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仲

1913年，入山西省立第四師範附小讀書（1917年學校易名為山西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

1919年，投身山西大同聲援“五四”愛國運動，被史學界譽為“五四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馬仲”。

1920年，以優異的學績進入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就讀，次

年即與同學鄧慕湯（鄧紹，河北蔚縣人）、劉子威（劉鉞，山西右玉人），三個人一道被省立三師列為高材生。

1921年，任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並被推舉為大同縣學生會主席。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主持大同學生會期間，馬仲協助老校友杜懿齋先生及第六班已畢業的部分同學於建校八周年之際，共同完成三師附小算術叢書《算術難題分類講義》（上中下冊）的製版、校對、編印等一系列工作。因而，學校獎勵他《龍藏寺碑》、《黃敬興太史讀書樂》、《王右軍草決歌》、《雪鴻軒尺牘》、《唐詩》等名家書帖以之鼓勵。

1925年5月底，“五卅慘案”發生的信息傳到大同后，被大同各界一致推舉為‘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總會主席，負責綜理全面工作。’ “會議同時選出聲援活動領導機構，其組織成員如下：

總會主席：馬仲（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

總會副主席：王振翼（京綏鐵路總工會秘書）

王夢樵（省立第三中學學生會主席）

張樹珊（京綏鐵路車務同人會大同分會長）

王振節（女，省立第五女子師範學生會主席、王振翼胞妹）

下設有六個辦事機構（五人為一組）：

運動組組長楊永頤

宣傳演講組組長高應蘭（高應嵐）

對外聯絡組組長馬仲（兼）

募捐活動組組長鄭足

後勤服務組組長尹裕仁（三師校長，兼）

學生糾察隊隊長楊德魁（楊秀峰、楊松青）”

（以上據《楊松青傳》中國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頁）

馬仲在1930年6月1日（農曆五月初五端陽節）的日記中深有感觸地回顧了當時的情景：“由昨天的預告才知道今天是廢歷的五月初五端陽節，因而想起了涼糕的涼，粽子的甜，以至於麻團愈嚼愈有味了。說起來真的寒酸，其實不知怎地這幾樣節品在我是好久沒有口福享受的了。民國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聲遍野呼叫連天的五卅慘案，我中華民眾們轟轟烈烈舉行著愛國運動呢！那時我剛二十歲，在三師校里四年級讀書。當時在這個怒潮中，故鄉的農、工、商、學、兵組織了一個‘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我以小有聰明及好動故，被選為總會主席。除綜理一切會內事務外，還要接見各地來同的宣傳委員和代表，早六點鐘起，夜十二點鐘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顧不了其餘的事，最可笑的連自己吃飯都弄的忘掉了。所以這一年的端午是馬馬虎虎的過去了，心中就沒有覺曉有這麼一個節令。 ”（馬仲《劣痕》卷十三79頁）大同地區的援滬運動，聲勢之浩大、影響之廣泛，參加人數之眾、持續時間之久是大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1925年底，馬仲被地下黨派到了綏遠，在少數民族聚居的薩拉齊縣城北15里之水澗溝門村后灣學校任校長，以教員身份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26年後馬仲奉地下黨指示先後奔赴薩縣、北平、太原、張垣、臨河、五原、包頭、豐鎮等地做兵運和學運工作。其間，他把握一切有利時機，積極宣傳革命主張，喚醒愛國將士和熱血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多次參與組織革命暴動。

1930年正月十五日經地下黨的安排，馬仲轉赴北平活動。1931年4月轉入山西軍官教導團。是年夏，繼平定兵變組成紅24軍的先例，中央又著手醞釀由山西軍官教導團的同志為內應，擬定在同年9月下旬舉行教導團革命暴動。如大功告成，則組建紅25軍。正當馬仲和同志們積極布置加緊進行準備工作時，突然發生了意外情況，導致兵變計劃隨著省特委負責人丁楚源的被捕而告吹。

