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心儀

如《美麗小姐》揭示了人們對洋貨充斥市場的熟視無睹，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酒吧間的許偉》展示了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我愛博士》對那些數典忘祖，喪盡了中國人氣節的醜惡行徑，進行了無情鞭撻。

在 2 0世紀 70年代鄉土文學思潮影響下走上台灣文壇的曾心儀，創作伊始就顯示了台灣女性書寫的新型路線。其作品，或以悲憫情懷描寫台灣風塵女子生活，揭示社會陰暗角落；或以自身經驗表現社會底層職員命運，鋒芒直逼工商界的畸形現象；或以嘲諷筆觸抨擊崇洋媚外風氣，呈現出強烈的現實批判指向。曾心儀由此帶來 70年代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的第一縷曙光。

曾心儀小說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對資本主義商業社會中少女的悲苦命運的反映。作者的筆下出現了眾多被侮辱、受損害的舞女、妓女、酒吧女的形象。由於職業原因，曾心儀有機會接觸許多出身低賤的年青女性，特別是對許多被生活所迫淪落風塵、過著痛苦的屈辱生活的年青女子有較深切的了解和同情。在她的《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彩鳳的心愿》、《朱麗特別一夜》等小說中，對逼良為娼的罪惡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充分揭示了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對無知的女青年的毒害，具有警世社會的效果。

曾心儀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在題材方面有新的開拓，她並沒有像呂秀蓮等一些女作家一樣去趕女權運動的時髦，創作新女性主義文學。她始終不忘剖析台灣社會這一使命，在她的筆下出現了台灣社會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不斷有新的突破，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在開拓新題材的同時，曾心儀也寫了一些“民族要團結，人心思統一”，反映海峽兩岸長期隔絕給台灣同胞帶來痛苦，表達台灣同胞強烈要求統一祖國意志的作品。

曾心儀是位有很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作家。她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指出，她出版自己的小說集，一個重要因素是因她不忍目睹眾多的少女由於生計所迫，而落入風塵。她認為文學是一種使命，是一把利刃，是我們的力量。她稱自己的作品是“含有社教性質的新聞小說”。文藝評論家們說，曾心儀的作品是干預生活的，具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意識。

以母性書寫串連台灣歷史——關於曾心儀的《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一手執筆，一手揮舞著台灣民主運動旗幟，曾心儀在年近六十之際，將個人親身參與黨外運動、婦女運動和原住民運動的經歷，融合了個人的生命歷程、內在省思，構築成一部長篇小說，《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不只布滿了台灣篳路藍縷的歷史足跡，也映現了女性在自我與家庭的矛盾中艱辛苦澀的步伐。

曾心儀坦言，寫作這部書的動機，主要是因為思念遠在美國的子女。全書中頻密出現的“Dear凱、蘿”，就是曾心儀因離婚而不得見面，心念繫之、企圖對話的一雙兒女。由於和夫家的政治立場不同，加上觀念傳統的婆婆認為離婚的女人就是不相干的外人，阻止曾心儀和子女見面，直到自己的父親過世，她才有機會連繫早已在美國生根落地的成年子女，此後，是一連串尋求諒解的漫漫程途。

“我的女兒一直不原諒我，認為我拋棄了他們，但我其實想他們想得不得了，想得真苦！”曾心儀嘆道。面對子女的質疑和憤怒，她決定仿效原住民部落母親的口述歷史傳統，著書告訴兒女們，當年自己為何在離開家庭后，投身於台灣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中，“除了讓他們了解我的想法，也希望遠在美國的他們，對台灣多一點關心，畢竟，這裡是他們的根源。”

以母性書寫串連台灣歷史，那個關鍵的鏈結，其實是“死亡”。曾心儀回憶第一次懷孕時，她就經歷了幾次生死關：腹中的女兒幾次幾乎流產，她多次住院安胎好不容易才保住；生產時又因胎兒體型太大難產，醫生告訴她，孩子呼吸已經微弱了，要搶救就得直接切割，把孩子拉出來，……“因早為就經歷過生死邊緣，後來參與政治活動，幾次面對危險我都能安然處之”，曾心儀說著卻又嘆了一口氣，“女兒不知道這件事，一直躲我躲得遠遠的，豈知道我們母女曾一起走過鬼門關？”

