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粕正彥

1891年1月26日生於日本宮城縣仙台市北三番街的一個士族家庭，父親春吉是仙台市警部的警官，甘粕正彥是長子，二弟銀行家甘粕二郎、三弟甘粕三郎陸軍大佐。叔叔駐蒙軍司令甘粕重太郎陸軍中將。在家中佔有重要地位。1905年入名古屋陸軍幼年學校學習，1910年轉入陸軍士官學校深造，在這裡他受到了教官東條英機的教育。1915年9月，在一次騎馬訓練中，不慎落馬負傷，從此打消了當陸軍軍官的念頭而轉為憲兵。1922年當上了東京涉谷憲兵分隊長。同年8月，以大尉軍銜擔任了東京鞫町憲兵分隊長。同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在大地震的災害中，甘粕正彥乘機殺死了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衫榮和他的妻子伊藤野枝，連他的孩子也不放過，裹上棉被投入井內。災后這件慘案被揭發出來，甘粕正彥的殘暴行徑一時震驚日本，從此，“甘粕正彥”成了殘無人性的法西斯分子的代名詞。同年12月8日，軍法會議判處甘粕有期徒刑10年，但日本軍方卻認為甘粕正彥此舉源自於忠君愛國，傾全力暗中營救，甘粕僅服刑兩年零10個月，於1926年提前保釋出獄。

出獄后甘粕以到法國學習繪畫遮人耳目，1929年2月末從法國回到日本，7月他曾到吉林省公主嶺看望他新婚的四弟，后又攜帶妻子神秘地出現在瀋陽，還用了一個“服部正男”的假名字，住進奉天憲兵隊院內的軍屬宿舍。據說他是受到東亞經濟調查局局長大川周明的賞識而派到東北來的，甘粕在士官學校的同班同學麥田平雄回憶甘粕此時的活動時說：“甘粕每日東奔西走，忙忙碌碌，確實是席不暇暖，但絕不透露工作內容。當時我就察覺到他具有創建一個國家的雄心。看到滿洲建國以後出頭露面的甘粕以後，證實了我的想象是對的。”原來他在瀋陽會見了日本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后同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搭上關係。這時日本關東軍正陰謀策劃對我國的更大規模的侵略，甘粕同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成為策劃入侵我國的急先鋒。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甘粕竄到吉林市，夥同日本駐吉林市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中佐，秘密炸毀日本僑民的住宅，然後賊喊捉賊，誣衊是中國人所為。9月21日上午8時，日本在哈爾濱的朝鮮銀行分行被投擲炸彈，9時20分，日本駐哈總領事館也被投擲了炸彈。直到9月25日的幾天里，哈爾濱市一直不斷發生炸彈事件，日方藉機叫嚷“哈爾濱4000名日僑突然瀕臨危機。”其實這一系列炸彈事件均是關東軍急於向哈爾濱出兵所製造的，而執行者正是甘粕正彥勾結日本駐哈爾濱特務機關乾的，據說甘粕乘坐無牌號汽車，黑夜出沒在哈爾濱街頭投擲炸彈，有時用手槍亂射。炸彈事件剛過不久，甘粕便領著5名憲兵下士官，借用哈爾濱市內的紅葉館設立了特務機關，用他的母親內藤的舊姓，稱作“內藤機關”，其中一項任務是“針對馬占山軍的”。關東軍1932年2月5日佔領了哈爾濱，在此前後是甘粕的“內藤機關”秘密活動最活躍時期。此後，甘粕正彥參與了關東軍密謀挾持溥儀的活動，並且自溥儀一行1931年11月10日到達營口“滿鐵”碼頭開始，他便受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之託去“歡迎”溥儀，就此，幾乎形影不離地控制溥儀的一切行動。關東軍先把溥儀安置在湯崗子溫泉，后又轉到旅順。一直到1932年3月6日，日本帝國主義將溥儀運往湯崗子，甘粕正彥奉命自始至終軟禁、監控著溥儀。3月8日溥儀一行從湯崗子前往長春就任偽執政，3月9日在溥儀就任儀式和宴會時，甘粕正彥也不離周圍。由於甘粕深得關東軍的信任，所以他也參與了策劃成立偽滿洲國的活動。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后，甘粕出任了偽滿民政部警務司第一任司長，成為偽滿警察的最高頭目。上任伊始，他便面臨如何保障李頓國聯調查團的安全（李頓調查團1932年4月21日抵達瀋陽），因為一旦出了意外，就會影響日本在國際上的形象和地位，不利於剛剛侵佔中國東北而建立的偽滿洲國殖民統治。所以甘粕在為李頓調查團的安全上，曾經作出“盡全力去干”的保證。李頓調查團離去不久（李頓調查團於1932年6月5日返回北平），甘粕辭去了警務司長的職務。甘粕任此職不到三個月，據說是因為他臭名遠揚，日本統治集團顧慮會給日本的殖民統治帶來負面影響。

