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集

北齊陽休之編《陶淵明集》十卷宋徵士〈陶潛集〉九卷舊唐書經籍志錄陶淵明集五卷本，目錄已失。

宋紹熙三年曾集本；上海廣智書店影印。宋淳佑元年湯漢注本四卷，清乾隆年間拜經樓從書吳騫刻本。明正德何孟春注本十捲毛晉汲古閣本《陶淵明集》十卷焦竑本八卷清《四庫全書》本八卷，根據昭明太子蕭統本。清道光陶澍集注本十卷。梁啟超評清道光陶澍集注本十卷：“博證諸家，考證最精”。編排：卷首：《陶徵士誄》；卷一：詩四言；卷二至四：詩五言；卷五：賦辭；卷六：記傳述贊；卷七：疏祭文；卷八：五孝傳；卷九、十：聖賢群輔錄；附錄年譜。

今學者公認“五孝傳”、“聖賢群輔錄”是後人偽托。

上海涵芬樓李公煥箋注本十卷

陶淵明（三六五——四二七），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作過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和彭澤令，四十一歲由彭澤令上辭官歸隱，直至去世。卒后友人私謐“靖節”，世稱靖節先生。

陶淵明少懷濟世之志，但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東晉與劉宋政權交替之際，政治昏暗、政局動蕩、社會關爭複雜、民族矛盾激化，他的理想輿現實發生了極大的衝突，他逐漸視仕途如棘途，嚮往平淡自然的生活。同時，魏晉以來玄學勃興、玄言詩盛行，玄學的熏染又使他追求心靈的自適、人格的完整。仕輿隱的矛盾困擾了陶淵明十九年，最終他選擇了在盛年辭官歸隱，再未出仕，表現出固窮守節、正直不阿、淳樸率真的高潔品格。

隱居期間，他寫有一些反映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的詩，但更多更好偽是歌詠歸隱生活、描繪農村景色的詩篇，也有一些用意境化手法表現老莊思想、玄畢命題的詩，正因如此，陶淵明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鍾嶸《詩品》）。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謚號靖節先生，入劉宋后改名潛。

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

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過幾年小官，后辭官回家，從此隱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詩》等。

前言

注評凡例

卷之一 詩四言

停雲並序

時運並序

榮木並序

贈長沙公並序

酬丁柴桑

答龐參軍並序

勸農

命子

歸鳥

卷之二 詩五言

形影神並序

九日閑居並序

歸園田居五首

游斜川並序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乞食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並序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

與殷晉安別並序

贈羊長史並序

歲暮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

飲酒二十首並序

止酒

述酒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責子

有會而作並序

蠟日

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雜詩十二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疏

詠三良

詠荊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徠輓歌詩三首

聯句

卷之五 賦辭

感士不遇賦並序

閑情賦並序

歸去來兮辭並序

卷之六 記傳贊述

桃花源記並詩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五柳先生傳

讀史述九章

扇上畫贊

尚長禽慶贊

卷之七疏祭文

與子儼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歷代詩人談起“自然之詩”、“隱逸之詩”、“恬淡之詩”，都會想起陶淵明。

陶淵明（365-427年），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東南）人。他去世后，友人私謚為靖節，故後世稱“陶靖節”。又因曾任彭澤縣令，後人稱為“陶彭澤”。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陶淵明是一位人格高潔的隱士，而其詩文則不甚有名。自梁昭明太子蕭統為之編集並作序之 后，他的詩文才逐漸為人們所重視，而且越到後來影響越大。他可以說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陶淵明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29歲以前為家居讀書時期，29歲至41歲為時官時隱時期，41歲至63歲為隱居不仕時期。歷史上名仕歸隱的原因不外這麼幾個方面：

（一）因為官僚世襲、門閥制度的存在，造成了虛假的“人才過剩”，許多賢良正直的士大夫雖然能勉強躋入仕途，但長期得不到晉陞，只能沉屈下僚，他們又不願逢迎長官，於是憤而隱退。

（二）因為處於亂世，特別是改朝換代之際，士大夫擔心誤入歧途，給自己招來不測之禍，所以要退隱自全，保持個人名節。

（三）由於受傳統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道家“以自隱無名”思想的影響，因而鄙薄功名利祿，不願仕進。

（四）因為功成名就，又怕晚節不保者，往往也退而隱居。

（五）借隱居之名，行招搖之實， “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走“終南捷徑”者。魏晉南北朝隱士極多，上述各種情況都有。陶淵明歸隱的原因，大致與前三者相合。在隱士當中，他是人格人品最高潔的一個。陶淵明性格中最為後世稱道的

