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運動

農業問題一直是蘇聯戰後初期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由於長期執行“斯大林模式”，片面發展重工業，蘇聯農業長期發展緩慢，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糧食產量甚至低於帝俄時期。1949年，赫魯曉夫根據烏克蘭農民傳統玉米種植經驗，採用“方形穴播法”，讓當地農民一次性擴種了200萬公頃玉米，結果大獲豐收。這讓赫魯曉夫振奮不已，從此對玉米刮目相看。同年底，赫魯曉夫調任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莫斯科第一書記。一上任，他便打算推廣種植玉米。為此，他首先在自家菜園進行了兩次試驗，都取得了成功。1953年，他在自家周邊的農莊播種玉米，使該農莊一下由“過去搞得很糟”成了“全國最先進和最贏利的農莊之一。”這些成功經歷沖昏了赫魯曉夫的頭腦，使他萌發了在蘇聯全國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9月，赫魯曉夫被任命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當月，赫魯曉夫就正式提出了應該大面積播種玉米的倡議。以後，只要逮到機會，赫魯曉夫都為推廣玉米種植鼓吹一番。在赫魯曉夫看來，擺脫蘇聯農業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發展畜牧業，而“畜產品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沒有足夠的糧食”，玉米的奇迹效應無疑是解決該問題的良藥。

1959年9月，赫魯曉夫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邀請訪美。在訪問期間，他特地參觀了以種植玉米而馳名於世的加斯特農場，目睹了北美洲的遼闊大平原一望無際的玉米豐收景象，赫魯曉夫嘖嘖稱讚。這次美國之行更加堅定了赫魯曉夫在蘇聯大力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為推廣玉米種植，赫魯曉夫經常下基層，親自向基層農業領導人灌輸“玉米思想”。

古古魯沙

1953年，蘇聯玉米種植面積僅350萬公頃，在赫魯曉夫的大力推動下，到1955年，玉米的種植面積已達約1800萬公頃，但赫魯曉夫仍對此仍感到不滿意，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種植面積達到2800萬公頃。

在推廣玉米種植過程中，赫魯曉夫忽略了最基本的東西———玉米生長的自然環境。蘇聯地域遼闊，氣候差異較大。適合在烏克蘭種植的玉米難以在西伯利亞的冰原生長。赫魯曉夫卻從不考慮這些。一些地方的農業領導人為完成上面下達的不可能完成的種植玉米的硬性任務，不惜作假，掀起一股浮誇風。甚至一些國家機構人員，從國外購進大“棒子”，謊報收成，愚弄總理。赫魯曉夫對此也有所察覺。 1958年1月，他在莫斯科州舉行的農業工作者會議上表示：“在莫斯科州，玉米的收成往往很低，而有時在報告材料上卻能對付過去。莫斯科州人搞這一套是很有一手的。有時收成不怎麼好，他們就找一些豐產田，根據豐產田求出平均數字……”然而，他沒有深入地思考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只是把浮誇風泛濫歸罪於地方農業負責人的失職，因此繼續不切實際地推行玉米種植運動。

蘇聯大部分地區不具備美國“玉米帶”那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因此，不少地方農民播種的玉米一無所獲。這不僅無法為牲畜提供充足的飼料，而且由於玉米的種植擠掉了其他作物，連人的口糧都受到威脅，而以玉米秸稈作青貯飼料，比蘇聯傳統的青貯飼料三葉草、牧場草等成本高出兩倍多。赫魯曉夫的政策遭到了現實的“無情打擊”，“玉米熱”因此冷卻下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玉米熱成了赫魯曉夫的笑柄，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古古魯沙”，即俄文“玉米棒子”。

1963年，即赫魯曉夫改革後期，蘇聯糧食出現嚴重危機，導致蘇聯第一次不得不進口西方的糧食。究其原因，與赫魯曉夫迷信“美國式道路”、大力推廣玉米種植不無關係。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呂新雨也曾經在《赫魯曉夫與勃涅日涅夫時代的農業問題》中對赫魯曉夫的玉米政策作出評價：“赫魯曉夫農業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對 ‘美國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廣玉米種植，作為發展畜牧業的經驗，結果卻以失敗而告終。1955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他在《關於增加畜牧業產品生產》的報告中，就極力鼓吹美國用擴大玉米種植來增加畜牧業的經驗。這一年他派遣代表團去美國衣阿華州玉米帶考察，被衣阿華的大農場主羅斯韋爾·加斯特（Roswell Garst）遊說去參觀他的大農場。結果是這個衣阿華玉米商後來成了赫魯曉夫的座上賓，多次訪問蘇聯，還賣了4500噸玉米種子給蘇聯。赫魯曉夫1959年轟動世界的美國之行中，去戴維營與艾森豪威爾見面之前，特別去衣阿華州加斯特的大農場做客並討論玉米種植問題，加斯特和赫魯曉夫手拿玉米棒子的電影鏡頭和照片一時間傳遍美國。但是，強力推行玉米種植的結果是：玉米並不適合在蘇聯推廣，產量不高，其經濟效益比其他飼料作物要差，而且擴大的玉米種植擠掉了冬小麥種植的面積，影響了穀物的增產，這導致他的畜牧業發展計劃嚴重受挫。其標誌性事件是，梁贊州的黨委書記為了迎合他的畜牧業要趕超美國的壯志，虛報指標，為此梁贊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並且在全國採購肉來完成任務，還是遠遠完不成指標。欺詐敗露，該黨委書記自殺，這一事件成為著名的醜聞。開墾荒地運動與強制擴大玉米種植面積，都是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現代化‘美國式’農業道路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