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原稱基金會）是美國成立最早又頗有影響的研究院之一，是卡內基家族的第二大基金會；同時，它也是美國著名的主流思想庫，標榜超脫黨派、兼容並蓄，以“促進國家間合作以及美國的國際交往”為宗旨，並重視研究的“實際結果”。通過對其政治觀點和傾向性的分析可知，研究院偏向於國際主義、多邊主義，主張進行裁軍、軍備控制、接觸談判和國際合作，並支持把聯合國作為國際論壇和世界秩序的象徵，思想傾向屬於典型的“中間派”。

研究院主要研究國際事務和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移民問題、核不擴散問題、地區衝突問題、多元主義、民主建設和使用武力問題。其總部設在華盛頓，在莫斯科等城市設有研究中心。除了日常研究，研究院還通過實地考察、舉辦會議、出版刊物、提交研究報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擴大其政治影響和學術地位。研究院也把“培養軍備控制、地區安全、國際法等國際事務研究與活動的人材”作為其重要宗旨之一。

20世紀初的國際主義者們大多認為，只要擁有強有力的國際法和國際組織，戰爭是可以避免的。該研究院的創始人、美國著名的工業家、慈善家安德魯·卡內基也不例外。為實現這一信念，他大量捐款，包括在1903年為建立海牙“和平宮”捐獻150萬美元。“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注和平事業”，1907年他這樣寫道。他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機構“對公眾進行和平教育，在全國推廣仲裁司法，促進世界商業免受戰爭的威脅”。

1910年11月25日，在卡內基75歲生日這天，他宣布資助1千萬美元信託資金創辦卡內基基金會（后稱研究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致力於研究和平問題和推廣世界事務的公眾教育機構。卡內基聲明，每年來自信用基金收入的相當部分必須用於廢止戰爭“這個文明的毒瘤”；“當和平的目標實現了，收益必須用于禁止另一場更墮落的罪惡，主要指對人類進步、幸福、提高形成最大阻礙的罪惡”。卡內基提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為榮譽總裁，並挑選了28名董事，均是美國企業界和公眾生活中的領袖人物，包括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愛羅特(Charles W. Eliot)、著名慈善家羅伯特·布魯金斯、前駐英國大使約瑟夫·徹特(Joseph H.Choate)、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Johm W. Foster)、麻省理工大學前校長亨利·朴瑞徹特(Henry S.Pritchett)以及卡內基研究所所長羅伯特·伍德沃德 (Robert S. Woodward)等。卡內基指示董事會成員，為達到和平目標，可“自由決定採取何種措施和政策”。他挑選長期給自己擔任顧問的紐約市參議員、前戰爭部長依利胡·魯特(Elihu Root)擔任第一任總裁。魯特1912年獲諾貝爾獎，並一直擔任總裁至 1925年。

當時研究院的工作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促進國際法發展和國際爭端的解決；二是研究戰爭的根源和影響；三是促進國際理解與合作。研究院還在巴黎建立“歐洲中心”諮詢委員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許多國際主義者的信仰土崩瓦解，但卡內基研究院繼續堅持促成國際和解，並在戰後資助歐洲重建工作，還建立起海牙國際法學院。此外，研究院還出版了22卷的《國際法》和150卷的《世界大戰經濟和社會史》。當時研究院的交流與教育部門十分活躍，投入大量資源“直接面對公眾”，並“試圖弄清和影響公眾意見”，使卡內基和平研究院成為美國頗受尊重的重要政策研究機構。