此後，甘粕以私設在上海的聯絡所，從事搜集情報及由華北向偽滿輸送勞工的活動。1934年4月1日，甘粕以掌握從華北去東北的勞工（苦力）和調查勞動事項為目的，正式在天津成立了大東公司。大東公司表面是個勞工介紹所，名義上介紹山東、華北等地到偽滿洲國做工的勞工。其主要工作是在華北“邊境”或港口，根據當年偽滿洲國的決定，控制出關勞工人數，實質上是源源不斷地向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東北輸送苦力，從事各種苦不堪言的勞動。甚至就連偽軍冀東保安補充隊，只因日本主子擔心這支偽軍嘩變，於1937年冬，以換槍為名，將其全部繳械，交給了大東公司。然騙上悶罐車，運到吉林省豐滿修水電站，成了不付任何報酬的苦力。這支偽軍共約1400人，日本投降時，因折磨而死，只剩下幾個人。

尤其是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大批勞工被押往中蘇邊境地區建築軍事工程，因勞役過重和非人待遇，死傷無計其數。更令人髮指的是日本侵略者為了保守秘密，往往在軍事工程完工後，採取集體屠殺的手段，成千上萬的中國勞工慘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槍口、屠刀，甚至毒藥之下，永久消失在茫茫的荒野山林，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成為遠在家鄉親人們的夢中之魂。

據統計，1935年有44萬勞工進入偽滿，1936年有40萬人，到1939年約為49.23萬人，而大東公司從中獲得巨額利益。甘粕將收入的一部分又作為特務活動經費，在天津及各地設立特務活動分站，大搞情報工作。同時關東軍還將熱河金礦贈送給甘粕，他把巨大收入幾乎都用來搞“謀略工作”，偽滿總務次長古海忠之說過：“甘粕用在國際謀略上的錢最多，如排英工作、回教工作、華北工作、上海工作等都是。”甘粕正彥在偽滿始終生活奢侈，好像有花不完的錢。

1937年4月2日，關東軍委派甘粕正彥出任偽滿協和會總務部部長。甘粕上任后辦的第一件事，便是安排1928年6月被關東軍炸死的張作霖的安葬儀式。此時，張作霖已經去世九年了，靈柩一直停放在瀋陽郊外的老爺廟裡。甘粕提出將張作霖靈柩運到錦州，安葬在張作霖第一夫人墓旁。甘粕此舉是得到關東軍的認可的，並撥付了巨額款項。安葬儀式辦得煞有介事、十分隆重，報紙上作了大量醒目的宣傳報道。關東軍和甘粕的用心不言自明，就是為了收買人心，以鞏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

另外，甘粕還親自出馬勸說古海忠之就任協和會的指導部長，他對古海說：“實際上，我一直物色像你這樣既通情達理又不徇私情的人。尤其是我十分欣賞你的人情味，因為協和會缺少的就是這種真正意義上的人情味。”