有兩點：一是他的剛直，他自己也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 《與子儼等 疏》）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正是他剛直性格的集中體現。二是他的真率。真率與虛偽是相對立的。陶淵明極端痛恨虛偽，他稱他所處的時代為“真風告逝，大偽斯興” （《感士不遇賦》），要與之決裂，即導源於他的追求真率。真率的人也是熱愛生活、善於發現生活中真善美的人，他面對大自然，讚歎“此中有真意”，即是如此。真，是一種人格追求，也是一種美學追求，陶淵明正是把這兩種追求結合起來的人。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一種充滿詩意的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結合。

陶淵明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他54歲時所做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說：“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各種天災人禍，他可以說都遭遇到了。完全隱居之後，他的處境更為艱難。在艱難困躓之中，他從古代的貧士和隱士那裡尋找過精神支柱，更從酒、琴、田園與友誼中尋找過精神寄託，但對他最有意義的是親自參加了勞動。在他晚年構思的桃花源理想境界中，他既要求“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也要求“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他希望人人都參加勞動，自食其力，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沒有爾虞我詐、巧取豪奪，更沒有階級和等級制度。這種理想，顯然與小生產者的利益相一致。陶淵明對儒、道兩家思想都有所繼承。從儒家方面說，他 接受過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曾一度希望建功立業，有所成就。《讀史述九章·廄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但他也接受過儒家獨善其身的思想。《有會而作》： “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隱居之後，獨善其身的思想是他始終堅持理想、堅持獨立人格的重要精神支柱。相對而言，他受道家的影響，特別是受莊子的影響更多一些。他追求真朴的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他的鄙棄官場、傲視世俗的為人作風，他的高逸飄灑、簡靜閑淡的人品格調，他的無君理想，甚至他思想中始終充溢著的強烈的生命悲劇意識，都與莊子有關。莊子這些方面的思想，魏晉的士大夫特別是玄學家們都有所繼承，

經過他們的吸收消化，然後作為一種時代風尚影響到陶淵明。

陶淵明的思想是十分複雜、充滿矛盾的。他思想中消極的東西也不少。比如樂天安命的思想，及時行樂的思想，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歸園田居》其四）的虛無主義思想等等，都是值得慎重分析對待的。

陶淵明今存詩歌凡120多篇，辭賦、散文凡11篇。最早為陶淵明編集並作序的是蕭統，為8 卷本；后北齊陽休之增補為10卷本，但混入了他人之作。北宋宋庠重新刊定刻行10卷本，為陶集的最早刊本。以上各本均未能流傳下來。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至元初的刊本。最早為陶集作注的有南宋湯漢的《陶靖節詩注》四卷。較為流行的有宋巾箱本、李公煥的《箋注陶淵明集》10 卷，收入《四部叢刊》。清人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注》10 卷較為完備，收入《四部備要》。

陶淵明田園詩的內容主要包括對田園優美的自然風光的描繪、對自己 勞動生產的體驗和閑居交遊、讀書飲酒等三個方面。

陶淵明以描寫田園自然風光為主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他把田園自然風光看成是一種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看成一種與黑暗現實、混濁官場完全對立的另一理想境界，因而他竭力把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人生人格理想對象化，使田園與自我精神融匯為一。例如《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當作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描寫了田園生活的美好，表達了對官場生 活的憎惡。但這種對現實和官場的否定，不只是一種情感的否定，同時也是一種理性的否定。詩人看到了，在那種粗俗、卑污、沒有人身自由的環境里，人已經喪失了自己天真純樸的本性，失去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善美屬性。這是陶淵明把追求目標轉向田園的根本思想原因；其實，在現實生活中，田園也並不是那麼充滿詩情畫意的，這一點詩人並不是沒有看到，而且也在詩中寫到過。《歸園田居》其四云：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這可能才是詩人看到的田園真相。如果以這一幅畫 面來權衡田園生活，則田園未必就真能成為人性解放的理想世界。陶淵明的可貴就在這裡，他不是以悲觀主義的態度來對待社會和人生，而是以理想主義、樂觀主義來對待它。因而在詩人眼中，那宅旁的十餘畝田地，八九間草屋，房前屋后的榆柳桃李，遠處的裊裊炊煙，近處的雞鳴狗吠之聲，是那樣的充滿無限生機，又是那樣的恬靜和諧。它使人心靈得到解脫，並由此獲得一種不可名狀的愉悅。人的本性，就在這種至真至美的審美境界中得到恢復。又如《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心遠地自偏”正是詩人能從苦難的現實中找到詩意的原因。陶淵明正是憑著一種心靈的超越才升華出詩的。“採菊”兩句歷來為詩歌評論家所激賞。蘇東坡想像陶淵明的情境是： “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晁補之《雞肋集》卷三十三《題陶淵明詩后》）這種想像最為近情。陶淵明稱自己所發現的詩意為“真意”。所謂“真”，《莊子·漁父》云：“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來說，“真”就是人與萬物的自生自成、自在自為性，這種屬性不是由外物所施加，也並非外物可以改變。從美學的角度來說，“真”是一種真朴無偽之美。陶淵明是帶著一種哲學與美學的眼光來看待田園風光、田園生活的。在田園中他領悟到一種最佳的審美境界，卻無法以語詞或概念表達出來。