1925年，尼柯拉斯·伯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繼魯特之後擔任總裁長達20年。他促成1928年《非戰公約》的簽訂，並因此獲諾貝爾獎。在他之後，約瑟夫·杜勒斯(Joseph E Johnson.John Foster Dulles)擔任總裁，加強了研究院的課題研究和公眾教育職能，並對二戰後聯合國及整個國際法律體系的建立發揮過一定作用。當時研究院還為戰後新獨立國家進行外交官培訓，並推出頗有影響的《國際調解》刊物。為了便於與聯合國接觸，研究院把“歐洲中心”移往日內瓦，使之成為美國與歐洲進行國際問題對話的重要舞台。這一階段大通銀行的大衛·洛克菲勒、艾森豪威爾總統、IBM創始人托馬斯·沃森等重要人物均擔任過董事會成員。隨著50年代冷戰的加劇，研究院發起研究蘇聯問題。

l971年，托馬斯·修斯(Thomas L Hud1es)擔任新總裁。他認識到當時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正在增加，而世界安全開始面臨新挑戰；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正處於“國家未來如何發展”的辯論當中。他認為研究院應更著重研究與美國政策有關的問題，加強公開辯論活動。這一觀點得到董事會主席米爾頓·凱茲(Milton katz)及後來的約翰·道格拉斯(John W.Douglas)的支持。l970年，研究院把總部遷回華盛頓，並在1983年關閉紐約和日內瓦的辦公室。研究院還與美國外事協會一起，於1971年聯合創辦“面對面討論計劃”(Face – to - Face Program)，邀集政府、國會各部門官員、專家、學者、新聞記者和民間機構代表與會，就國際重大問題和美國對外政策進行秘密討論，促進政府和非政府人士就國際問題進行對話。通過這些方式，卡內基研究院不只為個人提供了一個探索當代公共政策問題的論壇，同時也促進了其成員與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使卡內基研究院贏得“受尊敬思想庫”的名譽，其成員也定期在電視採訪節目中露面。與此同時，研究院還創建了著名的《外交政策》刊物。

20世紀 70 年代，大批以研究外交政策為目標的思想庫和非政府組織湧現出來，卡內基研究院也借勢“孵化”出幾個新組織，包括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設在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軍控協會。在1985年該研究院成立75周年之際，研究院發表了頗有影響的《疏離：美國與世界》，深人分析了美國在戰後的國際地位。

1991年，馬頓·阿布墨威茲(Mrton Abramowitz)擔任總裁，先後與董事會主席查爾斯·威克(Charles Zwick)和羅伯特·卡斯威爾(Robert Carswell)搭檔。這一期間研究院不斷調整研究方向，把“民主促進”、市場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武力使用、維和等作為主要研究對象。1992年，研究院發起關於外交政策新形勢的深人研究，並發表一系列關於外交政策環境的分析報告，比較有影響的有溫斯頓·洛德主持的“改變我們的作風：美國和新世界”課題、理查德·霍爾布魯克與威廉·弗倫澤爾編輯的《總統選舉備忘錄：以目的制約手段》一書等。此外，研究院還於1993年在莫斯科創建研究中心，后成為俄羅斯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所。這一期間研究院把華盛頓馬薩諸薩大街1779號定為研究院總部的永久性地址。

研究院的核心領導是由25人組成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前政府官員、公司銀行經理董事、研究院負責人。現任董事會主席由唐納德森公司(Donaldson)總裁威廉·唐納德森(William H. Konaldson)擔任，副主席是威廉·克諾里公司(Willians & Connolly) 合伙人格瑞格里·克瑞格(Gregory B.Craig)。董事會成員包括摩根·斯坦利顧問主任理查德·迪普斯(Richard A. Debs)，艾森豪威爾世界事務研究所所長蘇珊·艾森豪威爾 (Susan Eisenhower)，對外關係 委員會總裁里斯里·蓋博(Leslie H. Gellb)，聯合國秘書長兒童與武裝衝突特殊代表奧拉瑞·奧圖諾(Olara A. Otunnu)，布魯金斯學會總裁塔爾博特(Strobe Tahott)等。