“九一八”事變后，太原成立了抗日義勇軍訓練所，設在上馬街農校。馬仲等一批成績優秀的軍官被選派到該所臨時擔任軍事及政治教官。主要講授地形、射擊、典範令及馬術等軍事常識和時事政治，鼓勵學員投筆從戎參加反帝救國行動。參訓學員多為太原各大中專院校和中學生約1000餘人，時間為3個月。後來，這些學員中有許多人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前後參加了由我黨在山西組織的犧盟會和新軍“抗日決死隊”及“工衛旅”。1933年1月，馬仲被委任七十師軍官學術研究班庶務副官。4月委中校參謀，6月赴五原、臨河調查軍風紀。9月23日因在愛國兵士中鼓動嘩變，編寫並散發《七十師之‘三爺主義’》一文在軍中中下級官兵中傳播，遭到了王靖國等人的忌恨，被削職驅逐。

1933年下半年，受黨委派多次搭乘22次列車往北平、張垣等地活動，住在張垣同新客棧與那裡的同志們秘密取得聯繫，期間，曾委派馬懷藺等赴綏遠包頭大仙廟粱31號探視孫殿英部動向，意欲聯絡孫軍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兵士策反孫軍。1934年2月因晉綏軍獨立第三旅豐玉璽聯合馬鴻逵、馬步芳各部會剿孫軍，孫軍戰敗退至寧夏后被各部繳械，計劃隨之取消。（馬仲《夢囈》之47）

“吃苦耐勞是行為的標準；節儉是度日的標準；手不停地寫、腦不停地思是讀書之標準。”（馬仲《劣痕》卷十四首頁）這是馬仲生前一貫自律，自強的準則和座右銘。他在自己全部的革命活動中始終不渝地遵循著這樣的信條。用自己滿腔熱血印證了鋼鐵誓言，實現了“為人民、國家、社會，就是犧牲了個人，能予社會有萬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的豪言壯語。（馬仲《劣痕》卷十四首頁）

1934年3月到1935年他再度遷往綏遠，在豐鎮縣立第三小學當教員。與同校教員共產黨員許卓吾，任瑞庵（時許、任二人已先期到此）等人秘密和豐鎮旅平同學會取得聯繫，為他們傳遞資料、互通信息、並領導同學會中的返豐人員和在豐機構鬧學潮。直到第二年秋天，出版油印宣傳品的事被當局獲知受到張榜通緝，只好速速離綏。是年冬，他幾經輾轉南下重返太原，出任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站站長。

1936年9月中旬，馬仲參加了在太原海子邊舉行的犧盟會成立大會，成為一名黨領導下的犧盟戰士。期間根據犧盟總會布置，馬仲深入忻州等地的縣、鄉、工廠、學校，並在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沿線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抗戰爆發后，馬仲（當時化名趙振江）奉命參與組建山西新軍工衛旅，並出任工衛旅供給部主任。隨軍征戰於文水、交城、五寨、汾水山區。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發生，馬仲（當時化名趙革非）隨軍轉至興縣，與續范亭、羅貴波、賀龍、趙林、湯平等同志一道籌建晉西北行政公署（晉綏邊區行署），並擔任行署的總會計師。

1940年初，晉綏行署分管財經工作的領導同志聽取和採納了財政處黎化南、馬仲（趙革非）、左奇等同志的合理建議，於1940年5月10日成立了以革命老人劉少白為行長的邊區總銀行“西北農民銀行”併發行新幣，根據地人民稱西北農幣。參加總銀行成立大會到會的人員有:120師賀龍師長、關嚮應政委、甘泗淇主任，十八集團軍南漢宸，晉西區黨委林楓、張稼夫，新軍羅貴波政委，行署續范亭、牛蔭冠正副主任、財政處長湯平和總會計師馬仲（趙革非），延安《新中華報》郁文，以及塔斯社記者莫德文等。會後劉少白行長直接向行署續主任請示邀馬仲先來總行給幫幫忙指導指導，等工作理順以後就回行署。續主任將劉行長之意轉告馬仲，他愉快地接受了這一任務。行署機關隨即委以兼任西北農民銀行會計職務。

1941年初，邊區政府為迅速扭轉財政管理人才緊張，一人身兼數職的局面，儘快培養財政會計人才，特舉辦了由晉綏軍區副司令員、行署主任續范亭直接領導的財政幹部快訓班，抽調了各部門精兵強將，初等以上學歷的幹部為學員，由精通業務的馬仲和賈煥庭（解放後任鐵道部第一設計院院長）二人兼任教員，

