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蔭

王嘉蔭(1911-1976)，別名王蔭之，字痴公，邯鄲永年人。著名當代地質學家，他出生在一個貧寒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教書的，舊社會稱“孩子王”。 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先後在北京大學、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研究所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曾任北京地質學院岩石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地質系地球化學教研室主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等職。

1911年11月18日 生於河北省永年縣。

1929年 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預科。

1931年 升入北京大學地質系本科。

1935年 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留校任助教。

1936年 在湖南省煤礦局作助探。

1937年 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任助教。

1938年 任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講師。

1940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42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副研究員。

1947年 任北京大學地質系副教授。

1948年 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

1952年 任北京地質學院教授、岩石教研室主任，院圖書館館長。

1955年 任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教授、地球化學教研室主任。

1976年6月1日 在北京逝世。

王嘉蔭6歲入鄉間私塾，9歲上了公立學堂，15歲考入永年縣城中學。1929年王嘉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2年後升入理學院地質系。初到北京大學他遇到了不少困難，尤其是英語。那時的理學院外籍教師很多，留洋回來的教師也多，課堂上常用外語，學校發的布告通知也常是英語的，他開始時不得不隨身攜帶一本字典，成了北京大學“捧字典”的預科生。在地質系讀書時有兩位教授對他影響很大，一位是李四光，另一位是古生物學家、美籍教授葛利普（A.W.Grabau）①。李四光教授不僅注重課堂教學，而且注重野外實際，他經常帶領學生到野外實習，面對現場實際的大課堂他經常向學生提出很多問題，啟發學生思考，把課堂講的理論和野外實際聯繫起來。嘉蔭從中學會了如何鑽研和聯想，養成了隨身攜帶小本子，隨時記錄的習慣。後來他著書立說時很得益於這些記錄本和記錄卡。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王嘉蔭逐漸成了好學善問的學生，在教授的心目中他是最勤奮的學生之一。

他入本科當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陷了，一些東三省籍的學生講出家鄉的痛苦災難。他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對日寇的暴行義憤填膺，與東北籍同學一起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號。1935年他畢業留校任助教。同年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北京大學生上街遊行，遭到軍警的追捕和毆打，12月寒冬，學生們的衣服被冰冷的水龍頭澆透了，隊伍仍在前進。王嘉蔭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在當年的報紙上可以查到王嘉蔭與北京大學其他教授聯合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聲明和簽名。從他作教師的第一天起，就一直關心學生的成長，愛護學生，器重學生，他始終是學生的榜樣，是學生的好朋友。

1徠936年，王嘉蔭去湖南，先在煤礦作了半年助探。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去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助教。

1938年升為講師。這時，他接受了李四光早期地質力學的思想，並於1940年調到李四光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

1942年升任副研究員。他在李四光指導下做了大量野外考察和簿片鑒定工作，成為李四光的得力助手之一。李四光曾對人說，王嘉蔭鑽研出來的東西都是靠得住的。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合大學遷回北方，北京大學已恢復。王嘉蔭於1947年受聘兼任該校地質系副教授，

1948年，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解放后，他一直在該系執教。

1952年院系調整，北京地質學院成立，他調任該院教授、岩石教研室主任、兼學院圖書館館長。

1955年調任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教授，地球化學教研室主任，直至1976年6月1日病逝。

王嘉蔭自幼在古典文學、歷史等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他後來充分發揮這方面的優勢，在地質科學史研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1957年，他撰寫《本草綱目的礦物史料》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將《本草綱目》正文和集解中有關礦物、岩石、地質現象，依原書次序分為“水部”、“土部”、“金石部”，摘要錄出，並充分評價了這本醫藥經典在地質礦物學上的意義。1963年，他又出版了《中國地質史料》一書。這是他多年查閱若干典籍，對其中地質學資料加以歸納的結晶，全書分緒論、天和地、地震、火山、隕石、新的變遷、風、雨土、河流、地下水、湖泊、海洋、生物、化石、石油、地形、測量及製圖，共17部分詳細論述，充分發掘了祖國文獻中的地質學遺產。