研究院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中心地區，與白宮、國會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毗鄰，與美國著名思想庫——布魯金斯學會只有一牆之隔。該總部設有行政辦公室、財政服務部、交流部、人力資源部、計算機系 統部、研發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圖書館，共有成員100人。此外，研究院的莫斯科中心還有成員41人。傑西卡·馬修斯 (Jessica T. Mathews)從1997年5月起擔任研究院總裁至今。她在70年代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問題辦公室主任，后參與創建世界資源研究所，也擔任過《華盛頓郵報》編輯和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人員。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權力的轉移》一文，被評為該雜誌75年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之一。自擔任研究院總裁之後，馬修斯著手擴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國啟動合作研究項目，創立全球化研究項目，並把《外交政策》由季刊變成為雙月刊。

參加該研究院的專業研究人員既擁有相當的學術水平，又有在政府內實際工作的經驗，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為重要外事官員或政策顧問，或應邀參加政府舉辦的各種會議，出席國會昕證會，因此與政府、國會、國務院的關係密切，其活動也受政府和國會人士的重視和支持。除以上途徑，研究院還通過出版、參與電視媒體、舉辦記者招待會和其他各種會議，對政府制訂對外政策和國會辯論施加廣泛影響。它與對外關係委員會及重要的日耳曼·馬歇爾基金會關係更為密切，協同辦公，並互任理事。研究院還組織“初級學者計劃”，每年挑選優秀大學本科生參加，組織他們研究國際關係，參加討論，幫助導師撰寫文章，了解華盛頓外交政策的運作等。

研究院除本身的基金外，還接受外界提供的基金，主要來源是東部財團 控制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此外還有美國政府(如國務院人口、難民及移民局)、公司、外國政府(如加拿大政府)、美洲間發展銀行、世界銀行及慈善機構、大學、研究所等提供的資金。

研究院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期刊。該雜誌被美國政治學會評為“國際關係領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語、土耳其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在128個國家內發行。此外，研究院還有不定期出版的《政策簡報》(Policy Brief)、《問題簡報》(Issue Bdef)、《工作報告》等。

嶄新的國際時代正在到來。隨著新權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強大的國家，控制各種力量以影響國內外事務的能力已經降低。和平的願望主導著各個大國，但破壞穩定的衝突還在加劇。經濟的一體化帶來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長，但也引發了新的挑戰。融入國際市場和被拒該市場大門之外的國家之間的鴻溝正在加深。

我們仍然面臨著強權政治和傳統的安全威脅，但全球化趨勢中複雜而不時出現的衝突性影響正在改變國際關係的法則和地緣政治的策略。許多地區的權力和影響力正在向非國家性的角色轉移，包括跨國公司、非政府機構和犯罪聯盟。這些重大的變化對國際的安全和人類的福利有深遠的影響，這也正是卡內基研究院當前研究和工作日程中的主要內容。

卡內基研究院主要通過四大部門的活動—全球性政策項目，俄羅斯和歐亞問題項目，中國項目，以及《外交政策》雜誌，來協助制定關於傳統和新興問題的政策辯論內容。

全球性政策項目（The Global Policy Program）提出了經濟、政治和技術變化的全球化過程對現有政策的挑戰。它的研究項目涉及諸多領域：民主與法制，防武器擴散，國際貿易，以及美國的全球角色。這個項目重點將全球政策的最新議程與傳統安全問題的關切結合起來，並推動新的政策對特定的跨國問題作出回應。

俄羅斯和歐亞問題項目（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Program）是在冷戰結束后，卡內基研究院為了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和加強自身建設而加以擴展的。1993年，研究院成立了卡內基莫斯科中心，成為前蘇聯第一個完全獨立的公眾政策研究中心。該中心致力於知識分子間的自由交流，並為公共政策討論提供了享有盛譽的中立論壇。除了中心主任之外，四十名成員幾乎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卡內基研究院探討與中國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中國項目研究重點是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經濟改革、以及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之間的重要關係。中國項目還關注與中國有關的區域安全問題，對亞洲和中國與防止核擴散和軍備控制有關的問題提出分析。卡內基研究院與北京中央黨校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建立了長期的學術交流合作計劃，也與中國的其他學術機構探討勒對中國法律改革等項目進行聯合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