陶淵明表現自己投身勞動生產的那一部分田園詩也有一個基本特點：那就是他特彆強調勞動對人生、對自己堅持隱居的重大意義。作為一個不再追慕榮利、依賴官府供給的士大夫，他最可貴之處莫過於自食其力。為了堅持他退隱獨善的理想，他對孔子“憂道不憂貧”的態度是有所改變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常勤。”他決心老老實實去種地了。《歸園田居》其三寫他去為豆苗除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寫他去收割：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來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從這兩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始終是把勞動與堅持隱居的理想聯繫在一起的。勞動是艱辛的，而且勞動所得未必就真能豐衣足食。陶淵明就是在力圖自食其力卻仍然“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 （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甚至於乞食（見《乞食》詩）的田園生活體驗中，認識了“田家豈不苦”這一田園生活真相的。封建時代有很多士大夫也因為種種原因隱居，但他們大多不願意或者不屑於親自去參加勞動。如謝靈運就曾慨嘆：“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樓》）陶淵明的可貴就在於他不僅親自參加了勞動，而且還在於他能承受勞動生活的痛苦。陶淵明的這一部分田園詩正如《詩經》、漢樂府一樣， “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具有歌食歌事兩方面的內容。

陶淵明還有相當一部分田園詩是寫閑居交遊、飲酒賦詩等生活的。例如《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連雨獨飲》等。《和郭主簿》描寫他閑居時的生活狀況是：

靄靄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做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這裡寫到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書和琴是他的主要文化生活。從他的詩來看，他是相當善於捕捉生活的韻律節奏的。酒也是他詩中常寫的。蕭統《陶淵明集序》稱：“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家庭生活方面，他寫到了小孩在他身邊嬉戲，呀呀學語。這些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是他的精神寄託。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內心感情的豐富，看到他對生活的熱愛，同時也可以體味到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悶。《移居》寫到了他與隱士、農民朋友的交往：“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這種真誠坦率、不拘形式的自由交往、談吐，與官場那種勾心鬥角、裝腔作勢的生活相比，誰更接近人性是再清楚不過的。

陶淵明的《桃花源詩並記》可以說是在上述各類田園詩基礎上的一個升華。其中所描寫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這種景象正是他詩中經常出現的恬靜和諧的田園風光的概括。它所表現的是人類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理想。而“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則進而描繪出一個人人勞動、生活富裕且愉快的理想社會，以與骯髒的塵世相對立，“直於污濁世界中另闢一天地” （清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而且在這個理想社會中，“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勞動成果不受統治者的剝削與掠奪；甚至沒有帝王，也沒有王朝的更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一桃花源已經不僅僅是隱士躬耕的小天地，而且多少體現了農民小生產者要求自食其力、不受剝削的理想和對勞動者不得食的現實社會的否定。當然，桃花源理想也受到過莊子、阮籍、鮑敬言等前輩思想家的影響。同時也表現了小生產者和詩人自己的某些局限，如否定智慧、小國寡民和復古傾向。

陶淵明的詠懷、詠史詩有《雜詩》、《詠貧士》、《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讀山海經》等。詠懷詩中一些作品表現了他內心的矛盾苦悶。如《雜詩》其二：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 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

這裡所表現的孤獨、悲憤心境，顯然與阮籍《詠懷》詩相接近。封建時代，士大夫都以出仕為建功立業的惟一途徑。隱居，除了一些人把它當作做官的捷徑外，多數人顯然是出於不得已。隱居以後，他們常常會引起一種人生價值的失落感，並同時會激起一種強烈的生命悲劇意識，陶淵明正是這樣。《聲詩》中 幾乎篇聲都在慨嘆人生易老，壯志難酬。“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其一），“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其五），“人皆盡獲宜，抽生失其方；理也可累何，且為陶一觴！” （其八）情調是極其悲愴的。讀陶淵明的一些田園詩，我們會覺得他內心很平靜，很達觀，一讀他的詠懷詩，才知道達觀與平靜只是一種表面的，或暫時的現象，悲愴才是他的真實內心。