1937年9月石原莞爾少將即將就任關東軍副參謀長，而在於2月已經出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中將聞訊后，找來甘粕正彥，對他說：“現在決定由石原莞爾任關東軍的副參謀長，他是滿洲國的創始人，在當地一般來說也有威望，朋友也多。這些情況我也知道，所以我願意與他友好相處。不過，他也是個怪人。所以，有時難免同我發生衝突，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希望你能立即起來為我們調解，使我們更好地合作共事，拜託你了。這件事只有你甘粕能勝任，除你之外再沒有別人。”後來，雖然甘粕對這兩個頑固的法西斯分子越演越烈的矛盾無能為力，但也說明了早已退出軍隊現役的甘粕正彥，在日本法西斯軍人中確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和地位。

1939年春，甘粕正彥辭去偽協和會的職務，回到大連。住在豪華的海濱別墅，還有自己的遊艇可供玩樂，飲英國“威士忌”酒和釣魚成為他的兩大嗜好。凡見過他的人都會注意到：甘粕因為右手執漁桿久經日晒，右手背上明顯有一部分晒黑痕迹。然而關東軍再次將目光投向了甘粕正彥，因為“滿映”自1937年8月21日正式成立后，一直受到效率低的批評。“滿映”所拍的影片與中國上海的影片相比，在市場上幾乎毫無競爭力，這對於貫徹日本侵華國策很不利。關東軍對“滿映”協會以根岸寬一理事為首的管理也感到不滿，決定加以徹底的整頓和改革。

1939年，偽滿總務廳弘報處處長武藤富男與總務廳次長岸信介磋商，認為只有甘粕能夠打開“滿映”的被動局面。而甘粕正彥也一直特別注意在日本統治下的“民心動向”，他曾嚴肅地對麥田平雄發出一番感慨：“怎樣才能發揚民眾的愛國心呢？”（甘粕指的是要東北人民“愛偽滿洲國”），接著又說：“看來電影宣傳可能最有效果。”

可是，在內定甘粕正彥為“滿映”理事長的消息一傳開，首先在“滿映”的日本人中間如同捅了馬蜂窩似地炸開了，七嘴八舌地表示反對：“軍部的獨裁專橫人事！”、“在殺人犯手下工作，我不幹！”、“由最不文明的人來控制滿洲最大的文化機關，這叫什麼事？”就是在長春的日本人湊到一起，也都議論此事。但是甘粕正彥自恃有關東軍作靠山，並不在乎。

1939年11月1日，甘粕正彥正式走馬上任了，他在9時前5分乘車到洪熙街（今紅旗街）“滿映”總部，9時便叫來庶務課課長，問：“部長以上的幹部現在幹什麼呢？”庶務課長回答：“他們10時以前才能到。”於是甘粕下令：“用車把他們都接來！”等到主任以上的職員到齊后，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紹：“我是甘粕正彥，現在來擔任理事長，請多關照！”然後板著臉訓示：“從明天起，必須9時準時上班！”

在全廠職工歡迎他就職的大會上，甘粕自我介紹后，走下台來，“滿映”總務部長山梨稔致歡迎詞：“我們歡迎滿洲建國功臣甘粕先生擔任理事長，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決心為公司粉身碎骨地工作，即使死了，骨頭也要埋在滿洲。。。。。。”甘粕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我不是什麼建國功臣，日本人死了，骨頭是要埋在日本的。”

甘粕似乎不願意別人提自己是“建國功臣”，一旦提到，他便想：“又來了”並加以否定。而當時在會場卻使山梨很尷尬。隨後不久，甘粕突然召開全廠職員大會，他以嚴厲口氣痛斥原有管理的腐敗和無能，鼓勵大家當場揭露，甚至大喊：“摧毀個把滿映，算得了什麼！”又說：“別管他什麼理事、部長，有問題你們敞開說！”全場幾百人為之震驚。