不久，由邊區行政公署直接領導的黨培養領導幹部的基地，邊區最高學府抗戰建國學院（后稱晉西師範）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創建，開始校址設在興縣楊家坡，在日軍掃蕩與空襲的艱難歲月里曾多次輾轉於興縣姚家會，陝西省神木縣裴家川等地。為了高速度、高質量培養黨的幹部人才，邊區領導首長慧眼識人，特指定馬仲和杜心源，杜若牧、劉波、馬行健等人負責兼任這所幹部搖藍的幹部班、師範班的各科目教員，馬仲任數學系教研組長。

在邊區根據地，馬仲積極發揮自己的文化特長，做到學以致用。這一時期是馬仲工作最繁忙的日子。儘管那時他身兼數職，工作忙碌而緊張，高度近視又給他的工作和學習帶來諸多不便，但他從不叫苦叫累一心撲在事業上。還要抽時給行署各類機關報刊準備一些稿子。他對工作勤勤懇懇，踏踏實實的作風，為革命事業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尚情操深為許多戰友和同志們所欽佩。“趙老師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經常與我們學生一起談心，向我們了解家庭情況，說說笑笑，學員們一點也不感到拘束。一年冬季，趙老師見我凍得直流鼻涕，就把他自己的棉帽給我戴在頭上，並拍著我的肩膀問我是哪兒的人，今年多大了，當我回答是右玉縣人，年18歲時，他又接著問離家幾年了，想家嗎？家裡還有些什麼人？並一再囑咐我，現在條件這樣艱難，可一定要珍惜學習的機會啊！以後我回到家鄉搞地下工作，還時時想著他的樣子，全國解放后，我在右玉縣委工作時，有一次利用到大同開會的機會尋訪過趙老師，結果沒找到。”（1987年6月9日在大同安東營幹休所訪問雁北師院離休老幹部解楓璽回憶）

1944年根據革命鬥爭的需要，馬仲奉調邊區公安總局搞秘密工作，旋調中央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夏，抗日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為了奪取抗日戰場的絕對主動權，捍衛抗戰勝利果實，鞏固和擴大解放區，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決定，委派大同籍的邊區高級幹部馬仲，以化名馬革非、趙革非、趙克非、馬克非、馬克、馬俊，黨內關係轉為單線聯繫，配用“晉綏軍區回民司令部”印章番號，帶領部分同志深入雁門地區、綏蒙地區，代表分局城工部和邊區公安總局指導雁門、綏蒙及大同地區的城市工作，兼做國民黨高層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策反工作，配合我晉綏部隊收復綏遠、解放大同。同年10月，馬仲親往左雲城向分局有關領導和軍區首長賀龍、張宗遜（上將，曾任總後勤部部長）等詳細彙報了大同的情況，並對大同的對敵鬥爭形勢做了細緻的分析和評估。10月中旬，在左雲召開的收復歸綏、解放大同動員大會上，馬仲在發言中進一步向與會指戰員介紹了大同方面的具體情況。此後他按照上級部署與綏蒙區黨委、城工部、公安局及五地委、城工部的有關同志裴周玉（解放軍裝甲兵原政委）、高克林（最高人民檢察署原副檢察長，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李登嬴（中共甘肅省委原書記、甘肅省人大主任、省長）、白奇、王雁鳴、康莊等密切配合，開展對敵鬥爭。並先後派出我地下工作幹部馬啟禹、賀三連（山西朔州人，1 947年犧牲）、賀連龍（山西朔州人）、許劍寶（長期潛伏大同青龍閣前街5號張根成院，解放后曾任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公安處長，離休前為內蒙古自治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敵人內部，分化敵軍、偵察敵情，為晉綏、晉察冀野戰部隊聯合發起晉北戰役，攻克大同創造條件、掃除障礙。其間，馬仲在綏蒙及大同周邊區域活動的近700個日日夜夜裡，懷著對家鄉的摯愛，充分利用人熟、地熟、關係多的優勢，輾轉奔波於白馬城、龍探頭、高山、鵝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盤道、上下窩寨、馬家會、豐鎮、左雲、右玉、懷仁、寧武、朔縣、井坪、窩窩會等方圓數百里地區，及時收集敵特部署和相關情報呈報分局機關。無論走到哪裡都和那裡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這給他的工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和便利。據馬仲當年住過的大同安家小村房東老鄉銀梁子後來回憶：“老馬和我們相處得就像一家人，他最喜歡吃我們做的莜面窩窩。”第九、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解放軍裝甲兵部隊原政委裴周玉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的來信中說“馬革非是咱們綏蒙革命大家庭中熟悉的一員……”當年，馬仲雖在大同外圍活動，離城內自己的家近在咫尺，為了自己從事的神聖事業，為了嚴守黨的機密，他一次也沒能夠回家看看分別十餘載，日夜思念的親人。他更料想不到的是，迄小養育他成長的父親早已在1944年10月27日被日寇官谷所害，家中只留下孤苦無依的母親和妹妹了。

