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主義

易卜生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易卜生式的人道主義，一種審美的人文主義，充滿了審美的烏托邦的倫理道德理想。（註：參見《易卜生文集》代序“易卜生和他的文學創作”。《易卜生文集》第八卷，由王忠祥編撰校訂（包括撰寫“代序”、各劇“題解”和部分註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它富有挪威小資產階級進步思想意識，體現了“自由農民之子”的精神特性（激進性、開創性和獨立性）以及時代要求。

無論是布朗德牧師高喊“全有或全無”（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無所有）的口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犧牲，還是培爾·金特這個浪蕩子經過“愛”的洗禮，在“聖潔的女人”索爾薇格的感化下獲得新生，都表現了劇作家的人文理想，換句話說，都是以易卜生的人道主義為理想基礎的。布朗德和培爾·金特都奉行“自他主義”，但他們的“自他主義”卻又蘊藏著“利他”的意義。如他們所知，布朗德堅持“自他”，要做道德高尚的、絕對的“真正的人”，完全符合人類的天性。

培爾·金特最後找到了“自他”，也就是恢復了純粹的人性。（註：參見拙著《易卜生》（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年）88—96。）作為“自由農民之子”的思想和代表的易卜生，一方面運用人道主義思想武器批判封建殘餘和大資產階級當權派的貪婪專橫，另一方面憑藉個人的精神反叛去追求個性徹底解放的理想世界。易卜生主義也有時代的、個人經歷的局限性，當然不會超脫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發展的普遍觀。

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體現在挪威歷史之中並帶有挪威特點那樣：人道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如體現在易卜生主義之中，也必然帶有挪威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的特點。儘管當時西歐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正在走下坡路，挪威卻出現了資本主義蓬勃向上的精神狀態。易卜生主義以及那些宣傳易卜生主義的作品，反映了當時挪威方興未艾的社會運動（包括恩格斯所說的“文學繁榮”）。

挪威的這種“進步的社會運動”雖仍屬於資本主義範疇，卻不同於19世紀西歐的資本主義階段，而是處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相當於英國莎士比亞創作的中後期。也必須看到，易卜生主義的時代畢竟是19世紀，當時的挪威社會在資本主義興起的繁榮景象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資產階級現存秩序的悖理性。

易卜生主義和資產階級鄙夫俗子的利己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在掃蕩封建殘餘勢力時，還要非議、攻訐那些新時代的偽君子、吝嗇鬼和野心家。在這裡，蘊涵著資產階級早期理想和新時代批判精神的易卜生主義，確實具有反封建殘餘、反資產階級貪鄙庸俗的雙重意義。

易卜生並不籠統地讚揚人道主義，他曾借用布朗德之口嘲笑過那種愛一切（包括醜惡與敵人）的偽人道主義。他堅持反對那些卑劣渺小的人冒充“人道主義的使徒”。易卜生運用他的頗具特色的人道主義，為挪威積極向上的中小資產階級製造輿論，這完全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與利益。

在易卜生的創作過程中，無論是題材的選擇、主題的表現、人物的塑造，還是細節的描寫，都放射出積極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光輝和強烈的社會批判鋒芒。他的戲劇在文學史上別開生面。他的傑出的戲劇人物很像他本人，具有自己的個性與獨立精神。他的戲劇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來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挪威在前進中的複雜的矛盾，批判了現存的社會制度，表達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狀態和基本要求。較早的浪漫主義戲劇，就表現了易卜生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的政治熱情。

易卜生竭力讚揚他們的“自他主義”（個性主義），讓他們有的堅持“自他”，像布朗德、斯多克芒那樣；有的尋找“自他”，像羅斯莫那樣。不過，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常常以失敗告終。也有例外的，如作為轉變人物的培爾？金特。劇作家本人就有著強烈的“自他主義”，這裡的“自他主義”，或者叫做個人主義，和專門為己、毫不利人的反社會的利己主義頗不一致，如前所說，它常常包容著“利他”的一面。

劇作家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對自己保持真摯和誠實，人就是“自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他斷言強烈的“自他”主義可以凸現人的價值，並有利於社會（註：參見拙著《外國經典作家研究叢書？易卜生》（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五章第三節。）。

易卜生絕對推崇人的精神生活，努力追求無限的自由。他號召人們不斷地凈化道德，一直到靈魂能與上帝對話：要求人們按個人獨特的意志而生活，奉行“全有或全無”（非此即彼）的宗旨（像戲劇《布朗德》中的主人公那樣），要麼全有，要麼全無；在“此”和“彼”之外，別無選擇。