甘粕對於“滿映”原班上層管理者反對他就任理事長是一清二楚的，不久便突然宣布把掌握行政實權的總務部長山梨稔免職，還調換了人事課長。同時用較高待遇聘請日本電影界一流專家來“滿映”，除刷新人事外，甘粕還改善職工的待遇，例如他說：“李香蘭（日本籍女演員）的月薪是250元，而李明（中國籍女演員）45元，相差太大了。把李明的月薪提高到200元左右！最低層的演員只有18元，這怎麼夠吃飯，至少應提高到李明現在45元的水平。給他們高薪水，他們一定會努力工作的。”

另外，過去中國導演只能充當副手，而實際上只是為演員當翻譯，甘粕確定中國導演可以獨立拍片；並採用中國人編寫的劇本，題材範圍也有所放開。

在偽新京市市長官邸舉辦的日“滿”要人宴會上，“滿映”女演員們被安排陪酒，對此，甘粕故作憤慨地說：“女演員不是藝妓，是藝術家。”並要求偽市長“再舉辦一次以女演員為主的宴會犒勞她們。”甘粕有時還自己掏錢，在長春大和旅館（今春誼賓館）大辦宴席，招待“滿映”全體演員，並一改往常的死板面目，滿面笑容、主動地上前幫女演員脫下外套，還訓斥在自己身後的理事、課長們：“你們還站著幹什麼，快給客人們寬下外套！”甘粕這套煞費苦心的表演和手法，不僅僅是為了淡化他本人“暴力主義分子”的醜惡形象，更重要的是為了提高“士氣”，使屬下更加賣力拍片，以便通過“滿映”及拍攝的影片，達到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從文化和思想上更有效地對中國人民進行麻痹和毒害。

“滿映”成立之初，是擁有資金500萬元的株式會社，由偽滿政府和“滿鐵”各出一半。甘粕就任理事長以後，經他一手的“改革整頓”，“滿映”得到迅速發展，到1940年，資金增加到900萬元，影片生產猛增三倍，甘粕本人也被稱為“滿映之父”。但是，甘粕及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運用電影手段，達到控制、奴化東北人民思想的目的，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大約在1942年春季，甘粕在“中銀俱樂部”（今位於新華路長春賓館），召開關於影片拍制和劇本創作問題的座談會，全廠業務骨幹超過百人與會。首席理事根岸哭喪著臉，一言不發，其他人則一邊喝酒，一邊議論著，半天也沒有提出什麼有效的解決辦法和意見來。這時，有人議論道：“‘滿映’的影片沒人看。”這一敏感的問題頓時觸動了根岸的痛處，他突然大吼一聲：“我的責任！”甘粕接著也大喊：“不，是我的責任！”全場氣氛為之一變，酒也沒人喝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主持人座席。片刻之後，根岸面向會場又大罵一聲：“混蛋，混蛋！”無人知道他罵的是誰，全場鴉雀無聲中透著緊張，足有幾分鐘之久。甘粕對此毫無表情，一直沉默不語，會場沒有爆發甘粕與根岸的正面衝突。兩人雖然有矛盾，但在具體業務上，甘粕對根岸還需要有所依靠。所以根岸作為首席理事，一直在“滿映”干到1945年春才回國，並有人稱根岸為“滿映之母”。通過這個會議也反映了無論甘粕如何苦心孤詣地經營“滿映”，可中國人民對“滿映”的影片就是抵制，沒人願意看。

每當有新片時，甘粕一定親自去偽國務院請偽總理大臣張景惠先行過目，通常是安排在“滿映”的高級俱樂部——湖西會館，先宴請后看電影。甘粕正彥身材矮小，頭髮稀疏，鬍鬚也不多，戴一付金絲腿近視眼鏡，經常西服革履，衣冠楚楚，文質彬彬，有時還給人以沉默寡言的印象。但這只是他的表面，氣性兇悍、橫蠻專斷也是他的作風。例如，有一次在“滿映”，他下令總務課修廁所的小便池，因沒能及時做到，他一氣之下，就用腳去踢小便池，結果挫了腳。還有一次，導演大谷俊夫為了討好他，特意從上海捎來幾瓶洋酒，送到他所住的大和旅館，可甘粕連樓都沒讓上，在電話里大叫：“我沒時間，那些東西算得了什麼，放在櫃檯上！”

