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跡圖

禹跡圖長寬各一米多，圖中採用計里畫方的繪製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橫方七十一，豎方七十三，總共五千一百一十方。其中水系、海岸尤接近現今地圖的形狀。所繪內容十分豐富，行政區名有三百八十個，標註名稱的河流近八十條，標名的山脈有七十多座，標名的湖泊有五個。據圖中所繪來看，尚保存有部分唐代地名，可推知系根據賈耽《海內華夷圖》中《禹貢》九州部分所制，因而稱為《禹跡圖》。此圖為研究中國地圖學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其歷史價值和科學意義很受後人重視，英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權威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中，即稱此圖是“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是宋代製圖學家的一項最大成就”。

由於圖中並未標明作者，文獻中也沒有明確記載，《禹跡圖》的繪製者究竟是誰，便在後世學術界產生了多種推測。

一種較流行的說法，認為繪製者是北宋的沈括。其理由是，沈括長期從事地理學、地圖繪製的實踐。熙寧九年（1O76），沈括在三司使任內曾奉敕編繪《天下州縣圖》，於元祐二年（1O87）完成。此圖共包括一大圖、十九小圖，而《禹跡圖》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持這一觀點的人推測，元豐三年（108O）沈括在陝西知延州，於是便在長安刻下了《禹跡圖》，晚年回鎮江定居時，又將《禹跡圖》的副本交府學保存，並在元符三年（1100）再次刊石，這就是《禹跡圖》在長安與鎮江有兩方石刻的由來。

但也有一種意見不同意上述說法，其理由有六條。一，圖名不一致。沈括奉敕繪製的《天下州縣圖》又名《守令圖》，而文獻上從未有《守令圖》就是《禹跡圖》的記載。二，所繪比例不同。沈括所繪之圖“二寸折百里”，而《禹跡圖》則“每方折百里”。三，圖中內容不同。《禹跡圖》只有州郡名稱，沒有縣鎮名稱，而《守令圖》則錄下了“天下州府軍監縣鎮”的名稱。四，取捨不一。《禹跡圖》中地名的取捨較混亂，沒有一定的標準，早在熙寧時已廢去的許多州也被收錄進去，而存在的郡反而未收；《守今圖》取捨標準十分明確，它是以熙寧九年至元豐三年沈括在職期間所見文件為準。五，繪製水平有所差異。沈括所繪《守令圖》十分精確，圖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跡圖》較草率，且未用干支卦名標明行格次序，這與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的自敘明顯不同。六，沈括知延州時，忙於與西夏的戰事，未到長安，任官時也無暇立石，去職后即被打發到隨州管制，不可能有時間從容地看石，即使沈括曾在長安停留，也不會刊石，因為在他知延州的元豐三年至五年間，他所奉敕編繪的地圖尚未完成。

此外，還有學者認為，《禹跡圖》的繪製可上溯到十世紀末，製圖者是《太平寰宇記》的作者樂史。

總之，由於缺乏確鑿無疑的證據，這幅中國歷史上的珍貴地圖．究竟出於何人之手，至今仍是個謎。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所藏最早的中國地圖是1136年刻繪的《禹跡圖》的十九世紀拓本。這幅石刻地圖原置於陝西省省會西安以西120里的鳳翔府岐山縣的縣學中，描繪了傳說中建於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大禹王統治地域內貢物運輸的情況。這幅地圖的作者不詳，鐫刻於宋代，按照裴秀的計里畫方法繪製，但又參照唐代地理學家賈耽繪製於802年的《海內華夷圖》結構做了糾正。裴秀精確的表述及熟練地運用計里畫方繪圖方法，使他的貢獻堪與公元2世紀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克勞迪亞斯·托勒密相媲美。托勒密在天文學和地理學上的貢獻奠定了近代西方地理學和繪圖學的基礎。（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