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窟

貧民窟的定義十分模糊。聯合國的貧民窟定義是最惡劣的住房條件、最不衛生的環境、犯罪率和吸毒盛行的窮人避難所。本·迪克斯說：“他們所處的情形各不相同。”在加拉加斯貧民窟中，這裡的住房非常牢固，但犯罪率卻比其他地方高，簡直可以稱得上無法無天。

19世紀20年代首次出現開始，貧民窟(slumdog)一詞一直用來指最惡劣的住房條件、最不衛生的環境。貧民窟是包括犯罪、賣淫嫖娼和吸毒、甚至是傳染病在內的邊際活動的避難所，是有可能造成多種傳染病肆虐城市地區的傳染源，是一個和正直、健康毫不相干的地方。今天，"貧民窟"這個統稱詞所指不明確，帶有貶義。這個詞有多層意思。在指更敏感的、政治上正確、學術上嚴格的意義時，很少用這個詞。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這個詞不再像最初時那樣具有貶義，而僅僅是指狀況比較差的或是非正式的住房。

在報告中，"貧民窟"一詞指各種低收入住區和糟糕的人類居住條件。貧民窟的定義簡單講就是"以低於標準的住房和貧窮為特徵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這樣直截了當地描述反映了貧民窟的主要的實體和社會特徵，但在這個骨架之上還需要添些內容。

貧民窟曾經是高尚的住宅區，甚至是人們嚮往的地方。但是，在原來的住戶搬到城市裡的新區和條件更好的地區后，貧民窟就江河日下了。漸漸地，房子在細分后租給了低收入的人，原來的房子的狀況也越來越差了。

2013年，貧民窟里的非正式建築非常多。貧民窟也迅速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貧困的最顯著表現。貧民窟有許多不同的稱謂，住房所有權的安排也各有不同。在所有的貧民窟，建築從最簡易的窩棚到永久性的建築一應俱全，有的房子的狀況甚至好到讓人驚奇。但是，大多數貧民窟都是缺少凈水、缺電、衛生設施和其他基本服務。

2013年，貧民窟可以分為兩大類--"希望的貧民窟"和"絕望的貧民窟"。第一類指有上升勢頭的居住區，大體上房子都較新，通常還是自建的。這類貧民窟在2013年進行了改造和修護。第二類指"走下坡路"的社區，環境狀況和服務水平都似乎不可避免地惡化。糟糕的是，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的貧民窟的歷史證明，缺少了適當的政府干預，希望的貧民窟會輕易地墮落成絕望的貧民窟。這種不斷自我強化的墮落過程可以持續很長時間。

2013年，一個聯合國專家組向決策者和各國際機構推薦了專家們認為對貧民窟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定義"。這個定義旨在使主要針對貧民窟居民面對的物質和法律問題的改善計劃定位更加準確。

專家認為，貧民窟是一個在不同程度上顯現以下特徵的地區：

·安全用水不足

·衛生設施和其它基礎設施不足

·住房建築結構差

·人口過密

·居住權沒有保障 提出以上特徵，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特徵是可以計量的，可以用來評測到2020年顯著改善至少一億貧民窟居民的生活這一千年發展目標的發展進度。

從20世紀5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農業人口的比例已下降了20%到30%。貧困的城市外來人口大都是從農村自願來到城市的，目的是為了發掘真實存在的或是設想存在 的經濟機會。一部分經濟機會是城市非正規部門的發展帶來的。市中心許多大型非正規和非法居住區的增長就顯著地體現了非正規部門的發展。在許多城市中，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口佔到全市就業人口的60%之多，通過提供產品和服務，非正規部門會很好地滿足同樣多的公民的需求。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非農業就業人口的78%從業於非正規部門，創造佔42%的國內生產總值。城市地區90%以上的額外就業機會在今後10年將產生於非正規部門的小型企業中。同時期，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市場鮮有增長，甚至是在萎縮。結果，非正規部門呈爆炸性增長，隨之而來的還有貧困和貧民窟的迅速發展。

政治衝突也會推動城市移民，不僅是在國內，還會跨越國界。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內戰迫使許多農村居民逃向相對安全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城市化。在20世紀80年代，約450萬莫三比克人遷到城市地區。

聯合國人居署預計，到2030年，非洲將不再是一個遍布農村的大洲，因為半數以上的人口將是在城鎮中--這一切轉變不過是用了一代人的時間。

但是，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遷移，不僅限於非洲。在過去40年，拉美經歷了迅速城市化的進程，2013年，75%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區。亞洲人口佔全球人口的80%，也在經歷城市化。2013年36%的亞洲人住在城市。世界上某些最大的城市，例如孟買、加爾各答、曼谷，人口超過1000萬，其中1/3到1/2人口住在貧民窟。