甘粕正彥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東條英機、岸信介、古海忠之等日本政要的關係均非同一般，勢力之大令人震驚，曾流傳有“統治滿洲國的，白天是關東軍，夜裡是甘粕正彥”。因此，這個在日本軍界僅僅升到憲兵大尉軍銜的甘粕，卻有偽滿“夜皇帝”和“幕後帝王”之稱。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蘇聯紅軍進入東北，甘粕也從他所住的大和旅館移到了“滿映”理事長室。12日，關東軍司令部和傀儡皇帝溥儀、偽大臣們也逃到通化去了。15日“滿映”全體職工在大門前聽了天皇無條件投降的廣播。17日晚，甘粕正彥邀來平日的親近好友古海忠之等人，舉行威士忌酒會，參加酒會的人都意識到這可能是甘粕的訣別酒會。為了防止他自殺，晝夜有人伴守著他，20日，甘粕正彥服毒自殺。

當時，滿洲最大的電影雜誌《電影畫報》第三卷第三期三月號，慶祝滿洲“建國”10周年卷上，甘粕正彥發表一篇題為《戰事和電影》的文章，明確說明了“滿映”國策宣傳的歷史使命。部分原文如下：“電影在平時，固然是一種國民的心糧，陶冶情操純化思想，以致力於娛樂的魅力為主體，但是在戰時，由於巧妙的操縱它的寫實效果，由於認它做宣傳報道的寵兒而使之充分的活躍去宣傳國家的威力，把實象比文字比繪畫更深刻的傳達給國民，籍使前線和槍后相結合，電影是負著使國民全般協力的覺悟和愛國的觀念旺盛的任務的……”“滿映”建立后，為了儘快形成生產能力，早日出片，很快健全了內部機構，擴充了人員，還增加了電影專業人員。根岸寬一、牧野滿男、谷川信吾，都是有影響的電影人物。由於“滿映”是國策公司，所以一開始就把這種精神強烈的表現出來了。“滿映”的第一部作品是《壯志燭天》，1938年由坪井與導演，講述的是農村模範青年劉得功，常遭土匪侵襲，投奔了偽滿洲國軍，決心討伐匪首馬得堂。他的這個行動受到年邁的父母和叔父的反對，但卻得到未婚妻瑞坤的支持。劉參軍后，很快晉陞為伍長，在一次討匪中同匪首馬得堂遭遇，劉負傷，經國防婦人會的婦女熱心看護，傷愈出院，回鄉同老母戀人團聚，受到全村人的歡迎。影片極力美化偽滿國軍的生活，帶有強烈的宣傳色彩。影片製作的目的就是宣傳偽滿國軍，而且影片是由治安部委託攝製的，強烈的說明了電影是為政治服務的，是政治需要的產物。在談及第一部電影時坪井與導演承認“這是一部強烈宣傳國軍為內容的影片，劇場效果不佳，只能起到一定的宣撫作用。”除了美化偽滿國軍的影片以外，還拍攝了歌頌偽滿警察的影片。如1938年拍攝的《大陸長虹》就是典型的謳歌偽滿警察的影片，誇大了偽滿警察的形象。“滿映”拍攝的都是這樣赤裸裸的宣傳國策和教化滿洲人民的影片。“滿映”前期拍攝的都是這樣的影片，比如《國法無私》、《煙鬼》、《田園風光》等。1938年，唯一的日本演員李香蘭的加入，備受注目，因為她用的是中國人的名字。她出演溫柔的愛情影片較多，是日本當局用溫柔的愛情故事吸引滿洲人民，用意自然是教化民眾、宣傳國策思想及大東亞共榮思想。以李香蘭的名字進行演藝活動的是日本演員山口淑子，1920年生於中國，在上學期間，她曾向白俄聲樂教授勃多列索夫夫人學習聲樂，並曾專門去北平上中學，學習標準漢語。1933年，作為日本侵略者鼓吹所謂“五族協和”“日滿親善”的虛偽政治口號以麻醉中國人民而進行的宣傳活動之一，奉天廣播電台開辦了一個名為“滿洲新歌曲”的節目，經日本北支派遣軍司令部負責中國事務的陸軍少佐山家亨介紹，剛剛在勃多列索夫夫人的獨唱會上演唱過歌曲的山口淑子被他們選中，成為演唱滿洲新歌曲的歌手。