地震是一種地質現象，我國是多地震的國家，有200多年的地震記錄，是世界上歷史最久的記錄地震的國家。王嘉蔭在整理中國地質史料時注意到古代地震的發震序列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有某些規律性，往往是沿著某一條線狀構造，或是在其一端繼續伸展，或是在其兩端反覆跳躍，有時還把兩條線通過中間地震的發生而連接起來。王嘉蔭把這種線狀構造稱為“地震線”，他發現有些地震線與已經知道的斷層線相吻合，還有一些地震線不能與已知的地質構造相聯繫。他建議要花力量研究這些地震線並且利用它們發震的規律來預報地震（《地震線的應用》，1962年，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報告）。60年代初我國地震尚不活躍，還沒有專門的地震研究機構，少數研究者都是地球物理學家。全國惟一反映地震學的雜誌是《地球物理學報》，王嘉蔭的文章寄去后不幸被否定了，未能發表，可是文章中很多有意義的見解卻很快得到驗證。60年代中期，從邢台地震開始，華北和東北發生了一系列強震，我國進入了地震活躍期。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地震預測預報機構也成立了，尤其重要的是這支研究隊伍吸收了地質人員，注視活動構造帶。現今中、長期預報的研究重點、地震儀監測的區域幾乎都是已知的活動構造帶，而這些活動構造帶中有很多是與王嘉蔭劃出的地震線吻合的。可惜，文化大革命使王嘉蔭未能對當時地震預報工作繼續作貢獻，而《地震線的應用》一文也未被應用，不過，今天人們仍然高度評價這篇文章的科學價值，高度讚揚王嘉蔭在科學上的預見性。

王嘉蔭雖然在地質學的許多領域見解卓著，而比起他最主要的領域——岩石學的貢獻卻稍遜一疇。自從何作霖教授將費氏台（費德洛夫旋轉檯）的研究方法介紹到我國以來，我國的岩石學研究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王嘉蔭是我國最早掌握費氏台的學者之一，他利用早期的四軸旋轉檯測定了我國岩石的第一張岩組圖（《岩組分析實例》，1943年），他還是岩石薄片鑒定的權威。1952 年北京地質學院剛組建的時候，他首任岩石教研室主任，這個教研室是我國最早的岩石學教學與科研的專門機構。他的專長是岩漿岩（早稱火成岩），他在《火成岩》（1953年）一書中提出了按岩漿原始成分和溫度序列劃分的岩漿岩分類系統，並且把脈岩放在相當重要的地位。該書還結合我國實際介紹了我國主要的岩漿岩類型，在岩漿岩的專著中第一次擺上了中國學者的著作。由於該書簡明扼要又結合我國實際，很快銷售一空。應讀者要求在第二版中作者又補充了新內容成為增訂版（1957年）。這時他已調回北京大學。