然而，出身於眷村，父母是俗稱“芋仔番薯”組合的曾心儀，為 什麼會選擇參與黨外運動，執著推動台灣民主遞進？回顧啟發、扭轉自己生命的關鍵，曾心儀指出，“鄉土文學論戰”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本來就愛好文學藝術，但以往接觸的文學作品，都是與這塊土地割斷的，直到鄉土文學出現，把台灣的歷史和文學命脈銜接起來，我也才發現，鄉土文學其實就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生命”，曾心儀語帶堅定地說。

循著鄉土文學展開了她對台灣文學的閱讀，其中，影響曾心儀最深遠的台灣作家，正是以“倒在血泊里的筆耕者”所著稱的客籍作家鍾理和。在她眼中，鍾理和是一位非常清澈而純凈的文學創作者，“他始終堅守在文學的崗位上，從未跨過分界，涉足政治或權力鬥爭，即使過著清貧的生活，他仍舊堅持自己的文學本分，就是不斷書寫。”曾心儀也特別提到最早編纂《鍾理和全集》的張良澤，如果不是他，她便不會認識鍾理和，也不會結識鍾鐵民、葉石濤等作家，以及當時剛出獄的“政治犯”陳映真等人，更進一步參與陳婉真和其他鄉土文學作家的助選團，終於一腳跨入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領域。

“然而，一直以來，我也困惑著到底自己該不該真正跨越文學和政治間的那條線。”三十多年的黨外生涯，曾心儀看過太多沉痛的場面，每每為之痛哭不已，其中，銘刻在她腦海中最難或忘的，就是1989年4月7日自焚而死的鄭南榕，以及在鄭的喪禮遊行隊伍中同樣引火自焚的詹益樺。

“他們都是有才華，也很特別的人，沒想到竟然走向死亡，把生命奉獻給自己的信仰！”看到兩人自焚后的現場，曾心儀不斷流淚，並陷入了長時間的苦思，最終，她明白自己終究不是能踏上激進革命的運動者，而回到文學創作的世界，繼續以文字記錄人們挺身對抗獨裁政權的真實故事。

曾心儀也提到近來最令她心折的作家，是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帕慕克作為一個文學家，卻能看見很多土耳其的基本問題，並且用生命面對，超越了對獨裁、對死亡的恐懼，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繼續寫下去，活下去”，也因此，她表示，自己對於帕慕克頗感“心有戚戚焉”。

以兩年時間專心寫作《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完成付印出版至今也已年余，然而，談起這一年來的台灣政治與社會處境，曾心儀不掩心中沉痛：”我常自問，自從三十年前高雄事件至今，所謂的台灣民主運動，是不是終究算是失敗了？“政黨為了爭權奪利進行壟斷式的彼此傾軋，看在著書時猶對政治景況懷抱正面期待的曾心儀眼中，”好像天天被刀砍過心臟，我都不知道現在我的心還剩下幾分之幾……“她問同樣從事黨外運動的朋友，多年來的努力，“如今，是否證明我們犯了錯？”

但也更因此，挾帶著社會使命的文學熱情不減，曾心儀即將著手的下一部長篇作品，仍將繼續行遍福爾摩沙島的今時今日，觀照的範圍有她持續參與的原運和婦運，更有近幾年引起人權團體一再挺身發聲的新移民議題。由於出書後兒子曾向她埋怨：“媽媽把我們當成書中主角讓我們壓力很大”，曾心儀決定將書信體裁改成日記式的寫作，自然，她長年累月觀察的政治變局也將成為書中的重要內容。

“這些題材全部都會放進去。這些都是台灣的問題，當我們無法站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成為一個國家，只會想著選舉要贏，想著各種贏的手段，台灣就永遠不能解放，永遠沉淪而沒有生命。”持續以書寫為台灣找到維繫的命脈，正是曾心儀不稍停歇的寫作使命。

貧弱女性的保護神

曾心儀與她的新女性主義小說彭燕彬在當代台灣文壇上，有一位堪稱貧弱女性的保護神，對弱女子特別關注，並站在其立場為她們的新生吶喊的中年女作家，這就是曾心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