大量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遷移加速了貧民窟的形成。城市規劃和管理體系難以應付大量人口湧入。

2013年，全球約50%人口住在城市地區目，32%住在貧民窟，43%住在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重要的是要記住，雖然這些人不是都住在城市貧民窟里，但是，2013年全球50%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兩美元。聯合國人居署報告發現，"扶貧的效率讓人失望，有兩大原因。許多最貧窮的國家經濟增長極小；不平等狀況持續不斷，阻礙窮人參與促進經濟增長。

雖然對全球城市貧困問題沒有可靠的評測，普遍認為2013年城市地區的貧困狀況少於農村地區。但是，2013年全球城市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農村。在實施結構性調整計劃的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國家的城市貧困一直在加劇，結構性調整計劃經常對城市經濟增長、正式就業機會造成不利影響。城市地區貧困和營養不足的絕對人口正在增長。同樣，城市地區貧困和營養不良的人口在全局中所佔比例也在增長。總之，貧困正在向城市發展，2013年稱之為“貧困城市化”。

居住權缺乏保障是貧民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居住權沒有保障，貧民窟居民沒有辦法，也沒有動力去改善居住環境。居住權有保障經常是獲得包括信託、公共服務和就業機會在內的其他經濟和社會機會的前提條件。研究反覆證明，在居民土地權、居住權有保障的貧民窟，不管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保障，社區發起的貧民窟改善項目有更大的可能得以實施，並且在實際上取得成功。

貧民窟的產生與經濟周期、國民收入分配發展趨勢密切相關。2013年，貧民窟產生也與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密切相關。報告發現，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相對低技術勞動力而言對高技術勞動力需求增長，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特別是經濟繁榮與蕭條的交替使不平等加劇，新增財富的分配也越來越不均--都造成貧民窟的顯著增長。

報告指出，過去，全球經濟體系在今日發達世界中的大城市製造了著名的貧民窟。2013年，這一體系很有可能在發展中國家故伎重演。

談到貧民窟，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超過印度。據聯合國最新統計數字顯示，印度的貧民窟人口達到了1.7億，其中孟買最多，為1100萬，佔到該城市總人口的2/3。

2006年,《環球時報》記者探訪了新德里的一個貧民窟。它在新德里東郊城鄉結合部，佔地約1平方公里。這個貧民窟比附近的公路低50米左右，站在公路上望下去，看到的是連成一片的黑色和藍色塑料布，以及塑料布周圍大片大片五顏六色的垃圾堆。記者踩著泥濘的小路進入貧民窟后，感到那裡散發的酸臭味讓人喘不過氣來。看到記者，一群孩子圍了上來，紛紛要求記者給他們拍照。這些孩子好多都是赤身裸體，身體被汗水划 出一道道印。他們用手比劃著想讓記者到他們的家裡看看。其實，他們的家無非是幾根木棍支著一塊破爛的塑料布。記者看了幾家，大都是一貧如洗。潮濕的地面上放著一塊髒兮兮的破布，屋角雜亂地堆放著一些沒有洗乾淨的盤子和一個黑乎乎的鍋。據同行的一位印度朋友介紹，那塊破布就是一家幾口人的床。孩子大了，家裡實在睡不下，就睡在附近的公路邊上。每年都有很多人在睡夢中被過往車輛軋死。陪記者的那位印度朋友以前從沒來過這裡，這次是為了給記者當翻譯才勉強到此一游，他走出貧民窟的時候對記者說，以後即使給錢也不來貧民窟了。難怪有西方媒體報道說，印度貧民窟是連狗也不願意待的地方。流浪狗寧可在街頭溜達，也不願到貧民窟里轉悠。2006年雨季，在孟買的貧民窟，有很多人在睡夢中被洪水衝到陰溝里喪生。另外，貧民窟還是滋生各種社會問題的場所，如強姦、吸毒、偷盜等。

星羅棋布的貧民窟對印度的穩定和安全構成了威脅。於是，有一段時間，印度政府強行拆除貧民窟，雖然耗資巨大，但收效甚微。孟買市政局一位負責拆除貧民窟的官員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無奈地說：“你把這裡的拆了，那裡又建起更多的。印度的貧民窟是拆不完的。”德里大學社會學系一位教授告訴本報記者，要消滅貧民窟，必須首先回到貧民窟的產生原因這個問題上。印度的貧民窟是歷史的產物，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農村的破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的進程而逐漸形成的。2006年為了消滅貧民窟，必須在上述幾個方面尋找答案，即控制人口增長、發展農村經濟、平衡城鄉差別。“貧民窟不是在一夜之間形成的，使其消亡也不能靠一日之功，需要馬拉松式的努力。”