早在1946年圍攻大同期間，黨組織考慮到滯留在敵占區的我黨幹部親屬的安全問題，曾指示馬仲和白奇負責想辦法把他們平安接出城去。馬仲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同志親屬的安危。在他們的精心安排下，多次派出地下情報員馬啟禹、賀三連等同志潛入大同城，把金若（原名祁佩貞）同志的舅舅萬成章、胞妹祁佩德（又名祁二女），米芳同志的母親和孩子們相繼接應出城，到了口泉我解放區。而他自己的親人因此後城內封鎖逐漸加嚴，雖經幾次接應卻未能如願。

據當時主持晉綏雁北地委城工部工作的劉耀宗同志（化名白奇，曾任國家經委冶金總局局長）在1985年9月13日寫給馬仲胞妹馬玉梅的信中指出：“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軍第一次圍攻大同時，由晉綏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由分局直接領導，我在大同時，負責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麼報告，我們負責給轉回去。工作的內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們當時無權過問。”在艱難的鬥爭環境中，馬仲頑強地奮戰在解放大同的對敵鬥爭前沿。

1946年7、8月間，他成功策動了海福龍將軍率部起義。海部起義，對大同守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政治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馬仲身著灰布軍裝，帶領4位戰友住在距離白馬城最近的安家小村的一位叫銀梁子的老鄉院子里，他根據所掌握的情況，一方面派人前去聯繫，一方面給海本人寫信。並密邀海到我方駐地商談，幫其分析形勢，促其全面覺醒。海福龍審時度勢，下決心棄暗投明，率部起義。馬仲及時把進展情況及相關情報經由白奇同志領導的五地委城工部轉回上報分局機關，分局對他的工作極為滿意。並指示，望抓住機會儘快實施之。同時，為了他的工作便利，還專門給他配備了一匹棕色戰馬。促成海福龍部戰場起義后，馬仲打算繼續打入大同城內作閻軍上層人物和少數民族人員的工作，但由於我軍圍城，敵軍困守，戰事緊張，無法入城。大同撤圍后，馬仲住到設在大同口泉鴉崖附近盤道村的我雁門保安處（后改名綏蒙公安局）第一武裝工作隊（內稱大同情報聯絡站）一段日子。並與王樹楷、蘇干臣（金龍蘇）、王雁鳴、白奇、喬永清等同志們一起在口泉等地開展工作。