陶淵明的詠史詩中頗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詠荊軻》寫荊軻刺秦王之事，極其慷慨悲壯。朱熹曾評：“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卷，一三六）其實，陶淵明的性 格本來就有剛烈的一面，他並不是一位缺少鬥爭精神的人。《讀山海經》歌頌“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種詩在晉、宋文人中是很難看到的。

陶詩的藝術風格平淡自然。這同東晉玄言詩人所倡導的清淡文風有一定的聯繫，但陶詩的平淡不是思想內容平淡，而是思想內容貼近生活，富於真情實感，語言平易，不假雕飾，且意境鮮明，耐人尋味，與玄言詩根 本不同。他的詩尤其注意對意象的整體把握，注意構圖的和諧統一，因而能創造出一種似淺而實深的意境，給讀者再創造的餘地。例如前面提到的《歸園田居》其一， 《飲酒》其五即是如此。這是一種很高的藝術造詣。劉勰曾稱宋初的文風是“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文心雕龍· 明詩》）。文人創作，多好錘鍊個別句子，而未能從整體著眼去加以把握，結果產生“有名句而無名篇”的現 象，如謝靈運的一些詩即是如此。陶淵明則不然，一切都以他所要表達的意境為目標，而不以雕章麗句為能事。他寫的都是平平常常、眼見耳聞的事物，發自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感，因而用的也是平平常常的生活語言、詞 匯。例如“種豆南山下” （《歸園田居》）、“今日天氣佳” （《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之類。他也鍊字，但目的也是為了增強表現力，豐富內涵。如“靄靄堂前林，中夏貯清蔭”（《和郭主簿》）的“貯”，“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時運》）的“翼”，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擬古》）的“扇”等等，就都是能以少總多、增強形象性的平常的字眼。從美學角度說，平淡自然本來就是一種美，而且是一種不易達到的美的境界，陶淵明所追求的就是這種美學境界。他的詩平淡中自有深厚，樸實中自有華采。蘇東坡稱“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與蘇轍書》），元好問稱其“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都是這個意思。陶淵明的詩中還常常帶著一種理趣，這與他喜歡對宇宙、社會、人生做哲學思考有關，也與魏晉玄學及玄言詩的發展影響有關。陶淵明詩中的理趣往往與景物、情感結合在一起，因而來得不覺，且絕無說教氣。詩是以情景為主的，沒有情景的哲理詩必然淡乎寡味，令人生厭，一些玄言詩是這樣。但一旦理趣與情景很好地結合起來，情況就大不一樣。它可以更好地誘導人們的理性和悟性，把人們引向深沉而高遠的境界，起到按之愈深、恢之愈廣的積極效果，這也是陶詩經得起咀嚼、詠嘆的一個重要原因。

陶淵明還善於捕捉那些能表現自我、表現個性的景物來增強詩的內涵。詩中經常寫到孤松、秋菊、白雲、歸鳥，這些都帶有某種象徵意義，象徵著自己孤高傲岸、不拘世俗的品質與情懷，這是對楚辭的比興有所吸取。

陶淵明的詩有五言與四言兩種主屬體式。從五言說，他繼承了古詩十九首的傳統，特別是對阮籍的詠懷傳統有所繼承和發展。從四言說，他上繼《詩經》，下繼嵇康而又有所發展。他的四言詩像他的五言詩一樣，以自然而有情韻為特色。王夫之稱他的《停雲》、《歸鳥》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絕調”（ 《古詩評選》卷三），如從四言詩發展的歷史看，嵇康以後，淵明之作確可稱為絕調，但四言的表現力畢竟不及五言，故就陶詩的整體看，還是以五言詩的成就為高。

陶淵明對後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寧願窮困也不肯屈事權貴的精神在當時就已為人所稱道。蕭統《陶淵明傳》說：“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詩人顏延之所做《陶徵士誄》，主要就是從他光明峻潔的人格角度來緬懷他的。陶淵明可以說為後世士大夫樹立了一個耿介正直、孤高偉岸的人格模範，具有相當動人的示範力量。唐代詩人高適不平拜迎長官，李白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都與陶淵明精神一脈相承。陶淵明的真率性格對士大夫也影響極大，他那種不拘形式上的禮儀、講求真情實感的生活作風常成為後世士大夫效法的榜樣。這種真率性格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往往就是一種豪放超邁的風格。當然，它多少也助長了士大夫的隱逸心理，把一些人帶進逃離現實生活即所謂“獨善”的精神世界之中。