關於岩石的成因，火成派和水成派鬥爭了近百年終以火成派的徹底勝利而告終。火成派後來以鮑溫的一系列高溫反應實驗為依據演化為正統的岩漿學派。王嘉蔭是專長岩漿岩的，自然深信鮑溫的“反應原理”和“結晶分異”理論，他是我國掌握上述理論的權威。可是就在火成學派的影響最深入人心的時候，王嘉蔭卻相信有些岩漿岩，包括最具代表性的花崗岩可以是由沉積岩變來的，這種認識在當時（50年代）是超脫一般的。他從實踐中發現，沉積岩經過變質以後幾乎會產生所有的岩漿岩的造岩礦物，深變質的岩石結構與岩漿岩也很難區分，對這樣的岩石硬要在命名上爭吵是沒有意義的。他認為存在這樣的岩漿岩，其主要成分曾是沉積（水成）的，花崗岩就有這種類型的。王嘉蔭不僅承認這種類型的花崗岩存在，而且探討了沉積岩轉變為岩漿岩的具體過程。他藉助柯爾仁斯基（Корженскυǔ）的交代作用，探討了通過液相反應，甚至固相和氣相反應達到岩石轉變的可能性，因而於1960年曾開設“交代作用”專題課。當人們從這位岩漿岩專家的口中聽到岩漿岩不全是岩漿冷凝形成的說法時無不感到震驚。他以翔實的資料和有據的推理向聽眾解釋不僅有小岩株，包括上萬平方公里的花崗岩基都可能是由沉積岩轉變而來。理解這個問題已經不難，大量新的學說已經被人們接受，即花崗岩有多種成因，按照花崗岩的成因類型可以確定其大地構造環境。有人把岩漿成因的花崗岩稱為Ⅰ型花崗岩，把沉積變質的花崗岩稱為S型花崗岩，還有其他類型。這種認識只是近十多年的事，而王嘉蔭的見解則是30年以前的事。王嘉蔭研究問題總是實事求是，敢於否定自己曾經堅信並鑄成自己學術地位的理論，在科學面前他沒有任何私心允許自己堅持錯誤，從而養成了真誠坦白的品格，這是科學家必備的品格。

《交代作用》一書於1963年寫成，他以此書講過兩輪專題課，作了修改之後並投到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攪亂了出版秩序，《交代作用》書稿失落了。可喜的是關於花崗岩的成因理論已經大大發展，而王嘉蔭是我國最早探討這個問題，並且在國際上也是走在前面的學者之一。

王嘉蔭從事教育事業約40年，樂育英才，誨人不倦。解放初期，為了滿足國家培養地質人才的急需，王嘉蔭與馬杏垣等一起編寫了我國第一本中等專業學校的《普通地質學》教科書。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洋大學等校的地質系合併，成立北京地質學院，王嘉蔭調到該院后，開始了艱苦的創業過程。他為岩石教研室的建設親自採集標本，建立實習基地，組建實驗室，組織編寫教材。他為圖書館增購圖書，健全借閱制度，籌建閱覽室。北京地質學院發展成為每年有1000多名合格畢業生的規模，這當中也有王嘉蔭的一份功勞。

1955年8月，國家決定恢復北京大學地質學科，調樂森璕與王嘉蔭分別掌管新成立的地質專業與地球化學專業，並與地理系原有的地貌、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三個專業合組“地質地理系”。王嘉蔭又開始了新的創業過程，他為延聘師資、增添設備、收集標本、購置圖書、籌建實習基地與實驗室等費了不少心血。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該二專業已為國家輸送了兩屆五年制畢業生、三屆六年制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基礎紮實，知識面廣，大都已成為各地質部門生產、科研和教學的骨幹。王嘉蔭後期還指導了研究生，培養了更高層次的人才。

1976年5月，北京大學一位編寫《光性礦物學教程》的青年教師手頭積累了20幾個德文礦物辭彙，遍查當時所能查到的德漢專業辭彙仍不得解，他想到重病中的王嘉蔭。“有求必應”是王嘉蔭的座右銘。從助手處得知別人這一難處，他立即興奮起來，接過寫著辭彙的單子，拿起放大鏡，一邊看著德文，一邊說出中文意思。最後有兩個詞，他說是人工合成的，他帶著歉意地只說出了大致成分，把握不準，建議查一下化工學辭彙。幾天後，那位青年教師的確從一部德漢化工辭典上查到了那兩個訶，詞意與王嘉蔭說的一樣。王嘉蔭沒有留過學，德語不是他的第一外語。一個岩石學家不僅掌握大量的德語礦物學辭彙，而且掌握化工學辭彙，這不能不令人尊敬。老輩人還記得當年北京大學預科有一個“捧字典”的學生，從捧字典到“活字典”是多麼艱苦的路程。除英語和德語外，王嘉蔭還可以閱讀日語和俄語文獻，他的《交代作用》一書就是參考了大量俄文文獻寫成的。