解放軍撤圍大同后，中共晉綏分局決定馬仲留任剛剛組建的分局國軍工作部部長，在晉綏分局直接領導下，負責做國民黨高級俘虜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絲不苟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說服、規勸、引導被俘國民黨高官進行瓦解和策反大同國民黨守軍的工作。這一時期，他為和平解放大同做了不少鋪墊工作。1947年，大同對敵鬥爭形勢十分嚴酷，閻軍在大同加強封鎖，四齣騷擾解放區。這時馬仲經常風塵僕僕地往返於龍探頭、高山、鵝毛口、長流水、黑流水、上下窩寨、馬家會，寧武、朔縣、井坪、窩窩會、豐鎮、左雲、右玉等地和大同情報聯絡站。輾轉奔波方圓數百里，為解放大同日夜辛勞。新疆糧食廳副廳長（時任晉綏大同縣委書記）康莊在1985年1月12日寫給馬仲胞妹馬玉梅的信里說：“1947年我到大同縣委工作，在高山附近一個村，經白奇（劉耀宗）引見，我見到了你的兄長馬革非同志。當時知他是由晉綏邊區公安總局派遣做大同的敵偽工作的。因不是我們一個系統，所以工作上沒有發生聯繫。以後又看到鄭翰同志，他也是由晉綏邊區派來做大同城敵偽工作的。”在艱難的鬥爭環境中，馬仲頑強地戰鬥在對敵鬥爭前沿。1947年臘月，敵特風聞馬仲、白奇是參與解放大同的晉綏方面地下黨主要負責人的消息，又探聽到他們的親屬還在大同，氣急敗壞地在1948年2月8日午夜，指使其特警隊爪牙匆匆逮捕了馬仲的胞妹馬玉梅和白奇的妻姐米芳（烈士李澤同志的愛人）。當時，敵人使出各種殘忍的手段對她們進行嚴加拷問，威脅其提供有關親人的消息，然二女士面對心狠手辣的敵人寧死不屈，使敵人一無所獲。後來，直到我軍解放大同，敵特倉慌逃命時她們才脫險，並且馬玉梅勇敢地把敵特出逃時來不及收拾的材料統統收集起來於1949年5月2日交給我公安局王一鳴、康世安兩位局長以及從晉綏過來的蘇興同志。

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時的馬仲，拖著疲憊的身子，本打算回到我綏蒙國軍工作部后理理長發，然後好好睡上一覺。哪想剛理過多半個頭，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興縣中央晉綏分局機關。他來不及安頓一切，便風風火火地踏上了回歸機關的路程。

回到分局機關后，邊區正展開轟轟烈烈的土改三查，而且搞的氣氛很緊張。他被安排至張家圪碢的晉綏分局黨校。期間，參加了包括分局在蔡家崖西溝召開的鬥爭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先生的所謂“鬥牛大會”和大大小小十幾次批鬥會和辯論會。聽到不少戰友一起蒙冤受屈的消息，馬仲難過極了。他不怕死，怕死就不搞革命了，既然是選擇了黨的事業，就不惜流血犧牲。但最難過的恐怕是自己人鬧自己人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春風溫暖千家萬戶，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許多當年晉綏的革命老首長在有關史料中追憶那段慘痛的教訓時仍心中掉淚“憶及那段凄慘歲月，雖然四十年過去，依然時時刻刻縈迴於我的腦海耳際，如今將那傷心動魄的一幕作一粗略記述，以使後人牢記這沉痛的歷史教訓……”（劉繼忠《興縣文史資料》6輯35頁）。“四七年‘搬石頭’是一種極‘左’的行動，一些同志由此受了委屈，更有一些同志付出生命，趙同志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登瀛1985年5月10日寫給馬玉梅的信）。就連當年曾負責過‘土改、三查’工作的分局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組織部長、分局黨校教育長龔子榮同志（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央工作），在太原等地區先後召開的幾次老幹部筆談會和晉綏革命根據地史料徵集會議上，代表原晉綏黨組織對當年做法深感內疚，對無辜死去的同志表示深深歉意，這無疑是給那陣子積極參與過激行為，又刻意迴避的某些人開了個好頭，真正表現了老革命家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作風。“土改、整黨中的領導幹部，不管你主觀上承認不承認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尾巴主義、懲辦主義錯誤，對黨對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是人所共知的”、“晉綏分局個別領導同志在1947年的整黨中犯有和土改同樣的錯誤，其特點是全盤否定黨員和黨的組織，刨開黨員和黨的組織。”“把黨員和幹部當作土改對象，致使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想怎麼懲辦就怎麼懲辦’，犯了嚴重的懲辦主義錯誤”，“勞動人民出身的幹部全部解職聽候審查，還片面強調：當群眾審查幹部時，不允許幹部對自己的缺點進行申辯。這樣做必然引起大多數幹部、黨員的不滿，而這又往往被誤認為是幹部反抗與破壞土改。”，“甚至有些地方又發展到亂打、亂殺黨員、幹部和農民，造成了不可補償的損失”，“據我所知，分局領導同志從四七年初開始，整整一年裡，從思想認識到實際行動，都是把黨的組織和黨員看成一團糟，四七年冬則是‘左’傾冒險主義、尾巴主義的錯誤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亂斗、亂打、亂殺的現象在四七年下半年極其嚴重，曾造成了社會秩序紊亂，群眾恐慌的嚴重局面。這是領導上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和尾巴主義的必然結果。”因此“舉上述幾個例子，只是表明在‘翻底子’，‘三查’中所犯錯誤我應承擔的責任……”。“經過細緻的考證，是錯誤的就應當改正。真理總是愈辯愈明。”（龔子榮：『晉綏土改整黨與黨校工作的回憶』《山西革命根據地》1889年第三、四期）“晉綏邊區於1947年11月和12月，錯整、錯殺的現象是最為嚴重。如果不是中央命令糾‘左’，晉綏邊區還可能有更多的人喪失性命。”（趙晉：『晉綏土改“左”傾錯誤的客觀原因淺析』載於《山西革命根據地》總第21期）