與印度貧民窟的“超大規模”相比，巴西貧民窟的特點是“藏龍卧虎”。2006年，巴西黑社會組織“首都第一司令部”在聖保羅州連續發動了三次襲擊警察、平民和州政府辦公地的“武裝行動”，規模之大、氣焰之囂張令人震驚。而警方卻根本找不到他們的行蹤，因為他們全都以貧民窟為“基地”。

據巴西人口研究部門統計，約有650萬巴西人生活在近4000個貧民窟中。根據巴西法律，佔有土地如果5年內沒有人出面提出法律異議，就被認為合法。因此，2006年巴西的多數貧民窟都是合法的。

2006年8月12日，在里約熱內盧（簡稱“里約”）的華人朋友雷先生的引領下，《環球時報》記者登上了俄羅佛迪貧民窟。這裡以前是一座海邊荒山，因為有輪渡，在市中心打工的窮人選擇在此安家。那時山上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窮人們每天要下山背水吃；由於沒有下水道，生活用水隨地倒，每當下雨時，道路泥濘難行。這次，記者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原來的木屋被鋼筋混凝土和磚結構的房屋所取代。通往山上的路變成了水泥路。這些建築材料全是政府提供的，政府還給貧民窟通了水和電。雖然路邊掛著幾個電錶，但居民每月也就象徵性地交10雷亞爾（約合5美元），如果不交，政府也允許欠著，不會斷他們家的電。

雖然貧民窟之行讓記者有了新的感受，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貧民窟的水電供應、醫療、商業、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務和設施遠遠不及普通居民區。貧窮、落後、愚昧使貧民窟成為犯罪的滋生地和庇護所。為此，巴西政府一方面投巨資，改造貧民窟。另一方面，對貧民窟的黑社會組織進行圍剿。但由於有的黑社會匪幫裝備比警察還好，又藏身於窮人之中，警方根本沒辦法。實際上，貧民窟已成為巴西“社會病毒”滋長的最大溫床。

與印度和巴西不同，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基本看不到貧民窟了。相對貧窮的人們可以得到社會保障，生活在政府規劃管理的社區中，部分社區的條件甚至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中等居住水平。然而，與這些貧民區並存的社會問題，2006年來卻在歐美爆發得異常激烈。

穿過著名的倫敦金融城東部邊界，巍峨氣派的多層建築慢慢轉變成一排排排列緊密、顏色黯淡的低矮平房。這裡就是倫敦東區的貧民區。本報記者曾採訪過一家居住在這裡的香港移民家庭，全家三代六口人，擠在50平方米的“統建房”中，類似家庭在同一座建築物內還有幾十戶。在歷史上，倫敦東部有泰晤士河的重要碼頭，它給從農村擁入城市的人帶來很多工作機會。另外，東部是下風區，每天受著來自市中心污濁空氣的污染，房租相對便宜。來自外國的移民，都願意住在這裡。從19世紀末期開始，倫敦東區經歷了數次重建。2006年，那裡的軟硬體條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卻背上了另一個負擔——“恐怖主義”。倫敦東區是英國少數族裔的聚居區，居住著很多穆斯林。他們似乎始終未能真正地融入英國社會。他們保持著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嚴格的行為準則。穆斯林社區之間聯繫緊密，甚至內部通婚，抵制外來文化的進入。英國警方破獲炸機陰謀后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穆斯林對自己的定位首先是穆斯林，而非英國人。正如一位英國穆斯林政客所說：“在英國的穆斯林社區中瀰漫著這樣一種觀念，人們堅信反恐之戰真正要‘反’的是穆斯林和整個伊斯蘭世界。”當生活在貧民區的人有了這種想法后，就會產生強烈的孤立感。它迫使很多人尋找釋放壓力和發泄怒火的渠道。

2006年來，美國面臨的貧民區問題也十分嚴重。20世紀60年代，種族歧視在許多城市引發了大規模的衝突。美國城市的進一步分裂也從那時開始加劇，數百萬白人居民開始搬離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雖然這當中有很多原因，但貧富差別和種族矛盾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幾乎所有美國大城市都開始患上了這樣的通病——因白人和有錢人的搬出而造成貧窮人口多居住在城中，形成了難以改變的貧民區。美國休斯敦市的萊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史蒂文·克萊恩曾這樣分析過這種現象，“六七十年代城市的一個憂患是所謂的‘炸面圈’效應。城市中心出現了空洞化，那裡的中產階級都離開了城市、搬到周圍的小鎮和郊區去住。結果，城市得不到他們的稅收。留在城裡的是那些貧窮和沒有工作的人。因為連工作機會也都轉移到郊區去了。城市和郊區出現巨大差距。”大部分拉美裔美國人都生活在特定聚居區和大城市的貧民社區中。很多面臨生存壓力的移民選擇靠生孩子來維持生計。因為美國的福利制度鼓勵生育，母親生孩子可以得到數目可觀的“奶粉費”，如果按照低標準養孩子，這筆錢綽綽有餘。而且拉美和非洲等少數族裔也有重視血緣、崇尚生育的傳統，這導致美國的少數民族人口迅速膨脹。在靠近美墨邊境的一些南部村鎮，居民幾乎全是拉美移民，小鎮的通用語約定俗成地從英語變成了西班牙語，步入這樣的小鎮，彷彿置身於南美小城。因此有人說，邊遠地區和城市貧民區對美國來講不僅意味著貧富差距，更是一個可怕的“選票孵化器”。