為了避免中國觀眾的反感，電台當局提出不用她的日本名字，而用中國名字李香蘭。出於同樣的背景，當“滿映”籌備拍攝《蜜月快車》時，為了尋找在影片里唱歌的女主角新娘的扮演者，經過關東軍報導部的軍官推薦，正在北平讀中學的山口淑子再次入選。同樣出於給滿洲人看的電影的決策，李香蘭再次被選為她的藝名，從此，李香蘭的名字開始出現在銀幕上，直到日本戰敗。李香蘭主演的第一部影片是《蜜月快車》。影片主要是表現新婚夫婦剛結合時的矜持、喜悅的心情，是一部鬧劇性質的影片，實際效果不佳，卻使李香蘭被人們所熟知。此後，李香蘭頻頻扮演中國少女的角色，吸引中國人民的眼球。如《蜜月快車》、《富貴春夢》、《冤魂復仇》、《鐵血慧心》、《黃河》等。在扮演許多純真的中國少女之後，“滿映”開始利用李香蘭扮演會說一口流利日語的中國女子形象，且都十分的愛戀日本男子的角色。第一次“滿映”和東寶合作的影片是《東遊記》，描寫滿洲國農民去東京找他們的一位去日本多年的朋友的經歷。在這部充滿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強烈藐視和歧視的影片里，兩個前去訪友的中國農民在旅途中出盡了洋相，他們的朋友老王虛榮自私、吹牛撒謊，而與此相比，日本國是那麼的先進富裕，日本人是那麼的彬彬有禮。李香蘭扮演的麗琴，是日本一家公司的打字員，她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所以成了兩個農民和日本人交流的媒介，她與一名中國留日學生相愛，最後動員大家一起回去，建設“新滿洲”。在和松竹合作的《迎春花》中，李香蘭扮演的白麗，同樣是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與來偽滿洲國的日本人關係密切，千方百計的幫助他與中國青年建立聯繫，在這兩個角色身上，形象地體現了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中日提攜，共存共榮”和“五族協和”的反動口號所需要的中國人和中國婦女的形象。隨著日本侵華戰爭向內地的推進，隨著李香蘭名聲日隆，“滿映”又與東寶合作，推出“大陸三部曲”進行電影的國策宣傳。所謂的“大陸三部曲”，就是指李香蘭和東寶名演員長谷川一夫共同主演的《白蘭之歌》、《支那之夜》、《熱砂的誓言》。

《白蘭之歌》是1939年“滿映”協助日本東寶公司拍攝的一部宣傳“日滿協和”的影片。影片描寫一名“滿鐵”工作的日本青年技師，愛上了中國農村姑娘雪香，雪香的伯父是抗日運動的指導者，反對這樁婚事，兩人的愛情經歷了曲折，雪香仍愛著日本青年，並幫助日本青年運送子彈和抗日人士對射，戰鬥中，雪香和日本青年都中彈受傷，兩人最後死在一起。尤其讓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幾個場面。男主人公聽從其父臨終遺言，來滿洲發展，兄弟三人一起來滿洲建設，其中有句男青年弟弟在父親靈前的台詞：“請父親放心，為了國家的利益，我一定成為優秀的滿洲開拓者”（筆者譯），這是典型的殖民宣傳，把滿洲當成了日本自己的國家，影片把日本青年描寫成是懷著把“滿洲國”建成理想國家的獻身精神而努力工作的人。還有一個就是在影片里，自衛開拓村的人們早晨舉行升國旗儀式並對皇居遙拜，對國旗行注目禮，從這些點點細節可以看出日本當局對中國民眾進行奴化和思想滲透。影片中表面上講述的是溫情的愛情故事，實際上宣傳的完全是“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的國策思想與殖民主義精神。