就在馬仲返回分局后“三查”運動鬧得最凶時，他的拜兄郝性天（三師時的同窗，賀龍中學副校長郝笑天的胞兄）由大同縣鎮川堡家中匆匆趕來看望他。突在他鄉遇故知，特別是在這個時候，革非真是喜出望外，格外地興奮，儘管自己的處境非同一般。一番親切的問候與敘舊后，傾訴衷腸，革非激動了，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然此時此刻他卻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眼睛，止不住淚水奪眶而出，熱淚中凝結著苦悶和心酸。他如實地向這位真誠的摯友述說著自己目前的處境，這種叫自己人難過、敵人歡笑的事情。殘酷的現實狀況真使他無法預測將來怎樣，還會發生什麼不幸，真可謂生死未卜。這陣子他的腦海中，也許預感到一種不祥之兆正悄悄地向他逼近。於是他毅然決定把自己用多年心血寫就的自傳體文集交給了郝性天，托他設法捎給家裡。這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辦到的事，也是他最後的囑託。希望用它來表明心跡，了卻自己的心愿，安慰自己的親人，補償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他想著：只要親人們能看到這部傳記就如見到你們的孩兒回到身旁一樣。為此他再三向性天兄千叮嚀、萬囑咐他一定要送到。

不料天不作美，郝先生返家后因戰事驟緊，一時無法入得城內，又恐遭敵人發現惹禍，則藏於自家灶眼中，結果事後失記被火燒毀，釀成終身憾事。

解放后，郝先生幾次於街巷中遇見馬仲胞妹馬玉梅，談到此事總不免抱歉萬分流露愧意。據郝性天先生講，該自傳文集從各個方面系統記述了國共合作，晉綏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到日寇投降后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親身經歷。同時記錄著這位錚錚鐵漢由學校到邊區近二十年的成長過程，凝聚著戰火洗禮的見證。只可惜在那石作椅，膝當桌，炮火連天的惡劣環境里嘔心瀝血耕耘的巨著沒有能夠保存 下來，而是在環境的逼迫下，在熊熊的火光中付之一炬。

就在郝先生與馬仲辭行的幾天後，也許這時郝先生還在返同的路上走著，土改工作團的成員將馬仲的所謂“罪行材料”，放在了晉綏公安總局局長的辦公室，認為馬仲的表現和其行為已成為阻礙土改進程的絆腳石。甚至有個別別有用心者三番五次地誣告說：“你們看他的名字叫‘趙革非’，究竟是想革誰？誰是非？”圖謀陷害革命同志的卑鄙勾當昭然若揭。於是把他逮捕，在同年的“搬石頭”中，當作“大石頭”搬掉了。馬仲同志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犧牲在他工作和戰鬥的土地上。

