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星村

除了富裕之外，“九星模式”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九星所代表的村民股權改制，在上海市郊今後的新農村建設中，將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上海市農委負責人這樣評價九星。

“我對新農村的理解是‘三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股份。

2005年底，九星完成了對其20%資產的股份制改革試點，原牛頭浜管理區股改完成後成立了九星物流公司，全體村民3757人變成股民，成為資本市場的主人。

九星此次股改採用“現進現出”的方法，對資產按現行價格評估，再由大家出錢認購，得來的錢再分給老百姓。改制的資產中並不包括公益性資產，而僅限定在經營性資產的範圍。公益性資產約佔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40%的份額，如路、橋樑、衛生室、幼兒園等，這部分資產用於保障村民福利，一部分用以服務經濟發展。

進入上海西南市郊結合部的閔行區九星村，彷彿進入了一個店鋪的海洋，在它的1600畝土地上，豎立著華東最大的綜合批發市場，也是全國最大的村辦綜合批發市場。這個村的3757名村民，人均年分配收入3.5萬元。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之外，還實現了人人有股份，從村民變成股民。“有了股份，農民才有長期的實惠。實際上，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兩種分配方式同時存在於我們的企業內，再加上養老金、醫療保險金以及失業保險金的保障，九星的村民可說是'三保險'。”九星村黨委書記吳恩福說道。醫療保險、養老金、股份、分紅。這些曾經專屬城市的名詞“飛入村莊農戶家”，農民過上了很多城裡人都眼紅的“富貴”生活。縱觀這些福利驚人的村鎮，不難發現：它們通常地處東南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並不完全依託農業致富，而村子“當家人”的眼界和魄力也是它們得以“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原因。

戴著“中國十大名村”、“華東最大市場村”等眾多桂冠，在全國十大傑出“村官”的駕馭下，九星村12年間已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演繹著新農村運動中上海版“村強民富”的時代樣板。

2006年九星村被譽為上海第一村，“中國市場第一村”。 2014年，入選中國9大土豪村。

2017年12月，榮獲2017名村影響力排行榜300佳。

2009年，九星村農方收益6.41億元，凈利潤2.47億，上繳稅收2.23億，全村經濟總量和利稅連續13年刷新歷史記錄，自2003年起，連續6年蟬聯上海市統計局經濟實力百強村第一名，位居中國經濟十強村第五名，中國名村影響力第四名。2008年該村為已經遷居城鎮的643個農戶每人發放物業補貼1200元，提高25%。

物業補貼只是村民幸福生活的一個側面，除此之外，該村先後投資修建23條總長20多公里的道路，建造8座橋樑，50多座標準化公廁；全村700多名60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發放養老金448元；村民子女上大學、讀碩士，每人每年分別補貼5000元與8000元；2007年實行集體資產切塊改制，平均每個村民量化兌現1.8萬元……

九星村有3座“善事堂”，村裡人在這裡辦喜事是免費的。

“2008年，還要增加3個部分的福利。”為830位老人漲退休養老金，從448元漲至548元；如果村民不使用村裡提供的場所舉辦婚喪喜事儀式，將可以得到2000元補貼；著手為市場內招收的臨時工繳納“三金”，為所有勞動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

九星村的市場變成上海市區最具現代化程度的物流中心。九星村已經達到了“村強民富”的理想狀態。

九星村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是鱗次櫛比的商鋪和住宅。臨街的門店前，停靠著各色汽車，有轎車、也有許多小卡車，更有蹬著三輪車四處搬運貨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車子的牌照顯示它們來自全國各地：冀、晉、蒙、遼、吉、黑、滬、蘇、豫……看到這些，會使人感覺置身一個全國大市場。

九星通過興辦大型綜合性商品批發交易市場成就了今天。10年間，九星從一個全村勞動力年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貧困村莊一躍而成為上海市356個億元村之首。到目前為止，更是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湧現出4000多位創業老闆。一個時代的人物

十多年來，九星村始終堅持以商業文明引領市場提升，以精神文化促使市場發展。市場遍布產品質量監督檢驗、市場質量管理、消費者投訴調解管理、綜合治理、消防安全、環境衛生管理、計劃生育工作、工會工作等十多張覆蓋市場的管理網路；郵局、銀行先後進駐市場；物業管理、水電維修跟蹤服務到位，200人左右的安保隊伍24小時巡邏；先後組建了兩支村級專職消防隊，2輛消防車和20多名消防員24小時戰備執勤；200多人的專職保潔隊伍及時清掃市場路面。建造的2200多平方米的文化教育活動中心，滿足了廣大村民和市場經商務工人員的文化需求，市場環境平安穩定有序。

