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兆榮

1951年至1953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

1953年8月被選派去民主德國攻讀日爾曼語言文學。

1956年至1963年、1970年至1972年先後兩次去中國駐民主德國使館工作。

1972年至1975年在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工作，任二秘、新聞專員。

1977年起在外交部西歐司工作，先後任副處長、處長、副司長，1985年起升任西歐司司長。

1988年6月至1997年1月任中國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92年起擢升為副部長級）。

1993年至1998年任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7年至2003年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兼黨組書記。

2003年4月獲韓國明知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2004年4月獲德國聯邦總統授予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星級大十字勳章》。

2012年7月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先後被上海、北京、浙江、西安等地一些大學聘為顧問教授、兼職教授、客座教授、名譽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所長等。

梅兆榮出生於上海崇明島。1950年底，他在上海市東中學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後到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學習。並被組織從大學調出進入外交部工作，由此開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為給外交部培養德語幹部人才，1953年底梅大使被選去民主德國攻讀日耳曼語言文學。到了德國后德語水平為零的他從頭開始學習。

梅大使先後兩次去中國駐民主德國使館工作，並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中央兩代領導人做過翻譯。給國家領導人做翻譯擔子重責任大，梅大使對此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其實我為第三代領導人也做過翻譯。老一代領導人中接觸較多的還有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周恩來總理。他生活非常簡樸。1966年訪問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時，發現他穿的一件襯衫還是打著補丁的。周總理那次出訪特別輕車簡從，整個代表團包括翻譯、記錄和記者總共只有十七個人，開始時他甚至連醫生都不想帶。會談的時候周總理還親自做筆記。對於翻譯他也非常體諒。而給毛主席當翻譯難度就比較大。他是湖南人，湖南口音重，所以有很多時候聽不懂，需要旁邊的陪見人員再解釋一下。另外毛主席說話言簡意賅，所以常常會有難以跟上的感覺。還有鄧小平，他和來訪的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非常有針對性，很貼切，而且談的問題都是當務之急，切中要害。記得他見希臘總理，那次我做陪見。事先我們沒給他任何談話參考資料，當時他想了一下就說，希臘和中國都是文明古國，但現在我們都落後了，我們都面臨著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就是要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寥寥數語，就把兩個國家一下子拉近了。幾乎20年以後，我作為外交學會會長訪問希臘時，遇見了當時希臘總理的陪同人員，在一起又回憶起鄧小平的這番話。這段簡簡單單的開場白給希臘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多年後人家仍記憶猶新。”

見證柏林牆戲劇性的“倒塌”片斷

梅大使曾經作為駐西德最後一任大使，同時也是德國統一后的第一任駐德大使，經歷了柏林牆倒塌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梅大使回憶起這一段充滿戲劇性的歷史片斷：“1961年柏林牆始建時，我在駐東德大使館工作。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我正好在西德任大使。我從東西兩邊看過這垛牆，這是一垛鋼筋水泥牆，沒有什麼特別的。東德這垛牆是為了阻擋東德老百姓逃亡。1989年，東德老百姓的示威遊行活動經常出現在西德的電視新聞中，當時我們分析形勢，預見將有問題發生，但我們沒有想到，柏林牆倒塌的這一天會來得如此之快。

1972年8月，中國與西德開始建交談判，梅兆榮也參加了這次談判。採訪中，梅大使不僅回憶了當年的談判過程，更為我們講述了其間非常有趣的一個如同電影鏡頭般的幕後故事：“那次談判一共談了八輪，主要是談了‘西柏林條款’問題。為了防止干擾，建交談判需要保密，而在西德這個開放的社會裡，要保密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次卻被認為是當時保密最好的一次談判。談判是在西德外交部里舉行的，記者們都不知道，他們都以為是在巴黎或者在瑞士什麼地方。當時我們的談判代表也有點特殊，他不是我們駐某個國家的大使，或者國內派出去的高級外交官，而是新華社駐波恩的首席記者王殊，他事先和德國外交部有聯繫，並且做了很多工作。最後中央任命他為談判全權代表，但他不是外交官。我當時在駐東德使館工作，所以我是作為唯一的外交官派到波恩去作為王殊代表的主要助手。那時候我們從東柏林飛到波恩要經過西柏林，我帶著一個機要員和一個報務員，悄悄地坐著一輛小麵包車，還帶了大概四百多斤的收發報設備去西柏林，從那裡坐飛機到波恩。在西柏林機場，西德外交部要派人接我們，但是我們互不相識。於是事先商量好一個暗號：接我們的人拿一張《每日鏡報》，我也拿一份。我到那裡看見一個小老頭戴禮帽拄著根文明棍，手裡拿著《每日鏡報》，就是他了。就這麼接上頭了，他把我們接到科隆—波恩機場，我們的設備也運過去了，非常簡陋。我們的報務員、機要員都非常出色。報務員一到波恩后就到商店買了幾根竹竿架起天線，當天晚上就和北京聯絡上了。第二天我們就開始談判。”

“德國製造”和“上海氣質”

在德國前後工作生活了25年的梅兆榮大使親身經歷了德國統一變遷的特殊歷史時期。說起德國，梅大使就像一本“活辭典”。他笑稱，有人說德國人的腦袋是“方”的，比較刻板，但德國人辦事認真、精益求精的性格使“德國製造”成為了高質量產品的標誌。梅大使認為，這對我們“中國製造”也是一種啟示。

作為一名從上海走出去的外交官，梅大使更致力將上海聯繫世界，併發掘出上海獨特的文化氣質。2006年，梅大使和他的老朋友曼海姆市前常務副市長艾格爾博士發掘了愛因斯坦曾兩次到訪中國的事件：“全歐洲紀念相對論一百年時，我的老朋友告訴我，愛因斯坦曾在1921年赴日本講學途中經停上海，並把有關資料給了我。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得知愛翁住過的Astor飯店就是今天的浦江飯店，他在上海吃了中餐、聽了崑曲、做了演講，活動非常豐富。”得知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後，梅大使立即聯繫了上海有關部門和媒體。他認為打撈這段史事鉤沉並非“為了紀念而紀念”：“這些是上海深藏在骨子裡的氣質，是對另一種城市文明的發掘。”梅兆榮先後參與翻譯的譯著有《西德外交風雲紀實》、《偉人與大國》、《我的特殊使命》、《政治局》、《施密特傳》、《未來列強》、《理解中國》，所著《風景勝畫———德國》被列入“外交官帶你看世界”叢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