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庸大學

馮庸（1901－1981）是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馮 庸與張學良同年（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兩人曾結拜兄弟。馮庸畢業於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空軍司令。1926年，馮德麟去世后，馮庸續父職擔任軍職。九一八事變后他加入中華民國空軍，軍銜累至中將。他拿出馮家幾乎全部家產創辦馮庸大學。

馮庸先生於1922年到1925年在原東北軍航空處張學良將軍的直接領導下。出任東北空軍少將司令。1923年4月16日由東北寧武先生介紹經孫中山先生回電同意馮庸加入中國國民黨。馮庸先生以大冶鐵工廠為基礎，成立大冶工業專科學校。又於1927年辭去原東北戰車總隊少將隊長一職，捐出巨額資金和豐厚家產，毀家興學，立志教育救國，獻身教育事業。1927年8月8日，馮庸將大冶專科學校正式改為馮庸大學，自任校長，明確提出辦學三綱：孝悌忠義，工業救國，受教育機會均等。校址在瀋陽市艷粉屯，即滑翔小區。馮庸先生在辦“馮大”期間曾舉辦過奉（遼）、吉、黑三省聯合運動會，並於1930年率東北三省健兒參加在杭州召開的第三屆全國運動會。這時全國輿論都稱讚其毀家興學之精神，許多青年莫不仰望其潔行與丰采。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1932年“一·二八”淞滬會戰起，馮庸先生為鼓勵青年、激揚士氣，又重組“馮大義勇軍”赴滬參戰。1932年到1937年“馮大”遷校進關后，又在原北平陸軍大學校址復校繼續辦學，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止，全部解散停辦。

馮庸是奉系軍閥馮德麟的長子。馮庸畢業於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軍空軍司令。1926年，馮德麟去世后，馮庸拿出馮家幾乎全部家產，著手創辦馮庸大學。當時馮庸認為，中國內憂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後。“工業興國，先育人材”，這是他創辦馮庸大學的本意。

1927年8月8日，馮庸大學成立。時年26歲的馮庸擔任校長兼訓練總監，其校址位於鐵西汪家河子村，即鐵西區滑翔小區一帶。馮庸大學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學，主體建築為忠樓、仁樓、中庸樓，三座樓用廊道連接，分設大學部、中學部、相當於初中的小學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該校擴充為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學生總數達700餘人。當時，馮庸大學是東北少有的幾所高等學府之一，他辦學義舉名揚於東北三省，成為顯赫一時的傳奇人物。

據馮庸外甥張文琦老人介紹說，馮庸的辦學宗旨是“造成新中國的青年”，即培養具有新思想、傳統的衛國與建國能力新青年。馮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正”即正行、正業、正思、正言、正視、正聽、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機會均等”。三是“工業救國”。當時，面對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嚴峻現實，馮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武裝青年思想和精神，從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馮庸規定，除課堂上應講授的課程外，人人都要受軍事訓練，每日實行強迫運動一小時，即便是嚴冬積雪，學生也要坐卧雪地反覆苦練，以增強學生體魄，培養其吃苦耐勞精神。當時，瀋陽人都把馮庸大學與東大營、北大營兩個軍營相提並論，稱其為“西大營”。

“九·一八”事變后，馮庸大學正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1931年9月21日，日本關東軍衝進馮庸大學，將校長馮庸帶走軟禁，並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當晚，馮庸大學大部分師生有組織地在馬三家子火車站乘車撤到北平。張學良特將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用來收容這些師生。日軍佔領馮庸大學后，將其改建成飛機修理試飛機場（即後來的滑翔機場）。

馮庸被日軍扣押后，先是軟禁在瀋陽大和旅館，勸降不成，又將他劫持到日本東京。后馮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逃離虎口，從上海繞道回到北平，繼續主持馮庸大學校務。1931年11月1日，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誓師成立。

1933年9月，馮庸決定將馮庸大學併入東北大學。馮庸和許多愛國師生繼續參加抗日活動。

馮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為做大事而散盡家財 的奇人”。他堅信發展工業可以救國，而發展工業基礎在於教育，“教育救國”成為馮庸的理想，為此他變賣家產，創辦馮庸大學，其不但為東北地區第一所私立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

