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三一堂

專門為英國僑民中的聖公會教徒服務的教堂

上海聖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Shanghai)位於上海市黃浦區,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區。教堂東臨江西路,北臨九江路,南隔漢口路即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廈。因其紅色外觀,教堂俗稱“紅禮拜堂”。

聖三一堂是一座專門為英國僑民中的聖公會教徒服務的教堂。1847年先建造了一座小型教堂。在原教堂失修后,座堂於1866年至1869年參考參考建築師喬治·吉爾伯特·司各特(George Gilbert Scott 1811-1878)的設計重新建造,外觀為新哥特式,亦是上海早期最為龐大華麗的基督教堂。1875年教堂升格為聖公會北華教區主教座堂,1893年在教堂左側增建高聳的鐘樓。文化大革命期間,教堂遭到嚴重的破壞。

聖三一堂曾為英國國教會(Anglican,The Church of England)遠東上海地區英語聖公會主教座堂、普世聖公宗前中華聖公會教省主教院轄下國際性主教座堂。自2006年開始,聖三一堂成為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的總部附屬教堂。歷經修葺后的聖三一堂僅在禮拜日對教徒開放。

歷史沿革


1847-1866

喬治·吉爾伯特·司各特
喬治·吉爾伯特·司各特
上海聖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的前身為1847年建成的聖三一禮拜堂。在此之前,在上海的英國僑民均在英國領事館舉行禮拜儀式。寶順洋行(Dent & Co.又譯顛地洋行)的蘇格蘭裔商人托馬斯·查伊·貝爾(Thomas Chaye Beale)購置下教堂所在的地皮並捐獻給教會。因聖堂臨近英國海外傳道會(C.M.S.,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故堂前街道也稱為教會街(Church Street),直到1865年才改名為江西路。原普通規模的聖堂質量欠佳,在1850、1851年間大修過一次。在這期間,該堂接二連三地發生一系列不幸:第一任牧師路德溺水死亡,第二任牧師郝博遜從屋頂上翻落下來,1862年,這座聖堂又遭遇強颱風的破壞而坍塌,無法繼續使用,被迫拆除。
原教堂拆除后,英國建築設計師喬治·吉爾伯特·司各特(George Gilbert Scott 1811-1878)設計了新哥特式風格的新教堂。由於司各特最初的設計過於華麗,超過了上海英僑的經濟承受能力,加之新堂需要容納更多的教徒,於是轉請當時上海唯一具有英國皇家建築學會會員身份的設計師威廉·凱德納(William Kindner)修改了建築圖稿。

1866-1949

1908年的聖三一堂
1908年的聖三一堂
1866年5月24日,聖三一堂奠基。1869年,耗銀7萬兩的教堂經歷三年的修建后正式啟用。聖三一堂仍以新哥特式為主體設計,但其設計亦體現了多種建築風格的融合。1893年,在聖三一堂的左側,又增建了一座高聳的鐘樓,這座鐘樓大大增強了這座教堂的新哥特式意味。鐘樓為四方形平面,尖椎形屋頂,四角有4個小尖頂。鐘樓內安置了八音大鐘,能按著聖詩的音韻敲打。1901年,鐘塔塔頂加建了一個尖頂(該尖頂毀於文革期間)。1908年,聖三一座堂開始改用電燈照明。1914年,聖三一座堂內安裝了從英國海運來的遠東最大的電鼓風管風琴。在1930年代十層以上高層建築在上海出現以前,聖三一堂的鐘樓曾經長期是上海的制高點和最醒目的地標,尤其是對於乘坐輪船進出上海的乘客。

1949-1966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大部分英國僑民起初並未撤出上海,聖三一堂仍然維持著英國僑民座堂的特色。1951年至1952年,聖三一堂駐堂聖品牧師團,以及英籍教友陸續撤離上海。座堂最後一位主任牧師特里維特(The Very Reverend A. C. S. Trivett)離開上海。
1953年,聖三一堂的英籍業主被通知已經欠下了高額房地產稅,於是將聖三一堂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將聖三一主教座堂贈予全國三自籌委會;全國三自籌委會又將該堂移交給同一教派背景的中華聖公會。中華聖公會總議會接收聖三一堂后,進行了一次修繕,許多捐款來自於曾在該堂禮拜的聖保羅堂的教友。在1955年教堂修繕工程完工後,舉行感恩、祝聖禮拜,聖三一堂成為中華聖公會的總座堂,中華聖公會主教院決議將此座堂定位為上海本地的國際性英語聖公會主教座堂,由主教院主席陳見真主教管轄。
1958年,中華聖公會主教院最後一次會議在聖三一堂舉行。之後在獻堂獻廟的高潮中,附近其他教派的教堂,如山東路天安堂(屬於中華基督教會,原由倫敦會開闢)的信徒,也被併入聖三一堂,同時,聖三一堂仍繼續沿用聖公宗傳統的公禱書。