《支那之夜》講述的是一個極其憎恨日本人的戰爭孤兒，被男主人公的誠實和浪漫的愛所感動，最終愛上這個日本船員並嫁給他成為日本船員妻子的故事。影片比較細緻的描述了中國女子愛日本船員的內心發展過程。在戰前，日本男子毆打女子是一種愛的表達，被打女子對那男子的強烈的愛所感動，會心懷感激，這是典型的日本傳統習俗和文化，可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莫大的侮辱。影片里巧妙地利用了這個場面，從中不難看出這部影片向滿洲人民灌輸殖民思想，滲透日本文化的動機。日本電影人用日本人山口淑子（李香蘭）製造出日本人被中國人摯愛的幻想，願為了維持這個幻想，一直把持著不公開李香蘭身份的秘密，導致李香蘭用中國人的名字演中國人的角色，扮演一個深愛日本男子的純情中國少女，是典型的“日滿一心”“五族協和”的國策宣傳片。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日本政府和軍界經常宣揚“八弘一宇”“大東亞共榮圈”，只用口號很難被人們接受，所以《支那之夜》很好的用溫和的愛情故事體現了“共存共榮”的方針，可見日本在進行國策宣傳上的良苦用心。

《熱砂的誓言》描述的男主人公是繼承兄長的遺願來滿洲在“滿鐵”工作的日本青年，女主人公是來往於日本和滿洲學習音樂的中國北京公司社長的女兒，叫芳梅。這個影片也是中國女子愛日本青年的故事，是更加典型的國策影片，反映了日本在對中國人民進行思想奴化和殖民教育方面的赤裸裸性。歸納分析這三部影片，都是男主人公是日本人，女主人公是中國人，在當時男尊女卑的思想里，男人是主導者，女人是奉獻者，整個身心的奉獻者，長谷川一夫的角色代表日本，李香蘭的角色代表中國，表現出中國如此信賴和依託日本，日本是一定愛中國的。這三部曲是典型的國策宣傳片，是侵略中國現實的隱瞞，李香蘭所演的是從內心裡那麼摯愛日本男子的純情可憐的中國女子形象，日本電影人及其統治機構，費盡心機的利用電影這個大眾宣傳手段為日本進行殖民統治和擴張，大肆進行宣傳國策。

“滿映”作為特殊的國策公司，從1937年建立到1945年滿洲國崩潰的八年時間裡，在紀錄片方面初期（1938－1939）拍攝60部，中期（1940－1942）拍攝110部，後期（1943－1945）拍攝19部，新聞片有《“滿映”通訊》312號，《“滿映”時報》313號，編輯發行《滿洲兒童》55號。故事片共計108部，“大陸三部曲”屬於故事片。“滿映”的紀錄片都是紀錄偽滿洲國的重大政治活動，對滿洲內部起到了“建國精神的普及”，對外“介紹滿洲國的實在情形”“介紹、輸入日本文化”，最露骨的體現了國策電影的思想。

“滿映”所拍攝的新聞片和故事片都是帶有明顯宣傳色彩的國策片。後期的電影內容更加反動，有的惡意攻擊共產黨、有的美化偽滿警察、有的直接反映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侵略活動。“滿映”為宣傳日本和偽滿洲國的國策、鼓吹“日滿協和”、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奴化中國人民進行了大量的活動，成了二戰時期日本在國外設置的最大的文化侵略機構。“滿映”在國策宣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中國人民進行殖民奴化的過程中，是赤裸裸的宣傳和奴化，對中國人民是一種心靈的摧殘。在日中15年戰爭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應該讓後世的中國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