氣好還有位子。這個例子對“扶不扶”問題很有借鑒意義。老人的訛詐也許並非由於其道德的低下，可能是出於對醫療費用的擔心，總之是為了轉嫁“成本”。如果建立健全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機制，把這種公共成本降下來，“老人們”不再為“錢”擔心，那麼，訛人的事兒也就會慢慢消除，畢竟古語有云：人之初，性本善。

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約束機制。第一點是基於“老人們”的角度來考慮，消除他們訛人的誘因和動力。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不排除“壞人變老”的可能，或者心理疾病的因素。那麼我們需要採取措施，保護助人者的利益。道德的約束不具備強制性，違約的成本可能僅僅是“對不起”“我錯了”“我道歉”，起不到懲治的效果。這就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來提升“訛人”的成本，從而約束他們的不良行為。因此，建議國家立法機關考慮制定出台相關法律法規，用法律武器打擊“訛詐”行為，保護助人之人，捍衛道德精神。

三是引領普及社會主義道德觀。自古以來，我國就是文明禮儀之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修身”排首位，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可見傳統文化對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視。在新時代，我們繼承和發揚了道德教育的傳統，尤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指明了價值追求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家庭、學校、媒體和社會機構等應當積極參與進來，構築一條完整的德育鏈條，傳播普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質，營造全社會崇尚道德、踐行道德的良好氛圍。相信在國家、社會、媒體、學校、家庭等各方共同努力下，法制昭彰、正義歸位，“扶不扶”將不再是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