1966至今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在聲勢浩大的破四舊高潮中,所有宗教活動均被禁止,聖三一堂連同上海所有的宗教機構一同作為“四舊”被關閉,附近江西中路原培成初級中學一些紅衛兵受指使縱容,侵佔了聖三一堂。聖品人被勒令接受批鬥,然後被遣送到工廠、農村進行體力勞動。座堂東北側最具宗教特色的維多利亞哥特式八音鐘塔,其尖頂作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標誌,被上百名紅衛兵用繩索將其拖下,整整用了一天的時間,這一天被在場觀看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一幕。幾天後,有不明身份的人士進駐,接管了座堂、圖書館、檔案樓及全部教牧人員的辦公樓生活區域,實施系列查抄並悉數沒收。此後幾個月里,十四、五歲的紅衛兵佔據座堂內部聖堂區域,大肆破壞了座堂內的教會設施,教堂內的稀有珍貴的古管風琴也同時被損壞。座堂祭壇前不遠處有個通地下室的暗門,主地室內存放著幾十座英國僑民教友的骨灰盒亦遭受破壞。
在文革結束后長達近40年的時間裡,教堂長期被黃浦區政府徵用。
2005年6月6日,上海聖三一堂被歸還給基督教機構,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從圓明園路169號遷入聖三一堂北側的4層附屬辦公樓(九江路219號),兩會負責人季劍虹、曹聖潔遷入辦公。教堂計劃在修復后重新開放。
目前,教堂已經修葺一新,但僅在禮拜時間向教徒開放。

建築特色


建築結構

俯瞰聖三一堂
俯瞰聖三一堂
設計師司各特為聖三一堂設計的外觀大體上屬於新哥特式(又稱哥特復興式),設計了許多帶有哥特風格的元素,如遍布教堂各處的尖券,只是在入口門廊處卻採用了半圓券。整座教堂的室內外均採用清水紅磚牆面,因而聖三一座堂又俗稱為“紅禮拜堂”、“英國教堂”。教堂內外兩側皆為尖券排柱長廊;不過並未採用哥特式教堂中常見的束柱,而是採用顯著柱帽的單根矮柱,柱帽上面頂住連續尖券拱廊。聖三一座堂的建築平面符合教堂規範,為拉丁十字式,長約47米,寬約18米,堂身高19米。後部的至聖所符合聖公會規範,為古安立甘式半穹頂結構。聖三一堂面朝西方,即朝向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
在地處長江三角洲衝擊地帶,地質鬆軟的上海建造大型工程,首先要解決避免建築沉降的問題,因此在建造聖三一座堂期間,曾在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上打下了八千多根木樁。

建築內飾

教堂內觀
教堂內觀
聖三一座堂聖堂內為拼花大理石地面,設有拉丁禮祭台、階梯講道台、鷹形讀經台、洗禮盤(在東北角),均裝飾有精美浮雕。座席為靠背穿藤的長椅,椅背釘著捐獻者姓氏的銘牌。1914年倫敦管風琴製造商沃克公司(J.W.Walker&Sons Ltd)為教堂製造的管風琴為全亞洲最大。1925年,聖三一堂向英國管風琴製造商哈里森公司(Harrison & Sons Co)公司定製了一台大型電鼓風發力管風琴,在英國倫敦威斯敏斯特大聖堂經過琴師試奏后,由英方通過海路運至上海。此琴安裝在座堂建築十字交界處近北側的兩排座堂詩班席後方,琴鍵、琴栓及琴師座位在二層,琴師座位用帘布隔開。風琴共約有2,600根琴管,三排琴鍵,當時為遠東地區最大的管風琴,此琴在1966年被摧毀。現座堂修繕后新安裝的風琴為羅傑斯(Rogers)製造的四排琴鍵電子風琴,琴體上方安裝了裝飾用的琴管,此電風琴靠音響發音。
聖三一座堂的玻璃窗的設計與眾不同,既非全部採用白玻璃,也沒有全部採用彩色玻璃,而是花白相間,不成規則。通常的一種解釋是:這座教堂自建成以後,每隔一兩年,便換上幾扇彩繪玻璃。每一次玻璃的更換,都是為了紀念某一位死去的英國教友。

建設背景


與當年華人教堂的經費很多來自於海外捐助的情形不同,上海聖三一堂的收入主要來自於上海當地,其中又包括兩大來源:房地產租金;教徒以及社會的捐助。以上兩項占年收入的90%左右。上海聖三一堂常年收入概況表(1926、1931兩個年度)聖三一堂的房地產租金來自河南路166號以及上海藥房;社會捐助主要來自教徒和滙豐銀行、滙豐旅館業有限公司、英美煙草公司、上海電力公司、電話公司、自來水公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及一些外資公司。聖三一堂採取收支公開的財務管理方式,根據詳細的帳簿、憑證、收據編製資產負債平衡表以及各種基金收支平衡表,在年度工作報告中,報告堂內的財務賬目以及捐助者的名額。

文化活動


社會貢獻

聖三一堂在社會活動方面甚為活躍,不僅開辦學校,經常舉行各種社會公共性質的救濟募捐活動、娛樂聯誼活動、體育健身活動、演講會以及各類講座,以增強信徒的團契精神與凝聚力。
1928年,聖三一堂北側臨九江路建造了4層座堂附屬英國國教學校的男童校樓。作家詹姆斯·巴拉德(JG Ballard 1930-2006)曾就讀於此校,並在其著書《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中提及該學校。該校現為基督教全國兩會總部辦公大樓,建築面積逾4千平方米。

軼事

1935年11月23日,電影明星胡蝶27歲,和上海實業家潘有聲在聖三一堂舉辦了轟動一時的婚禮。婚禮女儐相有袁美雲、顧蘭君,男儐相有周愚、李祖冰,花童有黎鏗、陳娟娟。上午先在九江路聖三一教堂由牧師證婚,晚七時在大東酒樓辦酒席,親友及電影界的同行紛至沓來,成為一時傳誦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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