由於家庭出身和社會影響所致，馮庸很早就從戎，歷陞官階，但他志不在此。他與社會民眾頗多接觸，深感民眾生活艱苦。當直奉爆發第一次戰爭時，身在其中的馮庸對內戰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馮庸曾這樣剖析自己的心態：“我個人19歲的時候就出去做事，在軍隊里服務，彼時抱著一種直線的思想，打算做一個愛國的軍人，把從前軍閥官僚的惡習氣，統統打倒。不過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戰爭的時候，我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就是有許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學，都因為戰爭而犧牲了，他們的壯志不但沒有做到半點，而且早早就把性命喪掉，實在可惜之至。我因為受了這種重大的打擊，知道戰爭的確是殘酷的，也實在是以亂亡國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種方針。”

在馮庸看來，偌大一個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國勢漸趨衰微，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後，要想改造這個混亂的社會，就得發展民族工業，培養大量的工業人才，走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1926年，其父馮德麟病故后，馮庸退出軍界（仍保留軍銜），準備興辦學校。

馮德麟作為奉系軍閥早期將領，20多年間，累積了龐大的家產。馮庸召集欠債的人，當眾焚燒債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當眾歸還地契，銷毀借據；再召集家人宣布，將馮家全部財產310萬銀元捐作馮庸大學的校產。當時人們對馮庸的義舉讚不絕口，有詩讚其“翩翩濁世佳公子”。

1927年春，馮庸大學破土動工，“晝夜加工，經之營之”，僅用四個多月的時間，即建成一座布局獨特，有教室、辦公室、宿舍達200餘間的大學校園。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學——馮庸大學在東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共招學生五班，預定數計180餘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禮，10月10日正式開學，自此以後，黃底藍星，燦爛光輝的馮庸大學校旗，飄揚在中國的東北三省”。

馮庸大學校長馮庸在貫徹民國教育方針的同時，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獨特的視角，創立了“馮庸教育主義”，即“三綱”、“八德”、“八正”、“教養”、“始基”。“八德”則是馮庸教育主義的主要內容。“八德”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種道德觀念。“八正”是“八德”的補充，是實 踐“八德”的方法。馮庸大學辦學方針是貫徹愛國主義的精神，以培養新人、改造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加強道德教育、實業教育、軍事教育和體育，並使它們結合起來。在進行這些教育的過程中，注重實用、實戰，著眼於培養道德純正、體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軍事、會技術的新青年，從而達到愛國、救國的目的。在馮庸大學牆上寫上了辦學宗旨“造成新中華的青年”，極力主張把愛國主義、民族自立貫穿於教育實踐中。馮庸大學的精神核心，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根基，貫徹愛國主義精神，關心國家的前途，關心青年人的前途。

隨著馮庸大學名氣日盛，所遵循的馮庸教育主義鋒 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引起日軍強烈不滿，將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1931年9月19日清晨6點30分，瀋陽城淪陷，整個城市頓時陷入空前的劫難中。21日下午4點，馮庸大學和東北大學及東北大學工廠，均被日軍佔領，日本兵在學校內進行全面搜查，搗毀了校舍、實習工廠、辦公設施等，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日本兵還蠻橫地強令學生們當天全部離校，不準再上課。

9月22日上午11時，日軍將馮庸大學校長馮庸逮捕監禁。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威迫被關押的馮庸出任東北領袖，組織滿洲獨立，並正式提出兩項條件：一是永遠脫離國民政府，宣布獨立國；二是承認日本在滿蒙一切已得權利。本庄繁還承諾，在軍力上由日方充分幫助，財政由滿鐵株式會社接濟，讓馮庸替代張學良主持東北政局。馮庸大義凜然，斷然拒絕：“因此若殺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為賣國賊”。日本人認為馮庸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暫時未對馮庸下毒手。馮庸通過來探望他的老師給學校傳遞了一張紙條：“馮大師生速到北平。”學生們開始準備前往北平。

很多人開始為解救馮庸積極地活動。最後在馮庸大學日籍教授岡部平太幫助下，10月3日日軍釋放了馮庸。幾經磨難，28日，馮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校務，籌備馮庸大學復校工作。1932年10月1日，馮庸大學師生在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復校，張學良參加了開學典禮。

1933年6月，馮家私產基本耗盡，馮庸大學再也沒有恢復學校的力量了。經張學良同意，馮庸將學校併入東北大學。此事在《國立東北大學廿四周年紀念冊》有如下記載：“1933年6月，馮庸大學結束，併入該校，所佔原陸軍大學校址，由軍委會撥該校校舍。”馮庸大學絕大部分學生各奔東西。他們有的報考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少數學生轉到浙江大學和河南大學。還有的回東北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繼續抗日，有的青年投考軍校，報效國家。

馮庸大學從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畢業生。作為東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的馮庸大學，歷時六年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