陶淵明的桃花源社會政治理想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唐末的《無能子》、南宋鄧牧的《伯牙琴》、康與之的《昨夢錄》中都曾憧憬過相類似的理想境界。《昨夢錄》中所描繪的異姓一家，計口授地，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臬之屑皆公有均分的思想，尤與桃花源境界相似。後世文人對桃花源的性質的理解雖有不同，或以為是仙界，或以為其中“雖有父子無君臣” （王安石《桃源行》），但都把它看成一種美好的理想境界則是共同的。歷史上很多詩人如王維、韓愈、劉禹錫、王安石、汪藻、王惲等，都曾根據他們對桃花源的理解做詩加以讚美。還有一些美術作品也以此做題材。他們都把桃花源理想境界看成是一種與現實社會對立或不同的社會加以憧憬，本身就具有否定黑暗現實的意義。

陶淵明的文學成就在當時沒能受到應有的重視。宋齊唯鮑照、江淹稍效其體。鍾嶸《詩品》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並認為他的詩具有“協左思風力”， “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等特點，但卻只把他的詩列為中品，顯然不公允。劉勰做《文心雕龍》，竟對他隻字未提。他的詩受到重視，是在蕭統為他編集並做序之後，這時已是他死後八九十年了。蕭統說： “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讀淵明之文 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這個評價就比較符合實際了。

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派者。唐代的王維、孟浩然及韋應物、柳宗元都是田園山水詩的優秀繼作者，世稱山水田園詩派。宋以後山水田園一直是歷久不衰的詩歌題材。田園生活是後代許多士大夫都曾經歷或接觸過的實際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陶淵明的貢獻就在於他第一次大量地發掘這一生活素材，並在藝術上卓有成效。經過他的發掘，人們才真正認識到田園生活的確有著世俗生活所沒有的那種特殊的美感，並繼續致力於對這一領域的開掘。

陶淵明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也是使他歷代影響不衰的重要原因。從南朝鮑照、江淹開始，歷代“擬陶”、“和陶”相沿成風。許多著名詩人都以陶淵明創造的藝術境界為追求的目標之一。如杜甫說： “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陸遊說： “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讀陶詩》）又說： “學詩當學陶。”（《自勉》）陶詩對後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沈德潛曾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閑遠，儲太祝(光羲）有其樸實，韋左司（應物）有其沖和，柳儀曹(宗元）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說詩啐語》卷上）但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他那種平淡自然的美學追求，後代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種難以企及的最高境界。明人許學夷講自己的學陶體會說： “靖節詩甚不易學，不失之淺易，則傷於過巧。予少時初學靖節，終歲得百餘篇，率淺易，無足採錄。今間一為之，又不免類白、蘇矣。因遂絕筆，不復為也。（《詩源辨體》卷六）唐順之概括說： “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 （《答茅鹿門知縣》）這些都可謂會心之論。

版本仍推薦中華書局1979年版，由逯欽立校注。此書將陶淵明現存詩文按詩賦散文的順序編為七卷，各本異文隨文附入，可供研究者參考；篇末另有簡要註釋，頗便初學。前有《例言》及蕭統《陶淵明集序》，後有附錄二種：《關於陶淵明》、《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對讀者皆有參考價值。此書聚作者幾十年研讀陶淵名集之功力，融入心得，是行世陶集中較好的一種。

《陶淵明集》·八卷（內府藏本）

晉陶潛撰。案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為蕭統所撰（案古人編錄之書亦謂之撰，故《文選》舊本皆題梁昭明太子撰，而徐陵《玉台新詠·序》亦稱撰錄艷歌凡為十卷。休之稱潛集為統撰，蓋沿當日之稱，今亦仍其舊文），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群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為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雲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為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為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為是。慶元間，信安徐民瞻始得之於秘書省，與機集並刊以行。然今亦未見宋刻，世所行者惟此本。考史稱雲所著文詞凡三百四十九篇，此僅錄二百餘篇，似非足本。蓋宋以前相傳舊集，久已亡佚。此特裒合散亡，重加編緝，故敘次頗為叢雜。如《答兄平原詩》二首，其《行矣怨路長》一首乃機贈雲之作，故馮惟訥《詩紀》收入機詩內。而此本誤作雲答機詩。又“綠房含青實”四語及“逍遙近南畔”二語，皆自《藝文類聚》《芙蕖部》、《嘯》部摘出，佚其全篇。故《詩紀》以為失題，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即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偽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為八卷。雖梁時舊第今不可考，而黜偽存真，庶幾猶為近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