“上海第一村”九星村“掌門人”——吳恩福。

1952年出生的吳恩福是土生土長的九星人，是個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臉上總掛著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辦市場揚名上海灘之後，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異。但吳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稱“我是農民的兒子”。

1966年，吳恩福初中畢業便回家務農，種田、養豬、種棉花、搞副業，他都干過。有一陣子，搞糧棉高產的試驗，吳恩福種的11畝棉花地畝產皮棉213斤(當時平均一般畝產難超100斤)，成為鄉里掛紅花的模範，還前往各個村交流經驗。

1994年，干過5年生產隊副隊長、5年生產隊長、10年工業大隊長的吳恩福臨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勞動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辦的幾個聯營廠都經營困難，村子欠債1780萬元，而村子的集體總資產不過2100萬元，負債率高達84.8%。

土地是農村人賴以生存的“命根子”。九星曾擁有4500多畝土地，但隨著上海外環線建設以及房地產開發，九星村先後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畝土地。如何利用好這珍貴的1600畝土地，成為全村村民致富脫貧的重要出路。

“九星村辦農業，行不通！”吳恩福首先否定了這個出路，“產出低，一畝田地年收入不過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談何致富。況且，發達的交通已經拉近了農村與城市的距離，處於上海郊區並且業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勞動力成本上升，同全國千千萬萬勞動力價格低廉的農村相比，九星發展農業已經毫無優勢可言。”

“搞工業？當時全國眾多農村選擇工業化、搞鄉鎮企業的路子，但鄉鎮企業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臨辦工業帶來的風險，既缺少資金投入，也無專業人才。”

而當時的國情是，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尚且發展困頓，多以為國企做配件生產的村辦企業的發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產開發？看似有大筆資金進帳，但實質是‘賣地’，是對未來資源的一種擠占，如果把收入分攤到未來幾十年中去，所得不過是極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將無以依託。”看多了“失地即失業”的吳恩福拒絕重蹈其它村的覆轍。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個村屬商業市場。當時的政策並不允許村級辦市場。上級領導部門給了九星足夠多創新的空間，在九星所屬的七寶鎮工商所向閔行區工商所作了彙報后，上級部門給出“試一試”的結論，由此，九星頂住壓力開始了村辦市場的探索。

1998年8月至11月短短的3個月時間，九星村辦起了五金、食品、南北乾貨、膠合板、農副產品五大批發市場。九星村建成了佔地面積106萬平方米、建築面積60萬平方米、營業用房1萬多間、分設22個專業區域的上海規模最大的市場，吸引了全國各地5400多戶商家、18000餘名經商務工人員，被譽為華東地區最大的市場村和申城市場的航母。

隨著村級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九星村（市場）先後被評為中國十大名村、中國特色村、中國十佳小康村、中國經濟十強村第五名、中國名村影響力第四名、中國市場第一村等，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全國創建文明村工作先進村、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全國文明誠信市場、AAAA級全國名牌市場、改革開放30年·著名品牌市場、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示範點、上海市示範市場等諸多殊榮。

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經濟發力，城市大發展、大建設催生了房地產熱潮，帶動建築行業的火爆。正因為九星起步時趕上上海對建築裝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藉助構建建築裝潢材料市場起步。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產開發業的火爆，是不是就沒有如今的九星？

從前九星是遠郊區，手中的土地沒人看得上；同時，1600畝的土地足夠建市場，因為市場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來的。隨著上海城市化的推進，九星成為近郊而後是城郊，這個時候再想拿這塊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拆遷費，這也是九星市場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還在於那套“種磚頭”理論，其核心是“滾動發展模式”，九星10年裡建造了60多萬平方米的市場，由小到大，這期間，沒有一分欠債。在建倉房沒有錢付工程款時，採取的辦法是給工程隊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後再回收。以後的改造思路也是從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場的時機非常微妙，正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在改革開放程度較高的時期，九星進入市場，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質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辦市場的路子。

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大環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條“村辦市場”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