關於馬仲同志參加革命后的情況，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家中母親和妹妹都不知道他已經事業未盡身先去，還以為仍然活在世界上。這就引出了從大同和平解放的那一天起，親人40餘年來曠日持久地四處尋訪馬仲下落的艱難旅程。那些年，起初有些同志提供說馬仲同志也許是解放大西北或大西南去了。但是，因當時的大氣候，這件事雖經家裡不懈努力總沒有眉目。各方回答不是模稜兩可，就是含糊其辭，從沒有一個明確的交待。也許是好心的人們再不願意給這可憐的母女倆添揪心的往事；也許是在自責而無言以對。總而言之，馬仲的事多年來一直沒有確切消息。在大同工作的晉綏幹部金若、石林、鄭翰、劉耀宗，在上海的四川省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蘇興，馬仲好友沈瑞，雖然提供了一些情況，但最終沒能找到馬仲。1953年，口泉糧食局局長李福元同志，誤以為來同擔任領導工作的馬傑是他過去的老領導馬克（趙革非），曾向市委打聽過情況。1968年，山西寧武縣教育界的兩位年青教師辛銀虎（據說現任寧武縣教委成人辦主任），余啟亮曾來大同找馬革非主任，（辛、餘二人當時這樣稱馬仲）請求他給過去曾派出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幹部作證，但均無結果。

1983年，內蒙古自治區組織晉綏的老同志開座談會。與會老幹部在回憶晉綏革命根據地和解放戰爭革命史時，知情的同志講出了馬仲同志（馬革非、趙革非）的革命事迹和被害情況，原晉綏老同志鄭貴（時為內蒙古愛衛會主任）、綏蒙及大同一帶做公安工作的許劍寶（時任內蒙古宗教委主任）、王雁鳴（時為內蒙古工學院副院長）、裴周玉（時為解放軍裝甲兵政委）等同志鄭重地提出這起冤案現在應當給人家平反的話題。這樣，馬仲的問題正式地列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的日事議程上。在公安廳和國家安全局同志們的積極努力之下，在老首長們的親切關懷下，各方大力配合、協同工作、辛苦奔波，並收集到了馬玉梅同志在1952年寫給當時的綏遠省人民政府領導人的尋找親人胞兄馬仲（趙革非）的信函，1984年，終於使馬仲（趙革非）同志沉冤長達40餘載的錯案得以昭雪。

得知馬仲（趙革非）同志平反的消息，許多老同志都很欣慰。他們奔走相告，並向馬仲胞妹馬玉梅同志提供了三、四十位馬仲當年老同志、老戰友的通訊地址。許多同志都寫信回憶了馬仲在各個時期的革命經歷。其中馬行健、蘇興、許劍寶、鄭貴、郭實夫、陳繼武、劉耀宗、閻兆林同志還先後在徵集史料的會議上回憶並給馬仲同志的胞妹寫信表示對死去戰友深深的惋惜。山西礦業學院院長馬老行健在信中說到：“得悉革非同志不幸的遭遇和最終昭雪平反的信息，雖然時過大約也有40餘年，回想起來不能不感到無可挽回的痛惜！這是康生領導的整風中左傾擴大化造成的惡果，他危害黨和國家的罪惡是罄竹難書的。”四川省水電廳廳長蘇興說“看到對趙革非同志的平反覆查結論，內心非常高興，多年來不白之冤得到澄清，說明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政策，恢復了革非同志革命幹部的光榮身份，深為慶幸。”原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幹部、他的老戰友任述英同志1989年4月9日在西安對筆 者講過這樣一句話：“據我知道他是革命戰爭艱苦歲月里，咱們晉綏這塊回族中，參加革命工作最早的同志之一。”大同電視台在2001年4月6日—7日晚7時連續播出專題節目《雲中驕子趙革非》。

馬仲（趙革非）同志只走過41年短暫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滿腔熱血，譜寫了壯麗的人生篇章。他忠於黨的事業，信念堅定，愛憎分明，只要對國家和民族有益，他就勇往直前。他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人民的解放，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就是革命的勝利。馬仲同志作風正派，嚴以律己，他將革命事業造就的才華和智慧，全部奉獻給黨和人民。他一生艱苦奮鬥，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始終奮鬥不止，戰鬥不息，無畏赴湯蹈火，直到獻出寶貴生命。他是晉綏人民的驕傲，也是回族同胞的自豪，家鄉的人民永久懷念這位功勛卓著的少數民族革命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