他的這種思想，以及那些宣傳易卜生主義人物的社會觀、哲學觀，和19世紀上半葉丹麥學者基爾凱郭爾提倡的存在主義哲學、倫理學的一些基本觀點不謀而合。在主觀主義的指導下，基爾凱郭爾提倡“強的個性”，維護“個人自他”，認為事物生成都是按“或者——或者”（非此及彼）的方式進行，而它的變化又是出自個人的自由選擇決定。人只有擺脫一切世俗之見和固定的道德原則的束縛，進入非理性的“宗教階段”（並非人世間的宗教），才能達到自己的真正存在。不管易卜生承認還是不承認，崇信易卜生主義的一些人物身上，多少反映了基爾凱郭爾的這一類思想觀點的影響。可是，這些人物崇尚科學、嚮往民主、提倡婦女解放、追求知識與理性，則與基爾凱郭爾迥異。

在戲劇中，易卜生式的英雄人物常常和其他人物交往，從而針對社會現實提出問題、討論是非、謀求出路。易卜生創作的批判精神，伴隨著一連串問題的提出、討論而大放光輝。在易卜生的浪漫主義歷史劇、現實主義問題劇以及一些帶有象徵主義特色的戲劇中，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濃厚的理想色彩始終融合在一起。易卜生批判社會現存秩序，追求真正的自由王國；批判極端的利己主義，提倡無畏有益的自他犧牲精神；批判小市民的停滯生活，鼓舞人們做既有理想又講求實際的高尚的人。易卜生主義在徹底否定國家、社會、宗教的弊病和一切虛偽的口號時，也強調了不利於人民大眾的絕對個人主義、宣揚了缺乏具體內容與措施的空想社會主義，如通過“人的精神反抗”進行毀滅全世界的“整體革命”，等等。

像布朗德那樣的“革命者”，他為之進行殊死的鬥爭，全力加以攻擊的敵人在哪兒？他所強調的“全有”、“全無”有何具體的內容？易卜生沒有交代，可能他和他的布朗德一樣，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作為對那個特定時代的一種反撥，這一切還是有積極作用的。無論易卜生主義有怎樣的弱點，無論它的人道主義核心具有何等明顯的局限性，它所表現出來的首創的、獨立的精神，破舊立新的堅定性，以及它的藝術載體——戲劇人物等，仍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

“人學家”易卜生筆下的一些重要的男女人物形象，如凱蒂琳、布朗德、培爾？金特、朱利安皇帝、斯多克芒、羅斯莫、索爾尼斯、伊厄棣斯、英格夫人、斯凡爾德、娜拉、呂貝克、海達？高布樂、愛呂尼等，他（她）們頗富個性特徵的“獨白”和“對話”，實際上是作者審美心理的自他呈現或審美心理的自他描述。如此“呈現”和“描述”，可以說是易卜生主義的自然流露。

話說到此，有必要再次指出易卜生強調他的工作只是提出問題，他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儘管他對他所提出來的問題不作具體的回答，或者沒有指出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但他所提出來的問題確實切中時弊，能激勵人們進行社會改革，從而追求理想的和諧社會（美在和諧），這是時代賦予劇作家的神聖任務，易卜生的偉大就在於他為了出色地完成這一任務，不斷地開闢道路，邁向新高度。

《武士冢》、《厄斯特羅特英格夫人》、《覬覦王位的人》等一系列取材於民族歷史、民間傳說的戲劇，以及產生在這一基礎上的英雄形象，發揮著熱愛祖國、振興民族、反對封建勢力和外來侵略的啟蒙教育作用，在甘達爾夫大王、英格夫人、霍古恩國王等浪漫主義人物形象身上，已經顯示了特殊的反叛精神與不受任何拘束的獨立性格。

關於後來的一些戲劇人物，在布朗德、培爾？金特之外還有娜拉、斯多克芒、羅斯莫等易卜生主義體現者，更加執著地追求“人的精神的反叛”、“道德升華”和“整體革命”，更加堅定地反對束縛人性的封建意識與資產階級現存秩序。娜拉為了身心的自由，勇敢地否定傀儡家庭以及維護男權社會的法律與宗教。斯多克芒毫不動搖地為“真理”、“公理”（公共利益、人的尊嚴、科學態度）而戰鬥。羅斯莫懷抱革新社會的理想，他清楚地知道，實現這個理想毫無希望，卻又毫不退卻，寧願犧牲生命也要忠實於自己的個性。易卜生十分欣賞這些小資產階級的英雄人物與不公道的社會光銳對立。

亨利克·約翰·易卜生（挪威語：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生於挪威希恩，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認為是現代現實主義戲劇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