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年生活

《我的早年生活》是丘吉爾依靠自己的記憶，根據以往的記錄並仔細核對了事實真相，講述了他從學童、哈羅公學學員，成長為一名少尉軍官、戰地記者和年輕政治家的經歷，書中還再現了丘吉爾各年齡階段相應的觀點和看法。

概觀全書，讀者不難發現書中描繪的是一個已逝去的年代，通過丘吉爾，人們可以看到變化中的社會：從社會性質、政治基礎、戰爭、年輕人的世界觀到價值體系等等。

溫斯頓·丘吉爾，政治家、軍事家、演說家、歷史學家、傳記作家以及記者，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獎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曾於1940－1945年及1951－1955年期間兩度任英國首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帶領英國獲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據傳為歷史上掌握英語單詞辭彙量最多的人之一（十二萬多）。被美國雜誌《展示》列為近百年來世界最有說服力的八大演說家之一。2002年，BBC舉行了一個名為“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的調查，結果丘吉爾獲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六卷)、《英國民族史》(四卷)等。

“每個人都是昆蟲，但我確信，我是一個螢火蟲。”

剛滿12歲，我就步入了“考試”這塊冷漠的領地。主考官們最心愛的科目，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我最不喜歡的。我喜愛歷史、詩歌和寫作，而主考官們卻偏愛拉丁文和數學，而且他們的意願總是佔上風。不僅如此，我樂意別人問我所知道的東西，可他們卻總是問我不知道的。我本來願意顯露一下自己的學識，而他們則千方百計地揭露我的無知。這樣一來，只能出現一種結果：場場考試，場場失敗。

我進入哈羅公學的入學考試是極其嚴格的。校長威爾登博士對我的拉丁文作文寬宏大量，證明他獨具慧眼，能判斷我全面的能力。這非常難得，因為拉丁文試卷上的問題我一個也答不上來。我在試卷上首先寫上自己的名字，再寫上試題的編號“1”，經過再三考慮，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個括弧，因而成了〔1〕。但這以後，我就什麼也不會了。我乾瞪眼沒辦法，在這種慘境中整整熬了兩個小時，最後仁慈的監考老師總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正是從這些表明我的學識水平的蛛絲馬跡中，威爾登博士斷定我有資格進哈羅公學上學。這說明，他能通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他是一個不以卷面分數取人的人，直到現在我還非常尊敬他。

結果，我當即被編到低年級最差的一個班裡。實際上，我的名字居全校倒數第三。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最後兩位同學沒上幾天學，就由於疾病或其他原因而相繼退學了。

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中，我繼續待了近一年。正是由於長期在差班裡待著，我獲得了比那些聰明的學生更多的優勢。他們全都繼續學習拉丁語、希臘語以及諸如此類的輝煌的學科，我則被看作是個只會學英語的笨學生。我只管把一般英語句子的基本結構牢記在心──這是光榮的事情。幾年以後，當我的那些因創作優美的拉丁文詩歌和辛辣的希臘諷刺詩而獲獎成名的同學，不得不靠普通的英語來謀生或者開拓事業的時候，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比他們差。自然我傾向讓孩子們學習英語。我會首先讓他們都學英語，然後再讓聰明些的孩子們學習拉丁語作為一種榮耀，學習希臘語作為一種享受。但只有一件事我會強迫他們去做，那就是不能不懂英語。

我一方面在最低年級停滯不前，而另一方面卻能一字不漏地背誦麥考利的1 200行史詩，並獲得了全校的優勝獎。這著實讓人覺得自相矛盾。我在幾乎是全校最後一名的同時，卻又成功地通過了軍隊的徵兵考試。就我在學校的名次來看，這次考試的結果出人意料，因為許多名次在我前面的人都失敗了。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好運──在考試中，將要憑記憶繪一張某個國家的地圖。在考試的前一天晚上，我將地球儀上所有國家的名字都寫在紙條上放進帽子里，然後從中抽出了寫有“紐西蘭”國名的紙條。接著我就大用其功，將這個國家的地理狀況記得滾瓜爛熟。不料，第二天考試中的第一道題就是：“繪出紐西蘭地圖。”

我開始了軍旅生涯。這個選擇完全是由於我收集玩具錫兵的結果。我有近1 500個錫兵，組織得像一個步兵師，還下轄一個騎兵旅。我弟弟傑克統領的則是“敵軍”。但是我們制定了條約，不許他發展炮兵。這非常重要！

一天，父親親自對“部隊”進行了正式的視察。所有的“部隊”都整裝待發。父親敏銳的目光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他花了20分鐘的時間來研究“部隊”的陣容。最後他問我想不想當個軍人。我想統領一支部隊一定很光彩，所以我馬上回答：“想。”現在，我的話被當真了。多年來，我一直以為父親發現了我具有天才軍事家的素質。但是，後來我才知道，他當時只是斷定我不具備當律師的聰慧。他自己也只是最近才升到下議院議長和財政大臣的職位，而且一直處在政治的前沿。不管怎樣，小錫兵改變了我的生活志向，從那時起，我的希望就是考入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再後來，就是學軍事專業的各項技能。至於別的事情，那只有靠自己去探索、實踐和學習了。

用於人教版七年級上冊第八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