貧民窟是墨西哥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起初，墨西哥城政府對此是放任自流，但眼見貧民如潮水般湧入墨城，墨城開始行動，想通過強拆驅離等措施，將這些人趕走，但結果卻是按下葫蘆起了瓢。後來，政府只能承認現實，給貧民的住處確權登記，並通過財政扶持提升貧民窟的基礎設施，甚至直接給居民髮油漆、發水泥，以期能夠逐步改善貧民窟的狀況。這的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木板鐵皮窩棚等第一代貧民窟，已經逐步被磚混房所代替，水電也逐步通到了山上，所謂的貧民窟，雖然依舊髒亂差且治安堪憂，但至少看起來並沒有那麼破敗和困窘。但這並不意味著貧民窟已經不再是問題。貧民窟的擴張，與墨西哥城的發展同步。過去幾十年間，墨西哥城的面積從120平方公里擴展到超過1500平方公里，人口從400萬猛增至2000多萬，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而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也從1950年的42.6%，上升到2015年的78%，比德國、西班牙還高。然而城市化率與現代化水平，並非簡單的正向關係。在墨西哥城，每到一個路口，都像到了一個集市：賣香煙的，賣零食的，賣彩票的，甚至還有擦玻璃和搞雜耍的。各色人等穿梭於汽車之間，已經成為墨城一景。如今，墨西哥58%的就業人口屬於非正式就業，既無保險也無福利。

過去幾十年間，由於農業現代化以及進口農產品的衝擊，墨西哥的小農家庭幾乎瀕臨崩潰。放棄耕作的農民湧入墨城，初衷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受制於教育程度有限，以及城市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落後，城市並不能吸納他們。然而這些窮人又不可能回到毫無希望的鄉村，於是在郊區的破房子里紮下了根。這樣的故事，從未間斷，從未改變。

儘管貧民窟里的居民，多是從事低端服務業，靠賣體力來贏得微薄的收入，但享受這些服務的中產階級，從未接納他們。在墨西哥，不同經濟狀況的人，幾乎沒有任何交集。富人和窮人，去不同的超市和餐館，孩子上不同的學校。居住的區域更是涇渭分明。在一些特別高檔的居住區，甚至不允許公共交通進入，以避免那些低收入的人群出入。

這也是墨西哥不均衡發展帶來的另一個後果，階層割裂，彼此互不來往。其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和惡性的：掌控政治和經濟話語權的中上層人士，對底層人物的生活漠不關心，公共政策也便不會向他們傾斜，他們的命運就很難得到改善。這也是貧民窟難以治理的另一個原因，底層人士生活困苦，感到自己被社會拋棄，對政府更缺乏信任。這也給了販毒集團等黑惡勢力可乘之機，某種程度上講，正是政府公共治理的缺失和失敗，造就了以貧民窟為代表的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潘家華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發達國家的“貧民區”和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是不一樣的概念。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廣、能力強，只要是合法移民，基本生活、醫療和教育都能得到保障。但移居到發達國家的移民和當地人在發展方面不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因此他們的生活區成為貧民區。潘家華認為，巴黎大騷亂、倫敦地鐵爆炸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逐漸讓發達國家看清了貧民區這一社會不安定因素。貧民區表面上看是經濟的貧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面對的絕不只是貧富差距帶來的壓力，融入主流時受到的歧視、宗教和文化的衝突，逐漸造成了心態的失衡，這種潛意識中的對抗在相對封閉的貧民區不斷累積，最終可能導致“爆炸”。

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江時學指出，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貧民窟現象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於社會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造成的，與城市化速度過快有很大關係。貧民窟產生的原因有二：第一，推力——農村人口無法在農村生活，由於土地少或土地被少數人集中佔有，大量農民只能從老家擁向城市；第二，拉力——城市工業化發展需要大批勞動力，城市生活的基礎設施相對比農村好，兩股力量的匯合使過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成為無法被吸納的剩餘勞動力。拉美國家有一個詞叫“蹲地者”，即形容兩手空空的貧民遊盪在城市中，隨便往無人的地方一蹲，圍上幾塊鐵皮，這個地方就屬於他，就是“蹲地者”的家了。江時學認為，解決發展中國家貧民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協調好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要使城市化發展速度適應經濟發展階段，特別要把握好農村人口的轉移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